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成都传 | 仅两三秒！一颗炸弹终结一个王朝||蒋蓝

蒋 蓝

1912年1月26日傍晚，农历腊月二十八，正是北平冬季中最冷的时节。冬季天黑得早，呼呼的北风咆哮着，北京西四的一个牌楼龟缩在胡同中的朔风里显得阴森森的，它的大门缝被风吹出一阵阵呜呜怪叫，大门不时被飞扬而起的废纸和垃圾死死贴住，给人一种诡异之感。

身为清廷禁卫军第一协(“协”相当于现在的旅、团)统领兼镶白旗都统、“宗社党”首领的爱新觉罗—良弼，乘坐的马车穿过牌楼，驶至西四罗红厂的府邸，车刚停稳，门帘卷起，良弼从车上迈下一只脚，他斜眼看见一个身着清军官服、佩刀的小个子青年挡在大门的两个石马之间，乍一看，有些像奉天陆军讲武堂的监督崇恭，仆人尚未递上来人的名刺，但良弼看到来人神色有异，觉得崇恭不应该这么晚贸然而至，他竭力在记忆里搜索，可是他既回忆不起崇恭找他有什么事，而且确认自己不认识眼前这个目露精光的小伙子，显然，是有人冒名顶替！良弼算是机警的，他平静地说：“有什么要公，夤夜到此？明日叙谈罢。”

良弼正要抬步进门，看见那青年右手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黑糊糊地东西，猛地掷向自己。黑糊糊地东西弹落在脚旁，突然爆炸，把左足轰得一片焦黑。良弼呼痛未终，已是天旋地转。卫土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地抢护，紧接着又是豁喇一声爆响，原来炸弹被台阶反激，转向后炸，火光乱迸，立即炸倒卫士数名。后来清点发现，“同时殒命者有良弼卫兵8人，马弁1人”。那个投掷炸弹的青年也不及逃避，被一块弹片击中了头部，霎时殒命。

另据彭家珍的战友、助手陈宪民《先烈彭大将军家珍奔走京津谋炸良弼详志》一文记载，烈士所租用的金台旅馆的马车也被炸裂，马夫大张、马匹受重伤，十几天后马夫大张死去。“除良弼外，供伤两马两夫死两仆。”（《义烈千秋》，成都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5页）

在爆炸事件的1个小时后，惊魂初定的良宅仆人战战抖抖地打开大门，看到了那位早已僵卧在大门台阶上的尸体，经过搜查，在尸体衣袋里找到了一张名刺，上书“彭家珍”。

良弼左腿当即被炸断。后在抢救、截肢过程中，良弼拒绝麻醉，为此消耗了最后的元气（李华英《我所闻彭家珍刺良弼经过》，《义烈千秋》，成都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44页）。两天后良弼死去，时年35岁。

良弼临死前，见到彭家珍身上搜出的名片后，伸出了大拇指：“原来是廿头（当时称革命党为廿头，取义于革字的上半截）彭某，真英雄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

从炸弹掷出到爆炸，这短短两三秒钟，却使历史定格了！这就是载入史册的的“红罗厂事件”。炸弹投掷者为时年年仅23岁的成都人彭家珍！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青年，以一腔热血改写了中国历史：红罗厂一声巨响，封建时代终结了，中国迈向了共和之路。后人评价道，彭家珍炸死了清禁卫军的头领良弼，断绝了大清的命脉。

一

1912年1月12日，武昌首义后， 清皇室贵族分子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19日即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满文姓名为标志，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想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并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良弼作为宗社党党魁，被革命党人视为共和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良弼像（图源：《成都传》）

彭家珍1887年出生于四川金堂赵镇同合村（原金堂县姚渡乡石笼三堰）的小官员家庭。其父彭士勋为家珍取字席儒，用“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之意。然而，渐渐长大的彭家珍完全没有成为谦谦儒者的意思，而是投笔从戎了。

这个有“娃娃脸”长相的青年，有一双秀丽的丹凤眼，加上身材不高，彭的身高估计不足1.6米（资料见《义烈千秋》一书。后来，彭家珍大将军专祠管理委员会主任彭家祥特意对我指出，彭的身高约为1.65—1.70米），我们很难从照片上看出文静的外表下那一腔激烈的报国之情。

