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新书《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出版后，我在给将粉们签名书的扉页上签了这么一句话“天不生孔明，万古如长夜”。这句话也许很多人会觉得太夸张，所以编辑在书中将它改成了“天不生孔明，季汉如长夜”。这样应该就可以减少很多争议，毕竟，随着自媒体泛滥，现在人人都是专家，大家优越感都极强，普遍觉得诸葛亮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割据政权的权臣，没有什么出众的能力，也没有打过什么惊人的胜仗，甚至还穷兵黩武搞得巴蜀人民很穷困，一切都是罗贯中吹出来的。
但我潜入史籍之中，认真分析过汉末三国这段历史之后，才发现罗贯中用这样一种戏说的方法来极力拔高诸葛亮在一些战术上的神机妙算，实际上是贬低了诸葛亮的政治能力、战略能力及其对历史的伟大前瞻性。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写一本书来还原一个真实的诸葛亮，一个真实的季汉政权，并重新发掘诸葛亮的历史意义，重新评估诸葛亮的历史地位。
事实上，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是非常高的，远远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这就很奇怪了。季汉与魏晋明明是敌国，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位敌国的权臣给于如此高的评价，按道理一般不是要诋毁敌国重臣的吗？
其实啊，历史上有很多事情、人物，离得太远看会很不清楚，但离得太近看又会很模糊、很混乱。所以必须要过一段刚好的时间，人们根据回过头去看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所实施的政策，所秉持的战略，才会发现这个人的可贵与贡献。
这里讲一个故事吧，那是在公元347年，东晋权臣桓温在打下成都后，志得意满，认为奋斗到这里，我可真是牛了，诸葛孔明也不过如此。而就在这时，部下为桓温找来一个百余岁的奇人，据说曾是季汉的一名小吏，而且还在诸葛亮身边工作过。
桓温对这位经历了四个朝代的骨灰级老同志非常感兴趣，于是问他一个小问题：“诸葛丞相今谁与比？”
看来，桓温也是诸葛亮的脑残粉。而且他认为如今自己再度收复了巴蜀，历史地位应该可以和诸葛丞相比肩了吧。
百岁小吏静静地看着桓温装半天，终于，慢悠悠地说出了一句：“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那小吏已经一百多岁了，见惯了沧海桑田，哪怕桓温权倾朝野，名震天下，在他眼前也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朋友罢了。所以，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桓温：想当年，丞相在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当他过世后，到现在四个朝代一百年了，我还没见过谁能比得上他。
当然，这个故事并不一定是真的，诸葛亮去世时是234年，桓温平蜀是347年，二者相差114年，就算小吏16岁就跟着诸葛亮，那他也已经130岁了，简直比人瑞更人瑞。但这个故事能够流传到南梁士族殷芸的笔记小说之中。说明当时人极为看重诸葛亮的历史地位，甚至不认为桓温这种士族中的顶尖人物能够够得上他一点点。
那么晋朝的士族为什么觉得诸葛亮很牛呢？因为历史进行到这里，人们才发现，诸葛亮太有历史前瞻性了，他提出的一些政策与战略，在三国魏晋时并不怎么被当时人重视，但最后这些人全都踩坑了，而且坑得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生灵涂炭甚至华夏差点灭绝。所以东晋南朝时的人回过头看发现诸葛亮看问题太准了，这种历史前瞻性、预见性简直就如同穿越者，当然这世界不可能有穿越者，所以一切只能说明，诸葛亮升维了，他并没有跟普通人在一个维度思考问题。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知识越丰富，已知圈越大，未知圈就更大，学的越多，不知道的东西就更多，当很多东西都想不通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必然升维，我就不要再我的理论下继续在二维平面下去扩，我要升起来，我只要升高哪怕一点点，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世界的边界和局限到底在哪儿。
