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项涵
邵艺辉的新片《好东西》截至12月3日票房已破4亿，在当下颇显冷淡的电影市场上表现不俗。片中主角之一王铁梅所在的自媒体名为“女子东西”，影片所关心的话题意味着它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不过，它的话题性不止来源于此，可贵的是，它触碰到了当今都市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有关何为好的生活的理解和想象。《好东西》有意为之地借助“女子”友好的镜头语言，在影像中革新生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有一种生活被命名为“好”，就像片名将history重写为herstory，这种命名和重写的冲动，提供的是有关好东西的抗辩式理解。它在社媒网络上引发的热烈讨论，也揭示了这种理解在年轻的社会群体之中强有力的代言性质。
观众在感觉到“好”之前，往往先会感受到电影语言的“新”。与时兴的脱口秀或素描喜剧（SketchComedy）的相似性，几乎是这部电影在形式上被讨论最多的话题，也是电影叙事遭遇质疑的原因之一。在影院看《好东西》，时常会产生一种奇妙的观演体验，仿佛它驾轻就熟地在影院空间内制造出一个和线下脱口秀演出相似的现场。观众是否能够参与到这个新空间，在于他们是否在观看中形成了一种默会，是否感觉到自己无意说出、无法说出的话被一针见血地表达出来，是否感觉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来不及治愈就已经忘却的隐痛被看见了。就像脱口秀点燃现场的方式一样，它追求一种“地下”的短暂庆典，在更快的节奏中，反讽的机智层出不穷，演员精准地戏拟着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人物”，观众等待着心照不宣的快乐一级一级向上攀升。与这种风格相关的是，影片带着它尖锐的批判性机灵地“闪击”，又在未及深入之前适时后撤到无害的地带，严肃的、重大的抗议，似乎也会最终汇入我们静谧、绵长，自有其伦理和逻辑的生活之流。
《好东西》海报
与脱口秀的另一种相似性在于，《好东西》追求充分乃至过度的表意。它的表达欲太旺盛，不舍得在影像语言中留白：《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看不见的女性》，结构性问题，原罪，大法官金斯伯格的“I DISSENT”，“School Kills Artists”，“正直勇敢有阅读量”……这些宣言张贴在生活世界的每一处。印在T恤衫和帆布袋上的标语、书籍的名字、人物语言彼此穿织组合，构成邵艺辉喜欢的有信息量的镜头。然而，这个意义过载的话语的世界，并未压平影片的生活质地，标语口号的声量，只是在边缘角落点缀着元气淋漓的生活。影片在更为重要的地方留白了：“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鼓”；“怎么才算好呢，裁判是谁呢？”；“在家看电影的关系”，“在厕所一起吃东西的关系”……好东西，是携带枝叶饱满的共同记忆，从语境中汲取养分和生命力的东西；而不是被外在秩序规定为“好”，却已经枯萎僵死的东西。正是因此，影片末尾给予茉莉的演出以华彩，也将其与学校文艺汇演台上台下的“表演性”并置。学校的汇报演出，连观众都需要排练鼓掌；而小叶的乐队“无条件投降”收集录制的声音（切菜，榨果汁，滚筒洗衣机，晾晒衣服前的一甩，踩在落叶上，苹果从台阶接连滚落……），却来自生活中猝不及防的诗意，在台下为乐队演出欢呼的人们，也是女子三人组真挚的伙伴们。这是一组直露的二元对照，“好”，显然与对“真”的体认密切相关。
对于“不好的”、“有毒的”东西直露的批评欲望，并不足以使《好东西》成为一部惹人喜爱的电影。《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预留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地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性被细腻地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和新鲜的表达，让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小叶让王茉莉猜测各种音响来源的一段蒙太奇，沙漠里下雨，河马在喝水，熊猫吃竹子……并不切合事实，却是对于家务劳动和日常困境诗性的再发现，证明房檐下的空间配得上最广阔的想象力。当王茉莉对小叶说，“你的眼睛很美很亮，我喜欢你看我，你怎么看我都没事……你的眼泪也很好吃”，这是一份令小叶和观众都始料未及的爱的表达，像一份带着手工痕迹的稚拙的礼物，而不是过熟的爱的工业品。在这个意义上，《好东西》固然是尖锐的、说教的，却也足够讨喜，在保持讽刺的敏锐之余，它也不吝献上温柔的体贴和包容。影片对于王茉莉这一在社群中成长的小孩的遐想，意味着真实的“好东西”，不仅可以在平等、轻松、自在的好气候中被创造出来，还可以反过来滋养这一个好的气候。
《爱情神话》海报
《好东西》以女性主义路径切入近年来热门的“重建附近”的话题，思考在原子化的都市中重建共同体的可能，这也是想象好的生活的题中之义。两个相邻的房间，以王铁梅、小叶、小孩王茉莉为核心聚合起一群沪漂的青中年。铁梅去小叶家摘菜，邀请小叶、小马到家里吃剩饭，工作时小叶帮忙带小孩，装修房子有一群朋友搭把手……这些都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几乎是对传统邻里关系中最美好的那些部分的追忆。对于高度竞争的陌生人社会，影片提供了一种情感代偿。不过，比起平行篇《爱情神话》中的小共同体，《好东西》的小共同体里还洋溢着一种生机葱茏的共识和理想。结构性压迫、性教育缺失、酷儿文化等等在互联网掀起巨大声浪，在现实中人们却经常讳莫如深的话题，被多次搬上了《好东西》的饭桌戏。那些反讽的、谐谑的时刻，映照出一个轻松、进步的局部气候，即使是前夫、小马、胡医生、门卫大叔也不外于此，收入画幅角落的买花的同性恋人，步行道上唱着《明天会更好》的小乐队，诸种影像语言，也暗示着局部气候从“附近”向外扩散的可能性。《好东西》搬上荧幕的女性议题不算新鲜，也称不上多么深刻，它们是在如今的社媒网络上最常见的属于都市中产女性的议题。但《好东西》能够不落窠臼，是因为它并不急于从生活之树上摘得那些尖锐、深刻的议题，而是让它们完整、鲜美地挂在树上，这又让影片包裹于一种踌躇中的轻盈。“悬浮”，也是《好东西》面临的批评之一。事实上，这个进步的小气候，的确“悬浮”在一些有关何谓进步的共识之上，基于这些共识，人们不再需要为酷儿身份自我辩解或大惊小怪，不再需要苦大仇深地反抗或寻求原谅，也不必为保持先锋而让一切日常选择教条化，不必冲出错误的枷锁又套上另一重“正确”的枷锁……一切只是轻松、合理、略微滑稽地存在，这个小气候善解人意地默许了所有人的“课间十分钟”。在影片中，人们更为重要的课题，是怎样“有勇气追寻真正的自由”，这也许是颇为奢侈的童话，而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却携带着远为复杂的重量。依附于一个都市同温层，或许也是呈现轻松的进步包含的代价。但是，这部影片毕竟让人带着快乐走出影院，带着“明天会更好”的一种充盈的解放的希望。
项涵
作者简介：项涵，北京大学中文系202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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