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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谈到哈萨克斯坦人口政策，交流完毕后，台下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王宪举提问：
“我们国家现在的女同志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想问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王宪举的话让友邦惊诧，卡林当即回怼：
“哈萨克斯坦并不会强迫妇女去生孩子，不会替她做选择。哈萨克斯坦的妇女非常积极地参与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政治。2022年哈萨克斯坦通过了涉及儿童安全和妇女权益的重要法律，形成了新的机制保护妇女权益”。
王宪举认为，政府可以命令女性去生育，卡林认为，政府不能强迫女性生育，提高生育率要从保障女性权益入手。
该事件一出，王宪举成为众矢之的，被全网唾骂，人大重阳也下架了这篇文章。
不过也有人为王宪举辩解，说卡林的回答只是外交辞令，认为哈萨克斯坦生育率高更多是因为伊斯兰教和传统习俗，以及90年代后大量低生育率的俄罗斯族人迁出所致。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哈萨克斯坦官媒很快科普，介绍哈国如何通过完善社会福利为多子女家庭“兜底”。
其中有两条格外引人注目。我摘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1、从2024年1月1日起，哈萨克斯坦国家基金投资收益的50%被分配给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定期打入未成年人的专属账户。在孩子年满18岁后，其名下账户中的累计资金将会被解锁，供账户持有者用于接受教育或购买住房的支出。
2、妇女平均有180天的产假，生育新生儿的女性还可以享受的育儿假期为3年，女性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提前结束休假期返回工作岗位。休假期间，其所在单位有义务保留其职位。女性还可享受1.5年的育儿津贴发放。每月育儿津贴金额为申请者在孩子出生前24个月内平均月收入的40%。
如果哈通社所说属实，哈国的福利确实比某些国家强得多，哈国有2.9的总和生育率并不奇怪。
生育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如果生育带来的收益是正向的，人们自然会选择生育，历史上看，维持生育率的从来是良好的生育环境或者以来社会自发力量，无论多么强势的政府，都无法直接控制人民生育。王宪举的“政府宣传拉升生育率”在历史上从未成功。
谌旭彬老师在《大宋繁华》一书中细致梳理了中国人口的发展史，他发现，从汉朝到唐朝，中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虽然历代皇帝都想让百姓多生，出台了很多强制措施，但都无功而返，老百姓不愿生育，他们杀死出生的婴儿，甚至杀男婴胜过女婴。直到宋朝，通过取消一些抑制人口增长、加重百姓负担的恶政，中国人口才出现爆发式增长。
谌旭彬认为，人头税和劳役制度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他发现汉朝鼎盛时人口大概是5900多万，唐朝人口最多时是7000多万，700多年的发展，峰值人口只增长了1000多万。到宋仁宗时期，同样的疆域下（辽和西夏也算进去），人口竟然暴增到了1.4亿，足足增加了1倍。
这期间，宋代的粮食亩产较之唐代，只增长了12.5%，生产力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唯一变化的只有税制。
秦汉隋唐一直以人头税为主，汉代人头税占比95%，唐朝前期占比在57%-76%之间。秦汉还有繁重的劳役，晁错就曾计算，一个五口之家，至少有两名成年劳动力要经常服劳役，每多生一个人口，就意味着要多交一份税，如果是男丁，还要承担劳役和兵役，等于交两份税。
生育是一项高度理性的行为，如果农民觉得，多生一个孩子带来的产出还抵不上政府的汲取，他就不会选择生育，在那个缺乏避孕和堕胎手段的时代，老百姓会通过杀婴来维持家中人口。