那么升维之后的诸葛亮到底看到了什么当时人都没有看到的呢？
第一个，天命正统问题，或者说，政权合法性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不以为然，觉得所谓天命正统都是封建糟粕，皇帝凭什么你一家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这是我们民主社会的思维，不能用我现在的思维来强求古人。古人就是喜欢搞封建迷信啊，没有这个，天下会更乱。所以天命问题对于当时维持社会稳定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刘备和诸葛亮一直高喊着“兴复汉室”的口号，但这个口号除了季汉集团，其他政治集团都是不以为然的。曹魏别说了，曹操一死，就迫不及待搞禅代，东吴则直接向曹魏称臣，然后不久又自己称帝，总之都是彻底抛弃了大汉的天命。大家都觉得可以自立门户，再建一套自己的天命，重塑政权合法性。但最后事实证明，政权的天命或者说合法性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扎根在民众心中的。结果，曹魏没多久就被司马晋给篡了，司马晋很快又被刘宋给篡了，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就更别说了，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属于征服，想要建立其统治合法性哪有那么容易，结果就是各族打来打去，朝代剧烈更迭，民众与士族们都不知道要向谁表示忠诚了，反正谁拳头大就暂时听谁的吧。
到这时，大家才终于发现，当年的大汉荣光、大汉天命是多么地可贵。汉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仅次于周的王朝，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是非常神圣的。两汉四百年，总共27位皇帝中，圣主不少，混蛋不多，少数几位给民众造成苦难的，也都是因为皇帝年纪小被权臣搞乱的缘故。正如南朝大臣沈约在《宋书》中所言：“汉氏载祀四百，比胙隆周，虽复四海横溃，而民系刘氏，惵惵dié黔首，未有迁奉之心。”沈约认为就算到了南朝时，民心仍然在汉，他甚至暗示魏和晋都并未真正得到天命。沈约《宋书》的成书时间，距离东汉灭亡已近三百年。为什么此时的南朝士人还如此怀念汉朝呢？显然，大家已经发现了，天命的建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可以另起炉灶，也可以虚君实相，但最好不要随便更改天命。
你看，曹操的功业算够大了，民众也有支持他的，但曹丕、曹叡的水准跟曹操比起来就差得很远，所以曹魏天命的基础一直就不扎实，结果司马代曹，基本没费什么力，但问题是晋朝比起曹魏来说更加得国不正，而且从头到尾又是烂事一堆，始终就没能获得受命于天的合法性评价。然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到这里，晋的天命其实已经结束了。东晋其实是一帮南渡士族顶着司马氏的招牌重新建立的一个共治体系，著名史学家田余庆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门阀政治”。然而门阀政治并不是历史的常态，因为要维持它太难了，门阀政治的核心就是贵族共和，各大高门一面联合压制皇权，一面也互相牵制，尽力维护各方势力之间斗而不破的平衡，从而共同举着晋王朝的旗子轮流执政。所以要维持门阀政治，要么就是各大高门实力差不多，没有一家独大的势力；要么就各方势力联合起来一起抵挡那个一家独大的势力，这两个条件不符合，门阀政治就要崩溃。所以，田余庆说，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
总之，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下，门阀政治并不是一种能够长久的政治形态，它必须依靠超高情商的政治人才如王导、谢安之辈运用手腕来平衡各方关系。但到了东晋末年，士族人才一断层，门阀政治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先是桓玄篡晋，然后又是刘裕倒桓，门阀政治至此寿终正寝，变成了军人执政。军人政府当然更加不能长久了，想要重建王朝，就必须在政治合法性上再下功夫。于是刘裕两伐中原，收复两京，建立了自汉末以来最大的功业，而且刘裕正是汉室的后裔，正好可以很好的承接大汉的天命，然而长安的轻易丢失大大伤害了刘宋政权的合法性；南北民众的失望、失意汇聚起来，使得刘裕只能放弃大汉的天命，而只能承接其祖先楚元王刘交的天命，而在其北伐基地同时也是祖籍所在地彭城建立名为“宋”的政权（春秋时彭城属于宋国）。刘裕北伐的功业自然足以支撑他的“宋”王朝取代政治合法性更为不足的“晋”王朝，但比起汉王朝来说还差得很远。
