十六国时期关中地区社会中上阶层听啥样音乐？用什么乐器？12月24日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获悉，陕西考古专家和音乐学者对咸阳底张街道布里村北的十六国墓随葬乐俑等进行了细致研究，对其表演场景及音乐表演形态进行了趣味“探秘”。
2022年4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底张街道布里村北发掘了一座大型十六国墓，是目前关中地区发现规模最大的十六国时期墓葬。墓虽然被盗，但并未波及随葬乐俑。伎乐俑数量及乐器种类与数量为目前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之最，其丰富的乐器种类及较为完整的乐器组合方式，是研究4-5世纪乐器形制、乐队组合及其发展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
乐器印证民族融合
墓主人生前是个“音乐迷”
“布里村十六国墓主人爱音乐，其乐俑丰富的乐器种类、独特的表演形式以及与‘清乐’有关的完整表演场景，为研究公元4-5世纪的音乐发展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研究参与者、西安音乐学院王若洋介绍道，他的专业为音乐考古学，这是一门依据音乐文化遗存的实物史料，借助考古方法来探讨音乐史、乐器史直至历史上的音律形态、音阶形态等音乐学课题的一门科学。2022年起，他开始参与咸阳布里村十六国墓等墓葬出土音乐文物的研究。
布里村十六国墓出土乐俑可分为伎乐俑和姿态俑两类。伎乐俑所奏乐器包括吹、弹、击奏3类8种；姿态俑均做特殊动作，并伴有张口特征，在音乐场景中承担了说、唱、领奏（领唱）、击掌、动作表演等角色与职能。
从乐俑在墓葬空间中的原始位置及组合来看，整个表演场景中除包括演奏乐器的人俑外，还包括一些未演奏乐器的人俑。专家根据乐器的有无区分为演奏乐器的“伎乐俑”和未演奏乐器的“姿态俑”。王若洋表示：这些乐俑均放置于墓葬前室东南侧，约占前室总面积的1/6，表明墓主人生前具有强烈的音乐喜好。
研究清楚乐俑如何摆放并不容易，王若洋讲了一个趣事，击筑俑出土的时候，乐器其实已经跟人俑分离了，所以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摆放的，横着放感觉不对，后来他观察乐俑的腹部有一个半月形凹痕，正好能跟这件乐器的那半圆形的头部重合，所以才确定是“竖着”放，相关的图像和文献也印证了他的结论。
布里村出土伎乐俑共20件，所奏乐器包括吹、弹、击奏3类8种。其中，吹奏类乐器包括排箫、笙、笛，弹奏类乐器包括琵琶、瑟、筝、筑，击奏类乐器则均为鼓。姿态俑共11件，即表演场景中除伎乐俑之外、其他呈特殊动作姿态的人俑。姿态俑按坐、立之别可分为“坐式姿态俑”和“立式姿态俑”两种，二者数量分别为4件和7件。
墓葬中的乐器十分讲究，王若洋举例说，出土弹筝俑8件根据尺寸及形制特征的差异分为大、中、小三型，各型平均分列于乐队组合东西两侧。乐俑中使用如此多种类的筝，反映出音乐表演中对多种音域的需要。
从乐者所奏乐器种类可以看出，筝、瑟等中原传统乐器在这一时期仍占据重要地位，而竖箜篌等异域乐器则为这一时期音乐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元素。钟、磬等礼乐乐器在这一时期近乎消亡，取而代之的则是大量丝竹管弦乐器，反映出十六国时期民族民间音乐的繁荣发展。布里村编号M63的墓葬几近保存完好的乐俑组合及其反映出的表演场景和表演形式，印证了当时民族融合背景下胡乐入华、华胡交流、兼收并蓄的音乐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为隋唐音乐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复原场景弦乐居中
十六国“乐队”与现代乐团相似
“每列乐队均将弦乐置于中间，将吹打乐置于弦乐两侧，与现当代民族管弦乐团弦乐在前、吹打乐在后的乐器布设格局类同，既突出了弦乐器的重要地位，同时能够营造更好的音响效果。”王若洋介绍。
随葬乐俑组合共包括伎乐俑20件和姿态俑11件，丧者亲属或葬仪人员将墓主生前曾经享有的音乐场景按照生活中的乐队组合及人员位置布设于墓葬前室。这些仍然基本保持在原始位置的乐俑，为复原十六国时期中上层贵族世俗生活中的音乐表演场景提供了重要信息。
该场景中，20件伎乐俑分列东西两侧，每列各10件，乐者所奏乐器呈现出两种特征。东西两侧各种类乐器基本呈对称关系，应为两组乐队。
11件姿态俑中，4件坐式姿态俑位于两列伎乐俑中间偏南，7件立式姿态俑分布于两列伎乐俑的东、南、北方向。结合动作姿态，王若洋推测，4件坐式姿态俑位于整个直角U形半封闭表演场景的中心位置，乐者昂首仰视，双手上举似击掌状，且唇部微张，似说似唱，可能通过说、唱、击掌来与伎乐俑的演奏相呼应。也可能承担了某种重要仪式的引领职能。比如4件坐式姿态俑也可能是借助音乐进行祈雨仪式。立式姿态俑位于整个表演场景最南端的中央位置，推测其角色可能为领奏者或领唱者。这件姿态俑头部缺失，面部特征不详。其余6件立式姿态俑可见明显张口特征，其形体动作呈现出表演姿态，推测其在表演场景中可能具有说、唱、动作表演等功能。
未发现明确的舞俑
“乐”“舞”共存之谜待揭秘
乐器演奏者在领奏者的引导下演奏丝竹管弦之乐，中间4位表演者以说、唱、击掌相应；四周7位表演者随乐而动，并伴有说、唱。专家指出，乐俑表演场景所反映的表演形式可能与汉魏时期的“清乐”有关。“清乐”曾流行于十六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宋武帝刘裕平定关中后将其带入南方，后隋文帝灭南陈后获之，并将这种“古致犹在”的音乐称为“华夏正声”。
“十六国时期作为两晋南北朝之中的关键节点，其音乐形态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华胡交融之势。”王若洋表示，这为后世隋唐音乐的繁荣鼎盛埋下伏笔。
王若洋说，该墓乐俑研究仍有许多存疑之处，比如关中地区包括布里村墓葬在内，10余座出土乐俑的十六国时期墓葬均未发现明确的舞俑，与汉、北朝、隋、唐墓葬“乐”“舞”共存的现象截然不同，相信随着更多考古发现的公布和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疑点将逐步得到解答，也希望同时有助于推动对十六国时期的音乐发展规律、社会思想意识、丧葬礼仪等方面的研究。
文/张潇
（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