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汉语已全面纳入法国国民教育体系，贯穿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跑世界，为全球汉语教育本土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回望历史，不可忘却享有多个“第一”的黄嘉略：“他是用法语编写汉语语法的第一人。”“他是用法语编写汉语字典的第一人。”“他是向西方人介绍汉字的214个部首的第一人。”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黄嘉略生于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凤山村的一个天主教家庭。7岁其父病逝，他先后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教士李岱、梁弘任长期教养，接受拉丁文与基督教义启蒙，同时拜福州举人江为标为师，学习汉语和中国经典。1695年至1702年，黄嘉略行走中国各地，因为他自信“求知的欲望……深入考察各省不同的民情风俗……获得的知识如今能帮助我在外国体面地生活”。长期中西融合教育与多年游历，为其后续自学与治学夯基垒台、立柱架梁。
1702年2月，黄嘉略追随梁弘任远赴罗马向教皇面呈中国“礼仪之争”。4年后，教皇颁布谕令，结束中国“礼仪之争”。梁弘任一行遂于1706年3月抵达巴黎，随时准备返回中国。在梁弘任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如愿返中的情况下，黄嘉略出于宗教感情选择定居巴黎。当时“中国热”风靡法国，黄嘉略作为18世纪抵达且定居法国的第一人，引起轰动效应，傅尔蒙曾提及“他经常被第一流人物请去吃饭”。不久，黄嘉略结识了法国王家学术总监比尼昂教士，后者认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是赴华经商和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
1711年开始，比尼昂要求黄嘉略把主要精力从整理、编写国王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转移到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彼时，法国人视汉语为高不可攀的畏途巉岩，虽想会当凌绝顶，却又胸中无数，不知所从。在华耶稣会士李明1697年出版的《中国现状新志》声称“汉语比任何其他语言更加难学”。其中一大原因是缺少汉语学习的工具书，国王图书馆和民间的中文藏书形同虚设。有鉴于此，比尼昂先后派遣弗雷莱与傅尔蒙协助黄嘉略编写《汉语语法》。
《汉语语法》分为“论汉语语法”和“中华帝国简述”两个部分。论及汉语特点时，他指出“汉语没有词尾变化，没有动词变位，不分名词和动词，不分现在时、过去时和未来时，不分主动态和被动态，也不分命令式、直陈式和虚拟式，没有性和数，甚至没有欧洲语言那样的句子结构”。就现代汉语语法而言，黄嘉略的语法分析显然是正误参半，这与他受弗雷莱与傅尔蒙影响，直接套用欧洲语言的语法概念分析汉语不无关系。但考虑到中法语系的巨大差异，也没有中国人编写汉语语法的先例，同时期更没有可资借鉴的同类著述，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各种日常情景会话和应用文占了“论汉语语法”的大量篇幅。之所以如此谋篇布局，原因有二：一是黄嘉略意识到按照法语语法生拼硬凑汉语语法，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二是该书的实用性和应用性远大于学术性，旨在为远赴中国传教或经商的法国人提供跨文化交际指南。这些会话以汉法对照形式呈现，从左到右分为平行的三栏，左边是拉丁字母拼写的汉语词句，中间是逐字对译的法文，右边是完整的法语译文。汉法逐字对照，对学习者了解、掌握每一个汉字的读音和意义、表达规律和习惯大有裨益，大大弥补了纯语法学习的缺陷，在理解汉语词句的基础上，可根据不同场景开展简单的日常会话。
《汉语语法》历时多年，几易其稿，经由傅尔蒙—比尼昂—蓬夏特兰转呈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后，完成稿却不知所终，无法排印。该著作的部分手稿现见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抄本部、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图书馆。尽管如此，《汉语语法》仍领先了被誉为标志着中国汉语语法学开山之作《马氏文通》近200年。此外，黄嘉略还整理、编写出国王图书馆第一份馆藏中文书目。17世纪末，赴华耶稣会士带回75种中文典籍，有《易经》《礼记》《本草纲目》以及《说文解字》等。他用法文对这些经典著作的作者、出版年代和内容及相关知识逐一引介，洋洋大观，惠及法国汉语学习者。
欧洲范围内，首提汉字的著述是1569年葡萄牙人克路士出版的《中国志》。首次出现在欧洲书籍上的汉字见于《中华大帝国史》，作者是门多萨，成书于1585年。此后，西方传教士曾德昭、利玛窦以及李明等或多或少地对汉字进行了引介。然而直到18世纪初，整个欧洲仍找不到一部汉语学习字典，这正是比尼昂急求黄嘉略完成《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编写的原因。
没有与《汉语语法》配套的《汉语词典》，法国人绝无可能学会汉语。黄嘉略前后编撰过两部汉语字典，一部是同音字典，按照音序排列，仅42页，收字394个；一部是按部首检索的字典，有998页，收字5210个，分布于85个部首，共214部。据弗雷莱记述，他建议黄嘉略停止同音字典的编写，转向“按照类别或者说词根或部首排列的字典”，因为零汉语基础的法国人完全无法按音序查字。许明龙从黄嘉略的遗物和国王图书馆的中文藏书，推断出《汉语词典》与《康熙字典》的母本别无二致，均为明人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烈或廖文英所撰的《正字通》。
母本的选择，充分说明了黄嘉略的学术眼光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汉语字典》的选字、词条设置和释义无一不从学习者的接受和理解出发。就选字而言，黄嘉略从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出发，求精不求全，剔除生僻字和非常用字。先以楷体书写出汉字，用拉丁字母标注拼音，接着给出对应的法文词，用法文释义，并酌情引介相关的中国常识。例如论及“一”字的同时，追溯八卦和汉字的起源。词条设置和释义方面，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为法国人量体裁衣，筛选出高频常用词条，逐一释义，舍弃过于深奥的典故。以“中”字为例，其词条既兼顾高频词“中国”“中中”“中用”等，又收入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旬”“中浣”等词，详略得当，兼收并蓄。
更难能可贵的是黄嘉略突出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意识，例如借助法国贵族头衔阐释中国古代世袭的五爵制（公侯伯子男），以求实现功能对等，接近最佳理解。由此可知，《汉语字典》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汉语工具书，仅供法国人查阅汉字、学习汉语和阅读中文书籍，而且还是一本跨文化交流手册，更是一部缩微版的中国百科全书，代表了当时西文释义汉语字典的最高水平。黄嘉略由于长年身患肺结核，久治不愈，加上长期伏案工作，外加经济拮据，最终未能完成《汉语词典》的编撰，于1716年病逝于巴黎，年仅36岁。
黄嘉略是法国第一代汉学家弗雷莱与傅尔蒙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步入汉学殿堂的领路人。弗雷莱与傅尔蒙视214个部首为掌握汉语的钥匙，有据可查的是现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抄本部的黄嘉略手稿，其中论及汉语特点时，早已提到214个部首。这与《汉语字典》残稿及其参考母本的部首数量一致。因此，黄嘉略是向法国人引介214个汉字部首的第一人。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中国观深受黄嘉略影响。两人有过短暂而密切的交往，之间会谈的主要内容囊括了中国的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和风俗民情等，主要见于孟氏的笔记手稿《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几点评述》。《论法的精神》全书共31章，其中关于中国的论述俯拾皆是，有21章53节之多，均涉及他与黄嘉略交谈的思想内容。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海丝沿线国家国别研究院、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