在这种情况下，刘裕只能捡起已经在八王之乱中被证明问题很大的宗王政治，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也没办法啊，长久的乱世与士族力量的膨胀已将人们对皇权天命的信仰破坏殆尽。自己的天命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没有官僚的忠诚，如果不倚靠宗王，皇权的基础将更加脆弱。
但刘裕还是低估了这种退行性政策的破坏性，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都有问题，何况他的子孙呢？结果此举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皇族相争与骨肉相残。据清人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统计，在刘宋短短六十年的时间里，其皇族129人，被杀者121，骨肉相残者80人。清代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则统计，刘宋皇族158人，子杀父者1人，臣杀君者4人，骨肉相残者103人，被杀于他人者6人。谁能活到最后简直比猜谜还难。而这在汉朝时是无法想象的，西汉没有弑君，东汉有那么一两例，但从来没有骨肉相残，特别是这种太子弑杀君父的极端情况。
总之，到这里，宋武帝刘裕通过北伐两京所构建的天命正统彻底崩溃了。于是，齐高帝又轻松篡宋，然后大举屠刀，“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南史·宋顺帝纪》）。接着又是齐明帝篡位，齐高帝十九子，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他杀光。接下来是梁武帝篡位，又杀光了齐明帝子孙。梁武帝活得比较长，他活了八十多岁，又用佛教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南朝政局好不容易平稳了几十年。但他死后，坐镇各地的萧氏宗王又开始互相残杀。最后到了南陈仍是一样，陈文帝、陈宣帝都是从兄弟子侄手中抢得皇位的。而北朝也没有好多少，尔朱荣对士族的屠杀，北齐皇族之间的残杀，也都表现的毫无底线。由此可见，以宗亲抗衡士族权臣的宗王政治，它就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政治措施。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政治手段，将王朝的天命真正建立起来，围绕着帝位继承的屠杀和血腥，就将持续不断地循环下去。而这种类似“强者得立”的权力继承原则，还属于北方少数民族早期的治理水准。换句话说，南北朝的历史此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大家这才发现，当年没有走诸葛亮高扬大汉天命这条路，结果就是走了近四百年的弯路、死路，连累得天下人一直流血流血，最后血流干了，大唐的天命正统才从一塌糊涂的废墟中艰难建立了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在东晋南朝时，包括沈约、习凿齿、裴松之等一大批史学家都在反思，他们认识到诸葛亮、季汉的历史地位被严重低估了，所以他们开始重新评估大汉天命的重要性。中国在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之后，人们仍然有着重归统一的巨大渴望，可以说诸葛亮的贡献是非常大。特别是巴蜀和南中地区，从地缘上来讲本来是非常容易脱离中原政权的，但诸葛亮之后历朝历代，巴蜀割据政权回归中原王朝的难度和时间都大大减少了。这就是在诸葛亮的提倡与努力下，将大汉天命与中华文化认同深深扎根在西南地区各族人民心中的缘故。
第二个问题：侨旧矛盾。
我们都知道，五胡乱华之后，衣冠南渡，导致了东晋侨民与旧民的大量矛盾。这其中有政治矛盾，也有经济矛盾。东晋政府作为南渡的侨寓政权，居于其政治顶层的，自然是侨姓大族。据阎步克统计，东晋初拥有封爵者的49人中，只有13人为南士。另据周一良统计，在东晋，北人任尚书令者22人，南人才4人；北人任中书监令者20人，南人才1人且未就；北人任刺史者245人，南人才34人。很显然，这是一个以侨姓为主的政权，它自然会对侨人采取优待。而且整个南朝，北方人口都在不断地迁往南方，这些短时间的大量人口迁入必然会引发资源紧张，导致人心不和自发内卷，陷入一个长久螺旋向下的趋势，再有良政善治，都会被一种居于其上的结构压缩掉辗转腾挪的空间，撑不了几年十几年就会变成一堆垃圾。孙恩之乱、侯景之乱就是江南底层民众在被压迫到极点之后的挣扎、自救、怒吼乃至自爆！到最后，就是一起灰飞烟灭，成为隋唐盛世的牺牲品与垫脚石。