汉和帝时期，长沙太守宋度就发现当地百姓“产乳不举”，因生活困顿不愿意养育新生儿，宋度只能“禁民杀子”，结果一年内便有3000名孩子被救下来，为了感恩宋度，这些孩子的姓名里都有宋字。
西汉末年的临淮郡，杀婴的情况也颇为严重，侯霸做官后才有改善，但是等侯霸离任后，当地百姓立即停止养育孩子，理由是侯霸在任时愿意承担孩子的养育费用（减免人头税），新来的郡守不愿意，家庭为了生存下去自然要抛弃孩子。
到曹魏，因为曹操征发民力太狠，老百姓甚至出现了杀男婴的情况，曾随曹操北征的陈琳就说当地百姓“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唐天宝年间，因唐玄宗穷兵黩武，民间也一度：“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朝廷剥削地太狠，经济价值更高的男性反倒成了累赘。
对于民间的杀子行为，朝廷自然是不满的，秦制政权的第一要务就是汲取社会资源，而在农业社会，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口，如果人口不断减少，意味着皇帝的财富出现了缩水，所以历朝历代都严厉处置杀子行为。
秦睡虎地秦简就规定如果父母杀死残疾的新生儿，不予治罪，但如果杀死健康的新生儿就要严惩。东汉末年的酷吏王吉在治理地方时更是规定“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斩杀后还要将犯人的尸体砍碎游街示众。
但这些严刑峻法并未阻止百姓杀子，大棒不行，有人就开始抛出胡萝卜，不少大臣建议应该在老百姓生育时暂时减轻汲取，可持续地竭泽而渔。
汉代三国两晋都有不少人建议用免除人头税的方式鼓励百姓生育。曹魏时期，御史大夫王朗曾上书曹丕，建议在女性生育一年内不征发她们的丈夫服劳役和兵役，免除人头税。劝说曹丕要懂得“可持续的竭泽而渔”，等老百姓的孩子长大后再征发驱使。但这些小修小补并不能改变百姓拒绝育儿的大局。
这一局面到唐朝后期才有改观，当时唐朝开始实行两税法，两税法主要关注的不是人头，而是资产，土地代替人成了农业税收的基本单位。税收从以前人口多多交税变成了田地多多交税。在田亩税为主的时代，人口不再是负担而成了财富。
宋代完整继承了两税法，北宋时人头税就仅占30%，到南宋降到12%，到清代，甚至完全取消了人头税，每一次对人头税的降低都会促进人口的增长。
除了抛弃人头税，宋朝还改革了劳役和兵役制度，进一步刺激了人口的增长。
此前，朝廷的劳役和兵役都是直接征发百姓。宋朝开始实行募兵制，当兵变成一种职业，完全依照自愿的原则，在北宋后期，募兵已经成了吸纳社会闲散人士，防范社会动乱的重要方式，同时军队也承担一定的劳役，减轻了百姓负担。
宋朝的差役制度还规定劳役由富人出钱雇佣人为朝廷服役，这种将压力转嫁给富人的方式也一定程度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
虽然宋朝仍然有杀婴的现象，但相比前代已经大为好转，南宋还设立了专门的“举子仓”，仓库的粮食用来救助生了孩子无力抚养的家庭，标准是生一个孩子给60公斤大米。
到了明清，杀婴的现象还有，但已经从秦汉隋唐杀男婴为主变为杀女婴为主，且被杀的婴儿一般不是独子。
大部分婴儿不是独子说明很多家庭并不是完全养不起孩子，而是财富有限的情况下选择了经济价值更高，更符合传统传宗接代观念的男婴，虽然这仍是惨无人道的行为，也会造成严重的性别失衡和社会矛盾，但农业社会下，生产价值高的男婴能幸存，也证明朝廷的恶政相比秦汉时期还是少多了。
中国古代生育的历史证明，人口增长最终靠的是朝廷减轻百姓的负担（尤其是穷苦百姓），创造一个更友好的生育环境，提高生育率只能靠疏不能靠堵，不要说宣传没用，就是处死不生育的父母，也没有多大效果。朝廷再神通广大，也管不了妇女的子宫。
与其像王宪举一样痴人说梦，不如真正地吸取古人的教训，踏踏实实地创造一个利于生育的环境。现代社会，女性也要工作，女性的自主意识也大幅提高，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继续上涨的背景下，更要拿出实在的激励措施，包括补贴新生儿、减免税收和大幅延长产假和伴侣关爱假等。
哈萨克斯坦和宋朝的经验都摆在这了，真心希望诸多像王宪举这样的“肉食者”，能多学习下友邦的成功经验。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温良的人民，只要他们的境遇改善一点，都会心满意足，迸发出无穷的生命力。
真心希望我国的育儿福利和妇女权益能更上一层楼，那样于国于民，都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