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李剑亮
冬月一个寒风凌冽的午后，我和杭州大学中文系昔日的老师与同学，不约而同在杭州西溪路上的一座建筑内，为我们本科时的任课老师——朱宏达教授送上最后一程。
那天深夜，从远处山谷吹来的阵阵夜风，带着山脚下小溪的水流声，在窗外时隐时现，将我的思绪引向了曾经与朱老师在一起的难忘时光。从点点滴滴到一个又一个片段，令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帮朱老师抄写书稿
朱老师曾为我们80级同学讲授先秦文学课。第一堂课讲述先秦诸子散文。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堂课朱老师以《汉书•艺文志》为依据，给同学们梳理先秦诸子百家的源与流。我就是在那堂课上，第一次知道了《汉书•艺文志》这篇重要文献，以及它所具有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为了让同学们学好这门课程，朱老师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解先秦诸子散文的兴起与发展、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等知识要点外，还建议同学们成立“古代文学兴趣小组”。在一次兴趣小组的活动中，朱老师前来辅导，并解答了我就《汉书•艺文志》提出的相关问题。也许是这一次的互动，朱老师开始关注到了我，跟我说最近他正在整理一部古籍，要对书稿作最后的誊抄，然后交给出版。他希望我课余时间帮他誊写一部分。我自然很乐意。于是，朱老师便带我去他家，吩咐我如何誊写。
朱老师的家在杭大新村（也叫杭大河南宿舍）。这里曾住着一大批国内著名的学者。前些年中文系汤洵老师撰写的《西溪路五十六号》一书，即记录了杭州大学教师当年在此潜心学术、化育桃李的情景。它与校园就隔了一条马路与一条河。马路就是天目山路，河就是沿山河。从校门出去，先穿过马路，再跨过河上的一座桥——道古桥。住在这个宿舍区域的中文系老师，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的老师，在他们出版论著时，往往会在书稿的前言后记落款的地方写上“道古桥”这个地名。因此，这个地名在省内外部分学者群体中也颇有知名度。
朱老师让我誊写的是明末清初学者张岱的《四书遇》。认识张岱，是从阅读他的《湖心亭看雪》开始的，感觉他是一位极具个性和才情的散文名家。没想到他居然也会像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一样潜心《四书》？然而这一疑问在我誊抄完了张岱的《自序》以及马一浮先生《题记》后，我才感到张岱读《四书》与宋元以来的学者的方法大不相同，极其个性。他在《自序》中说：“余幼尊大父教，不读朱（熹）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踞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书遇》。盖‘遇’之云者，谓不于其家，不于其寓，直于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意思是说，他读《四书》决不因袭前人注脚，强调在电光石火般的一闪中间悟出的某种妙解。
根据出版社要求，该书采用繁体汉字竖排。这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好在朱老师不断地开导我，大凡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必须得阅读繁体竖排的典籍。现在回顾头来看，那次誊抄经历使我扫除了阅读繁体文献时的不少障碍。如“恠（怪）”、“咲（笑）”之类，都是在当时誊写过程中认识的。1985年，也就是在我本科毕业再读研究生时，朱老师点校的《四书遇》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朱老师随即送给我一本。我一边翻阅着散发油墨香味的书本，一边带着指点未来的腔调跟朱老师畅谈，在现有点校整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然在此之后，朱老师与她夫人吴洁敏老师一起投身到对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的专题研究，并撰写出版《朱生豪传》。对《四书遇》的研究暂告段落。
与朱老师相聚在嘉兴
我刚走出校门后的头两年，曾在嘉兴市某机关单位工作。期间，朱老师陪同蒋礼鸿先生走访嘉兴。蒋先生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资深教授，和朱老师同为嘉兴人，也是朱老师大学时的老师。不过，到我们在中文系读书时，蒋先生因年事已高，就没有给我们授过课。
我最早翻阅蒋先生的著作，就是在朱老师家里誊写《四书遇》时。朱老师书架上有一本蒋先生的《古汉语通论》，我便在誊写间隙取来翻阅。那时我们也在学《古代汉语》，用的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教材，厚厚的四大本。或许是该教材内容太丰富，几位老师讲课时只挑选其中的一部分。这对我来说有点眼花缭乱，总觉得有不少问题还没有真正理解。但当我翻阅蒋先生这本《古汉语通论》时，就觉得全书的章节眉清目秀，又自具剪裁结构。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向朱老师借阅。没想到朱老师爽快地把书送给了我。于是，我利于课余时间通读全书，等于又补习了一遍。由此对古汉语知识中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特殊词义的解释、句子类型、词类活用、特殊词语、古今不同的语法、修辞学、目录学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虽然读了蒋先生的书，但直到他这次来嘉兴之前，我还没有见过蒋先生。因此，当朱老师通知我晚上一起到蒋先生下榻的嘉兴宾馆拜见蒋先生时，我自然很期待。
嘉兴宾馆又叫市政府第二招待所，主要接待一些参加市政府举办的会议以及其他公务活动的客人。
记得那天活动的主人是市里的一位许姓领导。这位许领导是朱老师的大学同学，同为蒋先生的学生。因此，那天的活动兼具工作访问与师生聚会的双重色彩，气氛轻松、自然。许领导谈到了他近期主抓的“南湖革命纪念馆”的修缮工作。朱老师便建议蒋先生为纪念馆贡献一份墨宝。蒋先生在杭大前辈学者中属于学问与书法俱佳者之一。他的书法将晋唐宋元各家融冶一炉，具有内蕴、冷逸的个性色彩，颇具文人书法的书卷气息。蒋先生也愉快地答应，表示回到杭州后就写上一幅。大约两周后，我去杭州时上朱老师家，朱老师把蒋先生写好的作品交给我，印象中，蒋先生书写的是清代学者朱彝尊组诗《鸳鸯湖棹歌》中的一首，具体哪一首已记不清了。我回到嘉兴后，就把它交给了领导。不久，我便离开了嘉兴，也就没有去纪念馆观赏这幅作品。
