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 | 换个角度看康德

康德和他的朋友们。Emil Doerstling绘于1892年

2024年3月份，编辑朋友发来微信，说今年是康德诞辰三百周年，你一向爱读康德的书，写点什么吧。我不假思索就来了个速回，说写篇纪念文章的话一个下午就可以搞定。过了两天，等我想下笔的时候，才发觉话说大发了，因为真要写点有新意的东西并不容易。正好那些日子国内媒体发表了好几篇关于康德的文章，写得都很好，从不同侧面点出了今天阅读这位伟大哲人的意义，结果越发觉得文章难写了，顿时意兴阑珊。

一晃大半年过去了，其间读了一些关于康德的书，康德的著作也重温了一些，德国为了纪念康德诞辰三百周年新出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也大都买来了，比如专门出版柏林科学院版《康德全集》的德古意特出版社（De Gruyter）出的《伊曼纽尔·康德 1724-2024：一位欧洲思想家》（Immanuel Kant 1724-2024: Ein Europäischer Denker)，编得很精彩，印制精美，有很多有趣的插图，读来很有趣。新编《康德辞典》（Kant-Lexikon）主编之一的Marcus Willaschek写的新传记《康德：思想的革命》（Kant: Die Revolution des Denkens）也放上了案头，但还是找不到头绪。为了找到灵感，跑步时把好多年前买的Was ist Aufklärung? （《什么是启蒙？》）的CD下载到MP3播放器里，半年来大概已经循环了不下两百次了吧。有一次一边阅读原文一边听，发现正好二十分钟念完。每听一遍，就好像在听康德在讲课似的，似乎有了点儿写作的感觉了。

眼看着进入了12月份，再不写，三百周年就要过去了。情急之中，想起了高中时就读过的苏联哲学家阿尔森·古留加写的《康德传》，还有最近德国学者费利克斯·海登赖赫（Felix Heidenreich）为了纪念康德诞辰三百周年而写的小说《哲学家的仆人》(Der Diener des Philosophen)，加上这两年读过的日本学者写康德的很有趣的书，心想聊聊这些，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思考当下阅读康德的意义，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路。笔者虽然深爱康德，一直没有间断对康德哲学的学习，但毕竟不是康德专家。再说康德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了，也不需要我这个票友添加点儿什么，倒不如从一个高中时就喜欢康德、啃过三大批判的普通读者的角度来写写康德。

说起康德哲学，我们总会觉得很难懂，不仅文字艰涩，而且内容本身就超难懂。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忘了是谁写的，说有的德国学生读《纯粹理性批判》宁愿看英译本。乍听难以置信，仔细一想还是有道理的。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他说自己的哲学是由康德哲学和英国经验论奠定基础的，可连他也说德国哲学从康德开始文体变坏的。伯林的好友布莱恩·麦基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伯林为了能读完《纯粹理性批判》，有一次把书带到游轮上想让自己专心读书，但最后还是没有能读完。另一位同样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法国哲人雷蒙·阿隆也读得不轻松，他在那本回顾二十世纪的著名回忆录里说，在巴黎高师读书时辛辛苦苦跟康德哲学打了一年交道，虽然很不容易，但是收获巨大，给他打下了哲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这两位智力超群的哲人都觉得读康德的哲学书那么辛苦，可见《纯粹理性批判》的确是很有难度，不付出相当的精力与时间是啃不下来的。

说起来，笔者高中时就被康德哲学吸引，进入大学后不久，便发誓要通读康德的三大批判。虽然硬是把三大批判啃了下来，还做了大量笔记，但很多地方其实并没有读懂，大多似懂非懂，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读得一头雾水。如今回想起来，那是自然的结局了。康德一生的哲学思考真正变成著作，是耳顺之年前后，他吸收了那么多涉及当时西方各个领域的知识，要处理的问题那么多，几乎涵盖整个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哪里是一个知识储备欠缺、视野狭窄的大学生能够真正读懂的！

