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4年，中国通过法定程序正式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后，绿色低碳发展就成为一项基本发展策略。在经历了本世纪初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碳排放的快速提高后，2008年我国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开始系统推动可持续发展。
2020年，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持续多年的能源“双控”政策向碳排放“双控”转变。为了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1+N政策体系逐步建成。然而，经过3年的发展，在经历憧憬期后，向产业延伸的过程中，绿色发展开始遭遇信心不足和前景的迷茫。
结合产业市场化瓶颈及国际绿色愿景受挫等原因，一时间，有声音在质疑绿色之路能否坚持下去？
2024年开年，国家的一份重量级文件给绿色疑问吃了个定心丸。这份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指出，新征程上，必须把美丽中国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文件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统筹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此后，一系列执行性很强的政策文件落地实施，绿色愿景开始化作绿色生产力，推动产业振兴。到了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的出台更加明确绿色转型的实施路径。
如果把中国“双碳”道路分一个阶段的话，那么以2024年初为界，之前是概念输出、文化普及、路径探索、体系构建的阶段，之后则进入产业实施、市场商业化运作、资本和投资发力的新阶段。
绿色发展突入生产末梢，四大产业痛点亟待解决
2024年，中国的“双碳”战略进入新的阶段。褪去概念化传播甚至炒作的外衣，绿色发展传导到生产的末梢，进入冷静得有些严酷的市场环境，众多产业开始接受市场的考验。就像潮水退去，裸泳者被发现一样，企业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也一一显露出来。
第一，企业的绿色响应机制还有待完善，绿色管理体系还有缺失。
当前，绿色发展涉及三类企业。第一类是天生就很“绿”的企业，比如光伏、风电、环保产业，因为这些企业的目标就是生产可以推动绿色发展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传统的既有生产方式还没有转变。第二类是天生就去“绿”的企业，比如传统能源、钢铁、水泥等污染性产业，因为这些企业一直在减污治污，其精力依旧停留在环境治理的层面。第三类企业是跟绿色发展不直接关联的企业，比如制造业、服务业等，可以选择绿色发展，也可以选择传统模式，而这样的选择取决于国家的绿色政策。
当前，这些企业中，除了一些全球性大型企业受制于国际国内各种规则要求强制披露生态环境数据，进行碳排放治理外，大部分还没能完全建立系统的绿色管理体系，而其从管理政策到绿色项目执行的体系也没有得到完善，绿色未能完全融入生产流程。
第二，产业绿色化后产品市场渗透力有限，中小企业很难从中受益。
绿色发展一方面要求推动一大批绿色产业的崛起，另一方面也需要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化发展。这就需要让绿色赋能产业，以推动产品具有更好的市场竞争力。
然而，绿色价值社会认可度提高受制于全社会绿色素养的提升和绿色商业体系的完善，以及碳普惠机制的成熟，这就使得绿色价值的市场接受度会有一个缓慢且持续的提高过程，短时间内企业需要以战略投资的心态去推动产业的绿色化。此外，对于绿色要素明确且具有商业化手段的绿色行为，比如企业碳配额的管理，可以进行市场化变现，但这种变现目前还停留在大型能源电力企业，甚至是企业集团内部不同公司主体之间的交易，中小企业很少能参与进去。
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发现产业中的绿色价值，以及绿色价值的实现手段，让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进去，推动绿色市场的繁荣。
第三，绿色边界还比较模糊，“拼绿”、“漂绿”行为时有发生。
随着绿色低碳发展时代的到来，“群起逐绿”已经成为社会现象，从绿色产品到绿色会议，再到绿色赛事、绿色活动，无所不绿。这就引发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绿色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种边界要从一个产品和服务上去界定，还是他们的全生命周期？从一个单个的产品，还是产品的生产环节与环境去界定？
这解释了我们目前经常遇到的两种场景。一种是在一个很差的环境中生产出来了“绿色产品”，一种是在明明看见高能耗，甚至技术手段并不先进的车间，却通过购买碳排放额度实现了碳中和。
当务之急是需要迅速厘清绿色的边界，对绿色违规进行惩处。有一个原则是不仅仅碳排放，所有涉“绿”生产都必须严格遵守绿色的额外性和唯一性，不能以排放转移、污染转移等方式来获得绿色标签和待遇。
第四，产业上游生产占比很大，产业链减排任重道远。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分工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最鲜明的特征。当前，众多产品都不是由一家或几家企业完成的，而需要庞大的产业链条。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4064 对温室气体进行三个范围的认定，范围一是指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碳排放，比如热电厂燃煤冒烟，范围二是指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间接碳排放，比如生产用电，范围三是企业生产产品在进入车间前生产链上的间接碳排放。
然而，当前众多号称实现了低碳甚至零碳的企业，其产品大部分的碳排放则停留在产业链上，甚至占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98%以上。而有些企业通过生产外移的方式，来规避碳排放在本企业的发生，从而规避自身的减排责任。因此，产业链减排任重道远。
绿色发展走实向深，四大绿色趋势显露
2024年，中国以“美丽中国”和“绿色转型”两份纲领性文件为指引，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推动绿色发展，产业向绿发展走实向新。
第一，能源多元化体系正在成型。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快发展有规模有效益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等新能源，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2024年7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
