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的一个周末，脱口秀演员颜怡、颜悦到成都独立书店“浮于野”分享新书《正常故事》。
这是她们的短篇小说集，读者把书店挤得满满当当，颜怡戴着巨大的香菇头套，和颜悦一起还原书中《霉菌》的片段——作家卡特向女主人公传授的写作秘方是舔食布满霉菌斑的阿伦特手稿：
“剩下的半张散发恶臭的纸快贴到我的脸了。‘要不要试试？不用感到恶心，我天天嚼的。’他性感的嗓音丝毫没有波动，‘这个不过肺的。’”
荒谬的场景搭配日常的话语，现场响起一阵轻笑声。
颜怡、颜悦
舞台上的小设计，来源于她们的个人创意。
和小说一样，颜怡、颜悦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超现实般的荒谬感，就像是舞台上长出的香菇，小说里测量女友手臂粗细的荒谬男人……她们说，想要在小说里写出日常生活中那些小小的不对劲，努力让自己不要麻木，努力地刺痛自己。
小说名为《正常故事》，作者试图让每一个难以描述、看似正常的“异常”都被看见。
壹
我是很久以后才发现我们在消失的。我没有报警，也没有跟朋友们说，因为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如果没发现这个细节，我会觉得我们的故事完全是一个励志故事。
——颜怡《正常》
“要写一篇小说”——这个想法正式开始于颜怡、颜悦正式录制线上脱口秀综艺的两年以后。
那段时间，伴随着鲜花与掌声的还有诸多质疑。有不少人将颜怡、颜悦的成绩归功于“性别”，对她们说，好羡慕你们女的有这个话题可以炒作。“我只能说我好羡慕觉得这是一种红利的人。”颜悦说，他们之所以这么想，恰恰说明他们从来没有体会到女性的感觉和处境。
于是一些对世界的感知和思考，就成了“无法忍受不把它写出来”的故事。就像是她们对书籍封面的解释：姐姐颜怡是一支燃烧的温度计，妹妹颜悦则是一包燃烧的纸巾，意为：
万物都在燃烧，区别只在于我们有没有看见。
《正常故事》由《我成了一个越来越易怒的女人》《我是很久以后才发现我们在消失的》和别册《红手印》构成
如同她们在脱口秀舞台上独创的表演形式，小说《正常故事》的创作也充满了实验。小说分为三册，其中两册是各自单独写作，语言风格略有不同，但姐妹、作家、媒体、撰稿人、偶像、律师……都是她们小说人物常常出现的身份。两本小说仿若二重唱：比如颜怡的第一个故事《美洲鼓》，从男性视角写同行业情侣间相爱又竞争的关系；颜悦的第一个故事《霉菌》，恰好是从女性的视角写如何与作家男朋友做文学上和权力上的竞争。
这样的文学方式，也许是双胞胎才有的特权。写作时，两人既是对方的第一位忠实读者，也是批评者和鼓励者。她们重视鼓励的力量，因为“当有人用欣赏的目光照亮你的文字，你才会不停地‘砰’，像文学中的宇宙大爆炸”。于是当颜悦写完后，颜怡会毫不吝啬地夸赞颜悦“你真是世上最厉害的作家”。
严格来说，颜怡、颜悦的文学创作远比这本书要早得多，也比参与脱口秀还要早。当年二人报名了一个李诞组织的写作冬令营，当时她们以为这个写作营是训练编剧的，没成想是要求她们上台讲脱口秀。
日常生活里，就像是《我的天才女友》的经典场面——莉拉和莱诺依偎在一起阅读《小妇人》那样，姐妹俩也常常靠在一起读同一本书。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我甚至觉得那些句子在跑，在向我冲过来，扑到我身上才能刹住的感觉。”颜怡如此形容《我的天才女友》作者费兰特对她的冲击，“在此之前，我没有看过谁是这样写作的。”
让她们更觉得“震撼”的，是费兰特坦率而尖锐地对女性私密的描写。回想起自己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与对某些“禁忌之词”的规训，她们觉得困惑——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耻感”到底从何而来？
“我在意识到这些的一刹那，我就觉得如果能突破这些，我就可以完全地释放自己的创造力。这些（规训）太压抑，以至于几乎剥夺了我作为创作者的生命。”颜悦说。
对身体的探索，意味着对身体主体性的争夺。于是另一册两人合写的《红手印》中，出现了大段关于女性身体的探索性描写。隐晦的，有写“姐姐”的男友评判她手臂的粗细，导致“姐姐”产生容貌焦虑，“掐手臂上的肉”“手臂上有红手印”；更坦率地，是写“姐姐”坐在冰凉的马桶盖上低头仔细观察自己的私密部位。
“作为一个女人在遭受这样的价值评估时，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她会感觉自己被囚禁在身体里，身体成了攻击自己的工具。”她们对女性的身体充满了爱怜，在小说中，她们描述那个“从没被爱过的部位”，写它像是“一只在雨中落难的小松鼠”。
贰
我至今都不明白我为何对你如此愤怒，你什么都没做，却让我崩溃般地愤怒。
总的来说你是一个好人，很好的人。
但我的愤怒也是很好的愤怒。
——颜悦《霉菌》
写脱口秀和写小说的表达形式完全不同。脱口秀更加注重口语，需要埋下更密集的梗，也更注重观众反馈；而小说创作，则需要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取得一个平衡，探索适合自己的文学语言。有时写完脱口秀，颜怡得看四个小时的马尔克斯作品，才能进入到写小说的状态。
但即使这样，她们仍然想要尝试写作，因为只有故事结构才能在人心里留下余味。颜悦说：“也许是害怕，害怕我周围这些闪闪发光的女人，在历史上留不下任何痕迹，她们会被抹掉，就像那些眼泪一样被抹掉。”