苏联哲学家古留加（1921-1996）和他的《康德传》中文版。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康德和他的哲学呢？笔者想起了高中时读过的苏联哲学家阿尔森·古留加写的《康德传》，这本书是我一直向想了解康德的朋友推荐的。读了这本传记，你会觉得康德不再是你想象的那个一天到晚只是在构建抽象的哲学体系、毫无生活乐趣的冬烘先生，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幽默有趣又值得信赖的智者。举个例子来说吧，古留加在书中说：“康德从不单独吃午饭。哲学家认为一个人吃饭是不能容许的，这不仅不能恢复精力，反而会消耗精力，因为孤孤单单地一个人用膳，他头脑就得不到休息，总是继续思来想去。只有同别人一起进餐，才能使精力得到恢复，同人们进行毫无拘束的谈话会使人不再想其他的事并使人得到快乐。”古留加还引用最早的康德传记作者雅赫曼的话，说“根据著作和讲义来认识康德的人只知道半个康德：这位智者是在交谈中间才完全吐露衷曲的”。很多传记都说康德善于交际，很会讲笑话，能够引人入胜地谈论任何话题。据说康德在交谈中谈到外国时眉飞色舞，讲得生动感人，听的人甚至会以为康德真的去过那些国家。其实他一辈子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柯尼斯堡，可见知识多么丰富、口才何等了得。为了不冷场，康德对邀请一起吃饭的人也是有条件的，不是因为有著作或学识，而是因为为人和魅力。话题要丰富，谈吐要有趣，否则就算地位再高他也不会请的。

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的古留加的《康德传》记得封面是黄色的，当年读中学时多次借过。后来买了收入“世界名人传记丛书”的新版，来留学后一直带在身边，不时翻翻，常读常新。在东京神保町的旧书店还买到了精装、平装德文版和英译本，后来看到日文版也有了，收入法政大学出版局出的万有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里，介绍里称是堪称经典的康德传记。伽达默尔的高徒、以研究德国唯心论著称的当代德国哲学名家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说此书是二十世纪最好的康德传，洵非溢美之词。想想一位苏联哲学家研究康德哲学能够做到这个水准，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费利克斯·海登赖赫写的《哲学家的仆人》没有采用高头讲章的形式来纪念康德，而是采取小说的形式。笔者尚未看到原书，只是看了一篇作者的英文访谈，感觉很有意思，跟笔者想谈的内容多有相关之处，就在此介绍一下吧。

访谈的篇名就令人想马上读下去，叫Life in the Kantian World。作者在开头就说不想从纯粹理论和哲学“玻璃球游戏”的角度去阐释康德，而是要把康德的哲学作为对“深刻的存在性冲击和不确定性的反应”来理解(a response to a profound existential shock and uncertainty)。这样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真是富有洞察力，让笔者想起二十世纪卓越的人文大师库尔提乌斯在《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开头说的那段话。库尔提乌斯说那些历史巨著都是对作者所处时代问题的回应，比如战争，比如革命，修昔底德如此，马基雅维利如此，黑格尔亦如此。其实库尔提乌斯没有提到的康德的批判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具体地说来，就是那个时代欧洲的科学发展迅速，社会变化也剧烈，战争频仍，还有革命爆发，这些都是影响康德哲学思索的重要因素。所以康德需要在知识论、伦理学和法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探索，回应时代带来的严峻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可以把康德视为哲学家回应时代课题的一个最佳典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说，他的思辨和实践理性的所有兴趣都是被三个问题连在一起的：1)我可以知道什么？2)我应该干什么？3)我可以希冀什么？这些重要追问正是可以跟康德对时代的回应连在一起考虑的。

这篇访谈里谈到的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康德最好的友人、英国商人约瑟夫·格林竟然不仅通读过《纯粹理性批判》，而且跟康德一段一段讨论过校样。海登赖赫说这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十八世纪有一位英国商人竟然能够读懂康德的哲学巨著，同时还能做他自己的工作。我们知道康德把打点财产的事情也交给了这位英国朋友，非常信任他。收入不算丰厚的康德正是托这位挚友的福，才获得了真正的财务自由。笔者虽然读了很多年康德的著作，早就知道康德有格林这位挚友，却是第一次知道格林跟康德讨论《纯粹理性批判》这个细节，感觉真是难以置信，毕竟这是伯林和阿隆都读得不轻松的名著。在很多人看来宛如天书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这位英国好友竟然能够跟他一个章节一个章节讨论，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可能？别的传记资料说格林也很喜欢休谟，熟悉这位苏格兰伟大哲人的思想，这应该是他能够跟康德进行哲学对话的一个关键吧，但似乎又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