2024年11月8日通过的《能源法》第三十三条对氢能的地位予以确认，其中指出：国家积极有序推进氢能开发利用，促进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正是因为国家对以氢能为代表的支持与认可，新型能源体系有了更多起支撑作用的赛道。其中，氢能的崛起势不可挡，商业化应用在多个试点跑通。
第二，清洁能源产业环境正在优化。
清洁能源的发展不仅事关我国能源的绿色转型，还影响到光伏、风电等行业本身的发展。然而，虽然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但影响清洁能源发展的壁垒还没有完全去除。
当前，清洁能源产业环境受制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纳。2020年以来，我国新能源电力中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再次按下快进键，装机量从2019年底的4.14亿千瓦，突破到2023年底的10.5亿千瓦，增长了150%。其中，风电装机总量增长110%，太阳能发电增长将近200%。2024年上半年，全国风电发电量50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全国风电平均利用率96.1%；全国光伏发电量39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7%，全国光伏发电利用率97%。
2024年，国家发改委就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发通知，要求各地将消纳权重落实到消纳责任主体。同时，通过微电网建设、大规模设备更新、发展新型储能、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等措施，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纳比重，以此为产业提供可持续的外围环境。
另外，在拓展可再生能源电力空间，优化发电布局上也在进行环境提升。
第三，绿色市场机制正在完善。
绿色产业一头连着传统产业，一头连着现代消费。经过多年来的宣传教育，公众的绿色素养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企业和个人都愿意参与绿色公益活动。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投资理财，绿色都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样的绿色行为正在被一些企业软件和区域性平台记录，从而形成个人碳账户，推动碳普惠机制的形成，进而推动绿色市场机制的完善。
第四，绿色渗透力持续加大。
12月2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2024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表示，今后十年，是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快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
“要深刻认识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赵英民表示，根据相关研究机构最新测算，未来五年我国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需求就将达到16万亿元，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百万亿级别的绿色低碳投资。在强化财政对美丽中国建设支持力度的同时，更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创新政策制度安排，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投入，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
因此，绿色渗透力将持续加大，最终推动各行各业的绿色变革。
把握绿色底线原则，推动中国式绿色路径成型
绿色是中国式现代化中最鲜明的底色，这既符合我们的国情，又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何把绿色发展推动好，关键还是产业。
首先，必须把握绿色的底线原则，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如果说，一段时间以来，绿色仅仅是大部分产业加分项的话，那么在不远的将来，随着碳市场的扩容和全球碳减排体系的建立，绿色则会成为各行各业的基准线甚至生命线。产业要发展，首先必须拥有排放权，产品要销售，必须具备“绿色通行证”。
其次，必须降低绿色应用普及壁垒，鼓励绿色“百花齐放”。
虽然绿色一旦价值化，就面临门槛的问题，需要把握绿色的唯一性和额外性，但是绿色需要分层级实施，给众多中小企业以参与的机会和平台。与碳核查不同的是，应该建立相应的公共适用性的碳管理开放平台，降低“谈碳”的门槛，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公共平台上，记录自己的降碳行为和产品，并且价值化。
最后，建设多元绿色评价体系，推动中国式绿色路径成型。
当前虽然有了碳市场机制，但这并不能完整表达整个社会的绿色价值，包括生态、生物多样性、美化环境等。因此，在温室气体方面，应该加强碳排放体系的建设；在生态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应该发挥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评价体系的作用。同时，尝试建立个人绿色信用体系，打通与信用体系的评价通道，并且使其能够成为公民个人价值信息的一部分，从而能够享受社会的绿色便捷服务体系。
赵英民表示，中国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不断丰富交易主体、品种和方式，积极做好全国碳市场扩大行业范围相关工作，建立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主体的碳定价机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金融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中的作用，有效应对全球“碳壁垒”；开发并发布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完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交易制度建设。
针对完善绿色金融相关制度，赵英民表示，要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提高披露质量，有效衔接企业环境依法披露和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探索开展环境、社会与治理评价；全面推进环境信用评价，推动融资项目信贷评价与环保信用评价挂钩，建立基于信用评价的新型监管机制。
出品：新京报零碳研究院
编委会：苏曼丽 李蕾
统筹：李云琦 任娇
记者： 白华兵 陶野
校对：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