其父彭世勋为清末秀才，以塾师为业，醉心于维新，主张实业救国。彭家珍8岁后，其父即授以西方近代科学，对他有重要启蒙作用。由于其父结识了宋育仁、吴之英、廖平等新派人物，1902年彭世勋被推荐到著名的成都尊经书院任教。（但四川大学的校史陈列馆刊布的说明却说，彭家珍于“1898—1902年就读尊经书院”。《金堂县志·第三十一篇人物》载，“其父在城厢奎星阁教书，他少年随父就读。1900年其父到成都尊经书院任教，家珍亦随同到蓉城读书”。）时年彭家珍年14岁，随往读书。

在省城，视野日益扩大，直接感受到国家的衰败、官府的贪枉、人民的痛苦。同时，彭家珍深受文天祥、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

1903年，彭家珍考入位于北较场的成都陆军武备学堂。1906年春，彭家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选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同年在日本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开始有机会接触并结识大批革命党人。回国后，彭家珍被任命为奉天讲武堂教习。

1911年9月，彭家珍调至天津任兵站司令部副官。在天津兵站任职其间，他又受江西都督程德全之命，担任“北方招讨使”。为响应武昌起义，彭家珍与滦州起义将官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人共谋大事。清廷为了镇压武昌起义，从欧洲订购了大批武器，经西伯利亚入关内。当时清王朝的东三省总督派彭家珍押运。

彭家珍利用这个机会电请新军，在滦洲将这批武器扣留。他以“为天津兵站购军械”的名义，携军饷到南方，与革命党联系，将巨款交给了革命军。同时，彭家珍还亲自从上海运送炸药、手枪等武器到天津，积极组织开展暗杀清廷官员的活动。

汪精卫、黄复生出狱后，联络北方革命同志于1911年12月1日在天津成立“京津同盟会”，租赁天津俄国租界洋房为机关，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枢纽。彭家珍参与其事，并担任军事部部长。当时四川的旅沪党人希望他回四川主持军事，他认为：“北京为清虏根据地，四川枝叶也，拔其根本，之夜自萎，吾愿任其难。四川之行，非吾意也。”这样的形势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对于刺杀良弼行动，被理想和激情燃烧的彭家珍是抱着必死决心的。不久，革命党人再推举他作为“京津同盟会暗杀部长”，彭家珍几次谋炸袁世凯和资政院均未得手，他改变了“一网打尽”的方案，决定采取“分头出击”“择其阻碍最力者先去之”的办法，他自告奋勇要求亲自前往刺杀良弼。事前，行动得到了京津同盟会的批准。

二

1月25日，即刺杀行动付诸实施的前一天，彭家珍在给诸同志兄弟姐妹们的《绝命书》（被某同志在烈士的遗物皮包中偶然发现）中写道：

“自入同盟会以来，不敢不稍尽责任。惜才力薄弱，未见大效，抱愧奚如。”

“今除良弼之心已决，计划已备，只待事机发动。”

“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不如死得荣”。

彭家珍的刺杀计划完全是独自一人完成的，而且非常周密。

据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华在《记参与彭家珍炸良弼案的同盟会员王崇义》一文里指出：

当年，王崇义与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同是同盟会暗杀团的成员。在刺杀袁世凯失败后，他与李石曾、彭家珍等几次开会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彭家珍提出要改变街头狙击的办法，因为那样投弹准确性差，极易造成敌人逃脱和反击。所以，要采取堵上门直接将敌人暗杀在室内的方法。（见《海淀文史·北部访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2005年1月内部出版）

某天，他到西河沿金台旅馆去办事，一进入客厅，就发现桌子上放有一张名片，有“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字样，他心念一动，便把它揣入口袋。又装着拜会崇恭的样子去找茶坊打听：“崇恭大人在吗？”

茶坊见他穿着不俗，很恭敬地说：“已经来此住了好几天，已去保定公干，过两天就回来。”