德国学者费利克斯·海登赖赫写了一部小说《哲学家的仆人》来纪念康德诞辰三百周年。

对格林能够跟康德讨论《纯粹理性批判》这件事，海登赖赫感慨地说，当今社会，每个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仿佛都不敢逾雷池一步。他问过于细分化的专业与职业化的社会是否真的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觉得格林是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因为他的教养和学识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读到这里，想起以前看到过一篇写日本史研究现状的文章，说现在研究日本史，不仅大正时期和昭和时期要分开，而且昭和还分前期和后期，甚至更细。看得我这个日本史外行大惊失色。心想按照这个标准，二十世纪东洋史大师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那样的大学者肯定都会感到窒息的，雅克·巴赞那样写了五百年西方文化史的大学者今后肯定出不来了。为了学术的发展，专业的细分化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过度了，那么不仅隔行如隔山，甚至同一个专业也会有隔山的感觉吧。我们知道康德的专业是哲学，可他上过很多课，不仅有理科，甚至上过人类学的课。那样的做法在现行大学体制里当然是不需要了，但是那样的精神如果也放弃了的话，真的对学术的发展好吗？马克斯·韦伯那样强调学术专业的细分，可他本人却是百科全书型的大学者。他不是专业哲学家，可他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跟哲学家李凯尔特、齐美尔都是好友，哲学造诣之深，一般的专业哲学研究者都未必及得上。深受韦伯熏陶的雅斯贝尔斯说韦伯是真正的哲学家，绝非谀词。他们那个时代做学问的方法其实还是继承了康德所代表的伟大传统的。当今重要哲人查尔斯·泰勒在一次访谈里说，如果重上大学，他想上一百年前的德国大学。这位学养深厚、视野宏阔的当代大哲那样说，也证实了那种大学传统的伟大之处吧。

海登赖赫在访谈中说到的另一件事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康德那样强调个体的重要性，说每个人都要独立思维，可是他自己却是在一个彼此连接的社会网络里成长发展的。他称康德是“media junkie”——姑且翻译成“信息控”吧，因为康德对信息有无穷的胃口——想象一下康德如果活在今天，说不定也是手机控了。我记得别的传记说康德跟别人聚餐聊天，也是收集验证他的哲学所需的材料，通过跟不同职业的人交流，可以让他获得大量信息，从而能够验证他在孤独思考时获得的结论。换而言之，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喜欢社交，似乎就是康德的田野工作。这一点是我们在读康德哲学时不可以忘记的。通常都会说康德综合了英国经验论和欧陆的理性主义，重视跟各种人交流，正是他重视经验的具体体现。

德国出版社网站上有介绍《哲学家的仆人》的文字，里面提到这部小说不仅具有娱乐性，而且也是要探究“启蒙的深渊”(die Abgründe der Aufklärung)。我们知道，康德是代表了欧洲启蒙运动精神的伟大哲人，他的经典论文《什么是启蒙？》至今读来仍具有振奋人心的力量。笔者每次重读，都有收获，尤其是第一段读来完全没有已经过去近两个半世纪的感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何兆武译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虽然赞美启蒙，我们当然不必否定启蒙的问题，关于这些，西方学界的研究也早已汗牛充栋了。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到伯林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从来就不缺乏启蒙的批判者。那么，对待启蒙我们是否需要彻底否定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无论怎么说，启蒙带来的积极效应还是巨大的。就像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平克在《当下的启蒙》里说的那样，启蒙的理念是永久的，并且现在比以前更加需要。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这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和东方对启蒙批评的有效性，毋须因为启蒙的伟大而为其遮蔽问题。在访谈里，海登赖赫就承认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对启蒙批判的正当性，指出重要的是西方应该严肃检讨自己历史里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等问题，但不需要在批判的同时丢弃那些好的价值。所以，在他看来问题就在于如何采取一种柔性的启蒙形式——a mild form of enlightenment，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沟通性，而非那种激烈的形式，同时还能与启蒙的理念保持一致——看到这个“柔性的形式”，笔者有拍案叫绝的感觉。因为反过来就很有可能是一副唯我独尊的“启蒙帝国主义”的嘴脸了。用海登赖赫的话来说，关键就在于防止启蒙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理性帝国主义”(top-down rational imperialism)，而这正是未完成的课题，也是一个挑战——他说的是对西方而言，其实这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对我们来说，问题还要复杂一些。因为我们近代以来面临的是伴随西学东渐而来的“启蒙东渐”。起先我们是把启蒙作为绝对命令来看待的，没有察觉到启蒙本身可能会带来的问题，至少五四先贤没怎么认识到这点吧。这样就不知不觉把启蒙所造成的问题也一起引进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重新检讨启蒙的价值观时，需要有真正的批判精神，而这种批判精神正是启蒙精神本身所主张的。在笔者看来，我们如果想辩证地看待启蒙，重新审视康德哲学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重温康德的启蒙思想，可以帮助我们继续真正的启蒙。在这点上，笔者很推荐法国当代重要哲人托多罗夫写的《启蒙的精神》(l'esprit des lumières)，此书正是重新审视启蒙精神的一部佳作，值得我们重视。只有通过那样的思路，我们才能既继承真正伟大的启蒙精神，同时又能避免启蒙精神可能造成的问题。借用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吧。

