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竞恒
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商代的“武装者”这一概念含义广泛，从广义上讲，包括了以进攻武器装备起来的所有成员。其中有国王、氏族首领、武装贵族与普通氏族战士。这些武装人群的覆盖面相当广泛，其中甚至还包括了许多女性，这表明在商王国的社会中，武装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也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武装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耕作需要焚烧荒野，而在野外开荒，便需要伴随以武装活动。
《甲骨文合集》第584片和6057片的内容告诉我们，商代的“田”这一类开垦的农耕区间可能会受到异族的入侵，而农田上耕作的氏族成员还可能成为异族袭击的对象。因此，商代的农耕开辟活动往往伴随以武装姿态进行展开，而武装活动也包括了对农作物的管理与收获[1]。
此外，商代的畜牧活动也伴随以武装行动，二者互为补充。畜牧的同时，往往也捕获异族的牲畜与成员[2]。也就是说，武装行动覆盖了商代平民氏族成员最主要的生产与日常活动，他们显然是“武装者”中的主体力量。而殷商氏族组织的构成，往往也是以武装化的编制为基础，这一点也可以通过甲骨文“族”字的造字为旗帜下的令箭这一字形而得到体会[3]。这些武装化的家族是商代国家的武装暴力之基础，这是一个被高度武装化的社会。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说，“商王朝的基本社会组织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4]。对于贵族和统治阶层而言，特别是垄断了各族祭祀的王室而言，战争与祭祀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他们发动狩猎与战争行动的重要原因。笔者并不排除商王室在发动战争的动机中包含了各种复杂的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诱惑。但是，我们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现代人经过“祛魅”（secularization）[5]之后形成价值理念为中心的判断并不能完全解释商代人的宇宙观念与价值判断。因此，笔者不得不简要地讨论商代精英与普通人群共同分享的世界观与精神结构。殷人何以每日不间断地用象征宇宙模型的龟甲和水、火两种元素对祖先和神祇进行卜问[6]？实际上，商代王室、贵族们的宇宙观念决定了他们将祭祀视为整个世界活动的基础，大大小小的各种献祭是维系这个世界各种超自然元素进行正常运转的基本保证。在这个充满了诸神的“神圣”宇宙中，人类作为“世俗”的生活实际上是被“神圣”所统摄。人的物质生活都被纳入到一系列关于“神圣”的象征之中。因此，战争活动必须为了代表整个宇宙秩序的“神圣”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先秦时代的观念中，战争与狩猎之间的界十分模糊。一方面，统治者通过“蒐”这一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演习。可是，“蒐”与战争的边界又十分模糊。而另一方面，战争之后又往往举行狩猎，或者一场战争就被视为一场狩猎。因此，捕获人牲与动物作为献祭给各种祖先神的供奉，被视为宗庙守护者的第一要务，捕获人牲与动物被视为性质相同的一项活动。显然，在商代，不但殷商民族没有形成现代知识意义上的“人类”观念，与殷商敌对的民族也没有形成这一观念。甚至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学者看来，不同文化的人群乃是属于不同的物种，美洲的原住民是比欧洲人低劣的物种[7]。我们不能用启蒙运动价值观念和19世纪以来生物学、人类学价值构建起来的普世人类这一现代观念进入古代材料来理解殷商的宗教献祭。在殷商王室看来，战争与狩猎中捕获的猎物或各种精怪——总之都不是人类，而是可以喂养祖先神灵魂的祭品。因此可以说战争、狩猎活动都与献祭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祖先诸神与王室成员之间没有“爱”与“怜悯”这样的情感联系。维系王室与神灵之间的纽带，是一种比较实用主义的“互相给与”原则[8]，这种原则在先秦中国的思想史材料中十分丰富，从《尚书·金滕》中周公对鬼神的许诺到《日书》与《山海经》提供给我们的世界图像，总之，可以发现，这种极端实用主义价值的影响之深刻。用道德观念来否定和批判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要迟到春秋中期才出现[9]，这一点可以被视为宗周有道德的天命观念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进入到这一维度，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商代国家战争观念的核心之一——对祭祀品的获取与掠夺。而维持献祭，则是维持这个宇宙稳定和按照既往步骤有条不紊进行运转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殷商国家所有的战争参与者，包括了国王、族长和普通氏族成员，都是为了维系整个世界良性运转而努力的链条之一环。在此意义上，商代的战争并不是以彻底征服和杀戮第一为首要原则的，捕获“猎物”是战争开展的重要任务。当然，商代的战争也区别于中美洲地区的“仪式性战争”和以捕捉人牲为目的的战争方式，尽管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商代的武装者大量装备弓箭，这种武器能够有效地在远距离杀伤敌众。从一些人牲的骨骼痕迹判断，商代武装者们似乎有意识地练习箭法，用射伤的技巧捕获对手。