其实，这种侨旧矛盾，季汉也有，田余庆称之为“主客矛盾”，毕竟，季汉也可算是一个侨寓政权，特别是在丢了荆州之后，荆州士族们就只能永远留在巴蜀，他们必然会跟巴蜀本土士族产生矛盾。但我的书里也说了，季汉的主客矛盾是有，但第一远不如东晋严重，第二到了诸葛亮主政时它基本上就被平息了。诸葛亮是怎么做的呢？很简单，六个字，公平公正公开，再加两个字，法度。不管是你荆州人还是益州人，只要违反法度，影响团结，必定严惩不贷，这样大家有了共同的刑赏准则，派系差别才能日渐泯灭，蜀汉政权才能由乱入治，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与社会秩序。我们看诸葛亮亲手处置的人员，如彭羕、刘封、廖立、马谡、李严、来敏等，其中很有几位是刘备诸葛亮亲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可见诸葛亮只讲法制，不讲人情。所以他最终才能做到“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法加于人也，虽死徙而无怨”（裴度《蜀汉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并最终使得整个蜀汉“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极简本》统计，从刘备建安十九年（214）进占益州，到蜀汉灭亡这49年间，曹魏爆发过12次农民起义，孙吴23次，而蜀汉仅发生过2次。说明其政治清明，吏风清廉，社会公平，阶级矛盾较为缓和。
另外，据雷近芳教授在《试论蜀汉统治集团的地域构成及其矛盾》一文中统计，蜀汉统治集团（除刘备父子外）有籍可考者189人。其中诸葛亮等荆襄人士66人，李严、黄权等巴蜀集团人士92人，从这个比例来看，巴蜀人士还是占大头，而襄樊、夷陵之战后大量荆州士人投降、阵亡，巴蜀人的比重只会更大。
看到没有，什么侨旧矛盾，主客矛盾，看起来很严重，但其实没有那么难搞。只可惜，诸葛亮都做好榜样了，东晋南朝的士族们仍然不会（不想）抄作业。老百姓们也就只好跟着受苦了。
第三个，民族问题。经过上百年来的西羌之乱和董卓之乱，上百万西北塞外的羌胡被迫或主动迁往汉朝境内，至东汉末年，关西的人口已是汉胡各半，这些汉化的蛮夷与蛮夷化的汉人对中原政府都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忠诚可言的。
但是，当时人惑于华夷之辩的大名分，并没有意识到民族压迫将会导致多么可怕的恶果，也从来没有考虑过民族和解与民族融合才是解决问题、才是让中国历史重新找到出路的正确方法。大多数人都认为蛮夷戎狄就是野兽一般的低等民族，要么压榨奴役，要么驱逐，要么人道毁灭，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什么安抚、共赢，没必要，直接打服就行了！
而且当时汉人对少数民族还是有相当大的军事优势的。什么乌桓、鲜卑、匈奴都是随便揍。所以从汉末到曹魏，对西方、北方胡人还是采取民族高压政策；比如建安二十四年，太原乌桓王鲁昔因不满被迁离故乡，带领妻子逃跑，结果双双被并州从事张景派兵射杀。鲁昔身为太原乌桓王，尚且有如此遭遇，下层少数民族群众的境遇可想而知。而东吴面对更弱的山越就更别说了，吴军别的本事没有，屠杀、征服少数民族那可是经验丰富技能满点；被征服的山越人，要么成为东吴将领的私兵部曲，要么被变卖为奴；如走马楼吴简就记有孙吴政权将少数民族俘虏卖为奴隶之事，《梁书》还记载了孙权赠予罗马使者山越奴隶之事。
但是在诸葛亮统治下的季汉对少数民族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诸葛亮早在隆中对时就说，想要“兴汉室，成霸业”，就必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通过安抚少数民族的政策来兴复汉室对抗曹魏，这是季汉早在立国以前就确立了的战略方针。
所以他在南中七擒孟获，并大量任用南人，比如孟获最后做了季汉的御史中丞（这可是当时司马懿在曹魏的官职）。与他同族的孟琰最终也做了辅汉将军（这可是李严投降刘备后所封官职），在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候还担任虎步监，率领季汉军队中最精锐的六千虎步军，与司马懿数万曹魏骑兵对攻，也算是一员名将。此外，诸葛亮重用的无当飞军统帅王平是板楯蛮，也就是巴族人。还有他所任用的马超、姜维也都是跟凉州羌胡关系很好的。可见诸葛亮就是想通过民族和解政策，创建一个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理想国，你与其被边患弄得焦头烂额，不如与各族人民合作共赢，一同开发边郡资源。