朱宏达老师（后排左二）与杭大中文系师生参加评弹艺术家唐耿良先生学术讲座。
随朱老师参加学术会议
1991年4月6日，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和义乌市文联联合在义乌市举办“骆宾王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能参加这次会议，便是得到了朱老师的推介。朱老师是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也是那次会议筹备组的负责人。他让我好好准备一篇会议论文，到时随他一起参加。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经济等各种条件限制，举办一次学术会议颇为不易，因此对参会人员的要求也比较高。那时我刚进入高校任教不久，真心觉得机会难得。于是我就一方面找来了清人陈熙晋的《骆临海集笺注》，一方面认真阅读了杨柳、骆祥发先生的《骆宾王评传》。骆宾王有一首《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的七言长诗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我很好奇唐代这两位男女道士之间到底存有怎样的交往关系，以致于这位名叫王灵妃的女道士要请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给他写这样一首代言诗？犹如当年被汉武帝冷落的陈皇后（阿娇）请司马相如为她代写《长门赋》向武帝陈情一般。但对于这样的创作缘起及其背景，陈熙晋的《笺注》和杨柳、骆祥发先生的《评传》都语焉不详。《评传》对这首诗的创作地点，出现了两个相悖的结论。于是，我集中精力，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撰写了一篇题为《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考索》的小文章，提交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发言。
由于刚入职高校当教师不久，对校外的前辈学者基本不了解。直到会议报到后，才看到参会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骆祥发先生，在“单位与职务”一栏中写的是“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我当时那个紧张啊！于是就怯怯地跟朱老师商量，要不我就不作会议发言了。朱老师跟我说，你的文章，我们会议筹备组老师已看过，认为文献依据扎实，论述充分，结论客观可信。
在会议总结阶段，朱老师又对我的文章作了点评与肯定。这使我如释重负。后来，由朱老师与骆校长、樊维纲、陈铭、陈兰村等先生组成的编委会编辑出版了《骆宾王研究论文集》。我的小文也收录在内。从参会到论文被收录并正式出版，这其中包含了朱老师对我这样一位年轻教师的鼓励与提携之谊。
与朱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
2022年3月11日，浙江古籍出版社在之江饭店举行《夏承焘日记全编》（十二卷）新书发布会。发布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20多位。朱宏达老师也受邀参加。
朱宏达老师参加《夏承焘日记全编》新书发布会。
作为《夏承焘日记全编》的副主编之一，我早早到了会场。朱老师则由会议举办方浙江古籍出版社安排车子接送，也提前到达。于是我们就在会议室旁边的接待室边等候，边聊天。因为那天活动的内容是《夏承焘日记全编》新书发布，因此，朱老师所聊话题自然都是有关夏承焘先生的往事。主要聊了两件。
一是当年朱宏达老师受杭州大学委派，前往北京向夏承焘先生传达杭州大学党委签发的1978年106号文件《关于夏承焘平反的决定》。时间是在1978年11月间。夏承焘先生当时因健康原因长期北京疗养。有关夏承焘先生此前被冤的原因，在1978年11月26日《浙江日报》刊发的《把实事求是作为落实政策的根本依据》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原语言文学教研室主任、二级教授夏承焘，在一九六二年曾将《岳飞词考辨》寄往日本《中国文学报》发表。……曾把此事无限上纲，被说成为‘勾结帝修反’给夏承焘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进行长期的揭发、批判、斗争。在复查夏承焘案子时，杭大党委引导大家看夏承焘教授的实践活动。夏承焘在全国解放后，热爱党和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找不到他由什么‘勾结帝修反’的言行。为此，党委专门作了决定：推倒原来强加在夏承焘教授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彻底平反。”朱老师之所以跟我们讲述这件往事，我想，一来，这件事对夏承焘先生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二来，朱老师当年受杭州大学委派赴京向夏承焘先生传达这份平反决定，也体现了党组织对他工作的一种信任。朱老师内心应该是自豪的。
另一件是关于夏承焘先生日记部分原稿丢失的事。夏承焘先生从17岁起便开始记日记，一直到他去世前一年（1985年），持续了近70年。在夏先生晚年时，他的日记又从北京转辗到了杭州。遗憾的是，一部分原稿在此期间丢失了。丢失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朱老师因此不无感慨地说，要是这部分丢失的日记能失而复得的话，这次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夏承焘日记全编》才是真正的《全编》。我忍不住插了一嘴，还想请朱老师谈谈，对夏老《日记》丢失原因作点分析。无奈，会议开幕的时间已经到了。于是我们和朱老师一起走进会场。
想不到那次见面，竟成了与朱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那天的第二个话题，如今便成了“独恨无人作郑笺”的难解之题。
作者简介：李剑亮，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浙江树人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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