此外，弹丸也是远距离有效捕捉人牲的武器之一，笔者将箭与弹丸二者都归入远射兵器的范畴。而弓箭这样的远射武器背后还笼罩着一层巫术—献祭的含义。商代贵族的重要武器是战车，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实，这种作战方式也是从北方文化传入到早期中国[10]，但殷人很快地掌握了这种技术。战车显然可以有效冲击步兵和形成威慑力并被广泛用于战场[11]，但目前还没有资料显示商王国的敌人也广泛拥有这种武器，即使拥有，数量也是极其微小的[12]。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就可以理解，战车是殷商猎获敌人的有效重型武器。战车编队的组织形式背后，还体现着商代的宇宙观念，这种观念体现在商王国的步兵组织之中。按照伊利亚德的观点，“世俗”与“神圣”之维都分享了对最高范式的模仿，通过对神圣的范式性不断地再现，世界因之而被神圣化[13]。在此意义上，殷人的武装者编制背后的观念同样能呈现出一种“神话历史”的形态。
除了战车和步兵之外，商代武装者也通过骑马来进行小规模袭击活动与捕获人牲。这种骑马的战斗方式与战车技术一样，是从西面或北面的游牧群体那里传播而来[14]，这似乎与殷人祖先的游牧生活方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15]。骑马的武装者显然在机动性能上更为灵活和高效，非常有利于捕获零星和数量不多的人牲。但西周和春秋的战争中却没有骑马的武装者，我们只能从当时的游牧群体中才能看到保存的骑马活动。笔者推测，这种现象与殷商灭亡之后宗周军事贵族传统的建立有关。因为在周人的贵族传统之中，交战的贵族双方通过战车就可以完成战争礼仪活动。他们不需要像殷商一样运用机动灵活的方式来捕获人牲。除此之外，商王国还驯养了一定数量的战象部队，这些被驯化的亚洲象成为殷商武装力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推测，这种强大的动物也是殷商战争活动中的有效武器。不过，目前还没有材料显示商代战象部队的阵形排列与相关编制，但笔者推测，战象的阵形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当分享了对宗教范式的模仿，但限于材料有限，只能留待以后的考古证据能够证实这一推论。商代的战争文化显然还没有出现后世的所谓“军事贵族传统”[16]。军事贵族传统的形成，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将对手视为与我方具有同样贵族荣誉观念的人类，因之双方之间可以互相遵守战争的游戏规则与相应的战争礼仪。笔者认为，商代的战争观念还没有形成这一传统的基础，商代战争的观念和社会基础不是封建性的贵族礼乐文化共同体，而是巫术力量支配下的一系列武力活动。甚至到了西周早期，贵族传统仍未建立。这一传统的建立，与周公制礼作乐为代表的宗周传统有着密切联系[17]。商代的战争—祭祀与武装者的组织方式背后体现出的是一整套的神话宇宙模式。最为典型的例子体现为，包括了普通战士、战车、骑手等在内的武装元素均是按照“三”和“五”这样的神圣数字为基础而展开编制的。而“三”、“五”神圣范式的神话原型也正是殷人宇宙的结构与诸神信仰模型，这一点将在后文中得到详细论述。在此意义上，商代的战争观念与军事史也就是一部“神话历史”，作为世俗的“历史”与作为神圣的“神话”互渗地胶结在一起，以至于脱离基于殷人本身独特的宇宙观与精神象征系统，就很难准确地对商代的武装活动与相关现象进行整体的理解。
殷人的武装队形、人数及各种编制的背后都是按照伊利亚德所说“神圣范式”为依据进行操作的[18]，这种神话式的宇宙象征或范式体现在战争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了队形、人数、武器、装备、甚至对军事—政治地理的想象。以商王国核心地区诸氏族为主体，在武装扩张的过程中广泛对外拓展，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的军事性城堡“邑”，并以邑堡为中心，依靠武装氏族掠取各种维系神权政治运转所需的资源。这样大小不等，层次各异的邑堡分布在东到山东西至陕西，北到山西、河北，南至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四土”，在格局上呈现为一个神圣的宇宙十字形。这种十字形也广泛见于殷人的各种祭器之上，代表了商代宇宙观和诸神想象的范式符号化。在具体的军事性经营活动中，“神圣”的范式与模型通过战争与献祭的核心主题被不断地重现，并最终与“世俗”密切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商王室广泛地使用人牲，这个传统可以被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19]。这些材料都涉及到商代战争观念与史前的复杂关系。因此，笔者将商代战争情况的研究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联系包括了社会组织方式；宗教祭祀与战争的关系，商代的战争观念与相关诸要素多为新石器时代战争发展的结果。《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这本少作，写作于2009至2010年，2011年1月在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有少量印刷，分赠师友，在小范围内进行交流。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学术上的关注点也在变化和拓展，但有时也会对这本书做一点增补、修订。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本少作中的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和修改的，但此次正式出版，仍然保留了原书的基本面貌和观点，一方面是记录自己学术经历的“思想史”，也供师友、读者们批评指正。