诸葛亮的这种政策与想法，必然通过某种渠道传到了陇西羌胡那边，所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有“安定民杨条等掠吏民保月支城”（《三国志·魏志·曹真传》），月支城应与内迁的月支部落有关，杨条据保月支城，说明战后有大量陇西安定郡的胡人民众响应诸葛亮反抗曹魏。而与此同时魏将郭淮亦“破陇西名羌唐蹏tí于枹fú罕”（《三国志·魏志·郭淮传》），枹fú罕在今甘肃省临夏县西，说明凉州河湟一带的羌人也出来响应诸葛亮北伐了。另外，这年鲜卑轲比能也率三万骑兵，围曹魏护乌丸校尉田豫于故马邑城，虽然史书中并没有说鲜卑出兵与诸葛亮北伐有关，但时间如此巧合也不能不说明问题。
诸葛亮的这种民族政策，曹魏、东吴、司马氏肯定都是不认同的，他们考虑的从来都是士族、宗王、外戚、权臣、武人、豪强这些手握着各种势力的人群，而从来不认为那些内迁的少数民族能给他们造成什么大麻烦。直到诸葛亮以后六十多年晋惠帝时，才有西晋大臣江统发现了少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徙戎论》。但这篇文章仍然还是大汉族主义的那套论点，称戎狄是“人面兽心”，建议将内迁关中的少数民族迁到塞外去，免得他们祸乱中华。其实这方法恐怕只会提前引发动乱，因为他们没有解决矛盾，而只是在逃避矛盾。但即便如此，当时的西晋君臣也不以为然，根本没意识到危机，只当江统在放屁。结果不到十年，就发生了五胡乱华的事件。
而最讽刺的是，五胡乱华的领头羊匈奴人刘渊居然尊季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自称汉室外甥，打起了“兴复汉室”的旗号。还有氐族首领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也把刘禅的曾孙刘玄找出来，封为安乐公，并在成都昭烈庙旁给诸葛亮建了武侯祠，可见几代人过去了，这些少数民族最怀念的华夏政权还是诸葛亮主政的季汉。如果当初是季汉统一了天下，那么五胡乱华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而会提前出现北周隋唐时的民族大融合的情况。苻坚建立前秦的时候，大概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重用汉人王猛，大搞民族和解，想要接住诸葛亮的旗帜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所以当时很多人将苻坚王猛比作刘备诸葛亮，显然是看到了这种理想的传承。当然，这个时候已经有点晚了，魏晋王朝已经将民族矛盾激化到几乎无可挽回的地步，所以苻坚王猛注定失败，他们只能给后人提供经验教训。
那么第四个诸葛亮看到而当时其他人没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关中本位还是关东本位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北伐的政治口号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什么说要回到西汉的旧都长安，而不说要回到东汉的新都洛阳呢？这就是诸葛亮看到了，定都洛阳这种关东本位政策是不行的，大汉想要真正兴复，必须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定都长安。
我们现在交通发达了，首都定在哪里对我们影响不大（其实也很大，能生活在帝都机会还是更多些）。但在交通弱后的古代，首都的位置太重要了。马俊亚写过一本很好的书，叫做《被牺牲的局部》，这本书写得是淮北这个可怜的地方是如何被中央抛弃的。在唐以前，淮北离京畿并不遥远，并提供了大量的生活资源，是国家依赖的核心地区，且当时淮北水道密布，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条件非常优越，是全国的粮仓，是鱼米之乡，是最富裕的地区。然而唐以后，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当政治中心北移后，淮北成了边缘地区，那些高高在上的首都权贵们，为了保漕运和祖陵，就可以借口要维护大局，人为地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灾患转移到淮北，导致淮北成为了“被牺牲的局部”，经历了数百年衰败而又贫穷的近古及近代时期。