日本德国文学专家池内纪和他写的康德小传《康德先生的散步》。

读完这篇访谈，笔者想起了前两年读过的另一本康德小传，跟海登赖赫的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是日本著名的德国文学专家池内纪(1940-2019)。这位当代日本最有意思的德国文学专家虽然不是哲学专家，但他在晚年不仅写了本题名为《康德先生的散步》的康德小传，还出版了有几篇跟康德有关的文字的随笔集《消失的国家  被赶走的人们：东普鲁士之旅》，重新翻译了《永久和平论》，可见康德在他心中的分量。

《康德先生的散步》腰封上印着这样几行字：“读不进《纯粹理性批判》的你，跟康德老师一起去散散步怎么样？”看了能立即吊起阅读的胃口。他在前言里说，在这个信息量巨大的时代，我们摁一下电脑键，就会有大量知识入手，我们应该把康德从厚重的围墙里解放出来，走一条新的哲学之路了。在池内看来，康德哪里是什么冬烘先生，很少有比他好奇心和想象力更加丰富的人了，而且能把想象的事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他说康德批评之锐利、看时代眼光之精准，还有作为人的魅力，只要跟他散一会儿步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内心之丰富罕有其匹。

为了理解康德，池内去过加里宁格勒，就是康德时代的柯尼斯堡。漫步在街头，仿佛是要寻访康德当年的气息，还拍了很多照片。我们知道二战接近尾声时柯尼斯堡被炸得几乎体无完肤，但康德墓毫发无损。虽然市容大变样了，池内说他还是嗅到了一些当年的痕迹。事实上去东普鲁士的旅行增进了他对康德的理解。这本小传写得生动有趣，感觉就是刚才介绍的《哲学家的仆人》的日本版，从波罗的海的珍珠柯尼斯堡一直写到康德去世。对令人望而生畏的三大批判着墨不多，更多是写了日常生活里的康德，也花了不少篇幅介绍了那位能读懂《纯粹理性批判》的格林。也许跟作者执笔时的年龄有关，池内还详细写了老年的康德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人生最后一章的。他说即便智力超群、象征着人类理性巅峰的康德，衰老也没有放过他，体力和脑力也是一步步无法挽回地走向衰退。

至于重新翻译的《永久和平论》，也寄托了池内纪先生的忧世情怀。他说两百年前的这本名著，读起来毫无过时的感觉，简直就是针对当下的。之所以要翻译这本名著，也是因为以前日本的《永久和平论》都是哲学研究者翻译的，读起来很难懂。所以他很尊敬的一位集英社编辑在退休之前委托他翻译成高中生也能读懂的书，让他感到义不容辞，欣然承担。虽然在那之前康德哲学对他来说很陌生，他为了做出一个更好的译本，用功读书，作笔记，进行实地考察，很是下了一番功夫。笔者手头有这个最新译本，腰封上写着：“这是十六岁开始读的和平论。联合国和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理念就是诞生于此。”译者的良苦用心，于此可见一斑了。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奥特弗利德·赫费2023年出了本《来自柯尼斯堡的世界公民伊曼纽尔·康德在当代—其人及其工作》（Der Weltbürger aus Königsberg Immanuel Kant heute: Person und Werk，Marix Verlag，2023)，有四百页厚，是给康德诞辰三百周年的一份重要献礼。赫费在书里指出，作为世界公民的康德，他的世界主义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说，康德的很多主张放在今天都是激进的、催人思考的。《永久和平论》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在不仅有热战，而且冷战乌云也不时出现的当下，康德的哲学尤其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如果说，真正的哲学能够帮助我们在暗夜行路，那么康德的哲学正是那样的哲学。

当然，最好的纪念康德的方式，还是去读他的著作。虽然是不太容易，但如今有了更好的翻译，特别是这二十多年来，英美出了很多导读和指南，甚至有《纯粹理性批判》的指南。德国也出了很权威的康德指南，不同语种的康德辞典也出了好几种，大大有助于我们读懂康德，无须再视为畏途了。想到格林跟康德的讨论，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了。

王前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