另一方面则是，这本少作确实也有一些“脑洞”和新观点，或可聊备一说。此书借用了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关于“神圣与世俗”的方法框架，回到“祛魅”和“轴心突破”之前的古人世界观，去理解和解释商代战争、武器与他们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商代还没有出现周人那种讲究“不鼓不成列”的封建军事贵族战争礼仪，他们对战争的理解，更接近狩猎，甲骨材料中战争术语和狩猎术语时常混用，战争的对象是各类异族，而这些异族在殷人看来属于各类武装化的动物、精灵、怪兽。殷人对四土的征伐与献祭，使诸神获得血食，以庇佑风调雨顺，最终是在维护宇宙的秩序。为此，他们组建了各类武装，包括了战车、骑手、战象、步兵、弓箭手，弹丸射手等，参与战争的人员身份广泛，除了贵族、氏族平民外，甚至还有一定数量的女武士。殷人的武装组织，以血缘氏族为基础，有时也按照“神圣范式”三、五这些数字来进行排序。此外，书中也对殷人的各类武器装备的细节，如戈矛、车马等进行了还原和介绍，很多商代武士用虎皮等食肉动物形象来装饰自己，或在身上、武器上装饰鸟的羽毛。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武器，如远射弹丸等，在书中也进行了介绍。
[1]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2]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第284页。[3]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页。[4]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岳红彬、丁晓雷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5]关于“祛魅”的概念，笔者在本书中借助美国学者彼得·贝格尔的定义：“我们所谓世俗化是指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参见[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6][英]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3页。[7]Alan Barnard,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P19.[8]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2页。柴尔德 （Childe,Vere Gordon）将这种交互利益的祭祀原则称为“贿赂献祭”或“交易性巫术”，[英]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李宁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76页。[9]《左传·成公五年》记载赵婴梦见天使告诉自己说：“祭余，余福汝”。贞伯表示反对，理由是“神福仁而祸淫”。[10]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54—55.[11]这里所说的“广泛”，是一个相对概念，既指战车在殷人各种武装活动中的结构性地位，也是相对于殷人敌对者数量更少的战车。从实际数量上而言，学者推测，廪辛、康丁以后，商王国的战车数量才在一百辆左右。参见刘一曼：《略论商代后期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兵种》，自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山大学编：《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12]根据《合集》36481的记载，帝乙征伐危方，捕获其首领，杀死敌人1570个。但如此大规模胜利，俘获的敌人战车也不过“二两（辆）”。“辆”字的释读见于省吾：《释两》，自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华书局编辑部：《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8—9页。[13][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2页。[14]周及徐：《汉语和印欧语史前关系的证据之二：文化词汇的对应》，自《历史语言学论文集》，巴蜀书社，2003年，第159—160页。[15]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50—354页。[16]“贵族传统”见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第43页。[17]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3页。[18][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2页。[19]LiLiu,The Chinese Neolithic: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46.作者简介：李竞恒，字久道，1984年生，四川江油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著有《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早期中国的龙凤文化》《岂有此理？中国文化新读》《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