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交通弱后的古代，与首都的距离通常决定着一个地区的政治地位和生态命运，离得太远，则很容易变成“被牺牲的局部”。事实上，西汉灭亡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关中本位政策、强干弱枝的政策玩儿的太狠了。所以最后关东豪强拥护关东刘氏皇族重新夺取了天下，从此定都洛阳，大搞关东本位政策。但这样一来，关中豪强利益又受到了损失，但这还好，最惨的就是河西、凉州那一块，本来就是汉胡杂居，如今又离首都更远了，于是彻底变成了“被牺牲的局部”，对于东汉朝廷而言，它们不过是舆图上的一些点，一些小小的局部，可以被划勾也可以被划叉，可以被牺牲也可以被遗忘。结果你看，西羌之乱、董卓之乱又爆发了，其实董卓与关东诸侯的对抗，表面上是簒逆权臣与忠汉牧守之争，实际上就是关东士人与关西羌胡势力的矛盾大爆发。
所以我们看到了，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国家的首都还是每隔一两百年就换一换为好，现在洛阳已经做了两百年首都，做不下去了，所以东汉灭亡以后，想要重整天下，想要整合各族价值认同、调和各族利益、促进各族团结共荣，还是定都长安、立足关中比较合适。从地缘上来说，关中西邻河西、西域诸胡，南邻巴蜀、南中诸蛮，是沟通中西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可是呢，接下来的曹魏、两晋、南朝、北魏、北齐皆未定都长安，而行关东本位政策，这对中西交通、民族融合其实是非常不利的。而前秦后秦虽定都长安但并未确立关中本位政策，兼国祚不长，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周边民族问题。只有到了西魏北周时，鲜卑人自代北而来，在长安与汉人、诸胡、诸蛮汇合，行关中本位政策，融合关陇各民族各势力为一体，这才有了世界大帝国的气象，隋唐天可汗之雄姿，自此已奠定基础。换句话说，自东汉羌乱以来遗祸近五百年的民族纷争，至周隋时得到基本解决，主要原因乃因其立足关中、定都长安之故。而待民族融合基本解决之后，宋元明清定都关东就问题不大了。
此外，行关中本位政策还有发展丝绸之路贸易的好处，我在新书《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中已经论述过，当时西方的丝绸供应，百分之九十是从益州而来的蜀锦，这可是一笔大买卖，整个季汉的经济都靠它支撑，之前诸葛亮征南中，目的也是为了打通从永昌——印度——阿富汗——罗马的南方丝绸之路，但这样毕竟绕远，所以诸葛亮北伐后通常也不是直接打关中，而是出祁山、定陇西，从而打通从凉州——西域——阿富汗的北方丝绸之路，这样季汉就可以凭借凉州、西域、南中三大枢纽，垄断所有东西方的大宗贸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帝国，到时碾平曹魏，易如反掌！
事实上，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刘禅的露布天下诏书中就提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支富当是从中亚东迁到凉州的大月氏酋长，康植则出自粟特康国，而当时来中国的粟特人基本上都是商人。所以，虽然这些在凉州的中亚胡人首领称为国王，且拥有军队，但他们的真实身份恐怕还是西域武装商人集团，他们派人来联络、支持诸葛亮北伐，主要还是为了生意啊！
当然，随着诸葛亮北伐的失败，诸葛亮构建中西贸易大网络的理想也就破灭了。好在到了北魏至周隋时期，均田法专门给农民分配桑田，这大大促进了中国丝织业的发展，并为保固河西水土、繁荣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河西走廊，从汉武帝移民四郡以来经六七百年屯垦，本应早已化为荒沙，但由于均田法激起的河西桑麻热有效控制了沙漠化，结果到了唐代仍是一片沃野。人口持续激增，城市随之扩大。而初唐的领土越过葱岭，桑麻的富庶动能亦随之延展到天山南北，甚至深入中亚。史书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思考、分析了东汉后期的衰乱之后，就已经极具历史前瞻性地为中古中国找到了历史出路。只可惜，众人皆醉我独醒，浑浑噩噩的普通人感受不到更大危机的降临，只有诸葛亮在心焦如焚、穷思竭虑地奋斗，想要战胜命运，为天下拼出个更好的未来。我们无法想象，当这样一位先知者在一次次失败之后，他的痛苦、他的孤独。虽然他确实是天才，但他选择了最孤绝也最悲壮最难走的路，所以他最后即便走上了神坛，但那台阶上流淌的，满是触目惊心的血汗与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