彭家珍点点头，匆匆离开了。对于崇恭，他是熟悉的。彭家珍担任奉天讲武堂教练时，崇恭就为监督。家珍知道崇恭和良弼关系好，这不正好是一个接近目标的绝好机会吗？如同一道光，点燃了心中的全盘计划。

他身上一直带有性能优良的手枪，早年在成都陆军武备学堂，他就练得一手好枪法，可以击落飞鸟。那么，为何不用枪而要使用炸弹？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历史之谜，我以为，就在于彭家珍已经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彭家珍以崇恭代表的名义由天津赴京，农历十二月初六，他和同志陈宪民一起遍访良弼住宅位置，终于弄清楚了具体所在。

为确保万无一失，彭家珍身上带有两颗炸弹，他穿好从永增军装局取回的军官制服，自称是清军标统，到前门附近的金台旅馆定下了房间。

次日先到前门军咨府，这是伪满贵胄们聚会的地方，但未见到良弼。又驱车直奔西四红罗厂良弼的官邸，递上崇恭的名片，良弼适至摄政王府未归。彭等候良久，未见良弼回来，不愿再等。彭家珍刚刚离开良宅的时候，恰逢良弼回家，便立即折回。

良弼到了良弼家门，仆人尚来不及送上崇恭名刺，良弼见那个挡在石马间的青年，心知有异，但一切为时已晚！彭家珍扔出了二号炸弹！良弼之死，使得嚣张一时的“宗社党”销声匿迹。南方的革命军肃清了各地清廷余孽，袁世凯的北洋军也兵临清京城下，迫使伪满隆裕太后与康德帝颁布了退位诏书。

刺杀首脑人物本来并不是政治斗争的正常手段，但在当时特殊情势下，同盟会这一系列非常刺杀伟绩，确实使局面顿然改观，迫使历史拐弯。孙中山评之“我老彭收功弹丸。”也就是促进革命、缔造民国一大功，不亚于一次重大战役的胜利。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追认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还亲自参加其迁葬、追悼仪式并批准为他修建专祠，择址为当时金堂县府所在地城厢（今青白江区城厢镇）。彭家珍的父亲被北洋政府聘为总统府顾问。1953年，彭家珍被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赠为“革命牺牲军人”。

美国史学大师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里认为，关于革命志士行刺的概念既来自于国际革命新世界，也是对古代富于忠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并发誓为其主人报仇雪恨的游侠传统的沿袭。

毫无疑问，古代侠义精神一直咆哮在彭家珍的血脉里。后来收入邹鲁编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彭义烈传略》（中华书局1960年版，108页）中的《彭家珍遗同志赵铁桥、黄以镛书》，就充分展示了烈士的激烈情怀：

……设不幸而荆卿剑击廷柱，子房锥中副车，则伍孚刎颈，景清剥肤，宰割凌迟之惨所不免矣。即或鲸鲵翦戳，蛇豕就诛，卫士必将攫入，重门岂能飞渡？聂政抉眼，锡麟煎心，呼吸危亡，祸至无日。况炸丸猛烈，玉石俱焚，杀我杀人，同归死路。综此三端，弟宁有生还望乎？呜呼！已矣！易水风寒，二兄不必为白衣冠之送矣！山河破碎，大陆将沉，祖逖闻鸡，刘锟击楫，楼船风利，正当努力中原。寄来像片二，异日神州光复，釐整天衢，二兄触目兴怀，当思我辈痛饮黄龙，亦犹有同心合志之故人含笑于九京乎！

这封信，写于与《绝命书》同时，字字泣血，字字见铁，弥漫着高挺于天地间的凛冽正气。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以敢死之气，征求革命之初志，这才是真正的侠之大者！

1938年，按照孙中山先生生前指令，当地政府在青白江区城厢镇修建了“彭大将军专祠”和“彭大将军家珍烈士纪念碑”。

纪念碑坐落在一正方形的碑基之上，通高9.8米；碑身为四棱柱体。碑基为台式，刻有蟾蜍花草等纹饰。汪兆铭所撰《先烈彭大将军传》，即刻于碑基。

纪念碑（图源：i青白江）

坐落在纪念碑东面的砖木结构的老式平房为彭大将军专祠，与纪念碑同时落成。如今已扩建为家珍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