或许是脱口秀留下的职业习惯，也或许是颜怡、颜悦对喜剧的偏爱，她们的小说里充满了连珠炮似的对话和毫不掩饰锋芒的比喻。
她们说人生最美妙的事情就是找到合适的比喻。比如“锅是食物的集中营”，比如男人前额的两缕头发丝是“讽刺文学之门上的两条对联”，比如冰箱总是在假装灯一直在亮，比如逼仄的卧室就像是一部电梯。
颜怡说，自己偶尔会被颜悦突然的比喻震惊到，就像如果人们把云比作棉花糖，颜悦就一定会把云比作铁罐子，“她的文风非常地黑色幽默，就像她的书名‘我成了一个越来越易怒的女人’，是非常极致的表达。”
“女人的世界里有太多冷幽默了。荒谬得有点好笑。”颜怡总结她们的素材来源。女性在生活中常常面临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职场不公、话语权丧失，都成为她们的小说内容——被男主管亲昵地捏肩膀、锁骨的“我”；不懂女性主义却想吃女性红利的漂亮男偶像；还有鄙视但又嫉妒女友成就的男朋友……
怎么让大众了解到这些微妙的情绪？颜怡、颜悦的方式是去抓住那些最无助的时刻，“你放大这个细节，让所有看到这个细节的人都能懂，为什么一个女人拼命地在说这个事情，她不是在发疯。”
姐妹俩将之称为“文学时刻”——在那些时刻，有着未见过的视角、没有人想谈论的真相。
若细读那些被称为“文学时刻”的段落，就能轻易嗅出一丝狡黠的冒犯。比如《醒肉》里，女主角谈到女性主义，其他人打断她“你不要用这种大词”“空谈什么主义”，紧接着谈起更宏观和抽象的概念，“我们应该去关心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矛盾、权威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影响更广泛的事情。”还有《预言章鱼帝》里，两位女编剧去参加一个晚宴，看到菜单上居然写了她们的名字，这是从未有过的待遇，尽管这张菜单很快就要被扔掉。
这些似乎有些攻击性的句子，是刻意为之。颜怡说，很多时候她享受的并不是对方被自己说服，而是让别人尴尬的时刻，“尴尬是那一刹那的空白，当她/他用语言冒犯的时候，她/他自己感知不到这种冒犯，但你可以让她/他的冒犯无法落地……哪怕突然大叫一声‘啊’也很好，你制造了一个真空时刻。”
叁
“……他做的只是掐我的手臂，留下一道淡淡的红印，然后若有似无地嘲笑我。他没有辱骂我，没有把我锁在哪里，没有叫我疏远朋友，一次也没有；但他就是每天直接走过来，在我手臂上印了一个圈，圈住了我全部的自信，把你和我隔离开。”
——颜怡、颜悦《红手印》
在《正常故事》出版前，颜怡、颜悦遇到的困难之一便是出版方难以判断内容的类别。最后，《正常故事》被归类为“女性小说”出版。
这样看似正常的归类，也让她们困惑——为什么要被标注为女性小说，市面上从未有一本书被标为“男性小说”。
“传统叙事告诉我们写什么才是正义的、高级的，而私人经验的描写却往往被忽视。”在阅读中，颜怡颜悦逐渐意识到主流叙事中男性和女性的差别。她们提及一点：无论是《马耳他之鹰》还是《月亮与六便士》，在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抛妻弃子、追求艺术或名利的男人形象。
“我也很喜欢这种形象，我在内心也是追求这种东西的人，但是你发现这些形象都是男的，女的通常是为他们维持家庭、维护后方的。”她们很疑惑，难道就没有“女疯子”吗？就没有女的想要出走吗？
读者们与颜怡、颜悦交流
即使是常常阅读的马尔克斯，也让她们感到隐隐不对劲。
“他在消费一些更弱的人，比如他写到读者可能要丧失注意力的时候写一段艳遇。”她们发现，在许多男性作家的作品里，很常见的写作技巧，就是将一些轻浮的情节和宏大背景杂糅在一起。“比如他写一段‘校花追我’，然后加一段‘一战’，接着‘校花为我自杀’，再来‘二战”’。”颜悦对此总结了一套常用模版：我在熨衣服，接着我想起来前女友被性侵，然后我又在熨衣服，想起来战争，接着又熨衣服。
颜怡说，“在这个时代女性的声量看似已经很大了，但是实际上你在进入一些很成熟的行业的时候，还是会感受到某种困境……你想要进入它，就需要自己开辟一个单独的赛道，叫做‘女性小说’。”
但其实“不正常故事”并不是仅仅在性别层面，也包含了她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工作中的异化等思考。在好几篇小说中，姐妹俩都提到了人类的工具性异化：《漂亮男偶像》里，摄影棚里的工作人员在光芒万丈的男偶像面前，只能穿黑压压的衣服，“作为人却不能反光”；《正常》里，无关你在职场的名字是什么，只要你使用着Cindy的电脑、做着Cindy的工作，在其他人眼里你就只能是Cindy……这些，在颜悦眼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临的问题，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颜怡、颜悦为读者签售
从这个层面上，女性视角，不过是一个柔软的、可以看到弱者的视角。
《正常故事》早已超出了性别。它是一本勇敢地、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活中那些理所当然的恶意的小说，是一本具有柔软爱意的小说。它是一本早就应该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正常故事”，只是恰好，书写者是两名女性。
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任宏伟 活动现场图片源自浮于野书店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