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对”由来始末

朱张茵 徐方平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行（右一为毛泽东，右二为黄炎培）

为了“可怜的民众”，访问延安

跳出历史周期率，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政权通过有效治理，跳出治乱兴衰和往复循环周期的政治理想及其实践活动。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关系到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个战略性问题的探索，始于延安局部执政时期。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论述李自成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连载4天，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月18日和19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之所以高度评价郭沫若的史论文章，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服务现实。当时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能否保持清醒头脑，巩固来之不易的根据地民主政权，与国民党协商和平建国，让人民从多年的战争灾难中解脱出来，无疑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严峻考验。1945年7月初，恰逢黄炎培、褚辅成等6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于是，风云际会的历史，给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与6名参政员探讨国共两党避免内战、民主建国的千载良机。毛泽东与黄炎培影响深远的“窑洞对”、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也由此问世。

黄炎培等访问延安的动机是什么呢？黄炎培在《延安归来答客问》里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他们6人“立场虽有小异”，即褚辅成是国民党老党员，左舜生代表青年党，章伯钧代表农工民主党，他、冷遹、傅斯年是无党派，但“主张却是大同”，即抗战胜利后必须和平建国，做到“政府与民众合作，中央与地方合作，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合作”。对此，黄炎培明确表示：我“愿竭尽一切力量来协助”。实际上，当时要实现这三大合作并非一帆风顺。1945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拟提交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审议。此前国大代表均由国民党包办，职权按《五五宪章》由国民党中央授予。因此，中共表示不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国共合作再陷僵局，引发了中间势力的极度忧虑，他们希望中共有所让步，以恢复团结抗战的局面。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由参政员冷遹、胡霖、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5人组成延安视察团，以促成全国统一团结。1945年6月2日，由褚辅成领衔，与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不久，延安复电表示：“商组联合政府”“无不乐于”，并“欢迎诸公惠临延安赐教”。

为了“可爱的国家”，探讨跳出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国共两党分别代表国家的两种前途和命运。国民党希望继续维持一党专政，继续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甚至酝酿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希望结束国民党的独裁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平建国。民主人士既反对国民党的主张，也不完全赞同共产党的方案，希望走第三条道路，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黄炎培等人就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部分代表。因此，在当时的国共双方和其他方面看来，毫无疑问，黄炎培等是代表第三方来斡旋国共矛盾的，大家都希望他们居中调停，说“公道话”。但是，黄炎培却说他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我们也是国民，我们是有主张的”，他还说，我们都是用“个人名义”访问延安的，是以“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访问延安的。他们始终认为，为了“可爱的国家”，“只要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其国家情怀之深，可见一斑。

7月1日中午，黄炎培等6人乘飞机抵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考虑到天气比较炎热，给他们每人发了一顶草帽。下午，黄炎培与褚辅成、冷遹“很自由自在地散步新市场”。他们询问了商店棉花的价格，比较了流通券和法币的兑换比例。一路观察妇女和儿童的各种装束，还访谈了一家“联合木器厂”、一家供应机关公务员衣食用品的供应总店，以及一家妇女联合会开的合作社。值得一提的是，黄炎培在逛街散步时还想到了那天“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四周年纪念日”。随后几天，有陈学昭、丁玲、陈毅、张仲实、范文澜等新老朋友前来拜会，宾主相谈甚欢。他们还参观了光华农场和负责改造日本战俘的“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黄炎培等在延安短短的5天里，与毛泽东有过三次谈话，加起来10个多小时。7月4日，黄炎培等与毛泽东就中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了坦诚和深入的探讨。黄炎培提出了对王朝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看法，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殷殷的期盼。

为了“协商建国”，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7月5日用完午餐后，黄炎培等人由延安飞回重庆。在飞机刚起飞时他忽然想到，“我们应牢牢记住：在这几百千个窑洞中间的，才是真正延安老百姓”。回到重庆后的黄炎培，心绪仍然无法平静。此前，国统区的报刊和广播等媒体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有很多造谣中伤，导致民众对解放区有许多偏见甚至误解。延安之行，使黄炎培“从解放区铁一般的事实中认识了真理”。黄炎培想将这些事实和真理告知天下，以正视听。于是，由他口述、妻子姚维钧执笔的《延安归来》小册子很快被撰写出来了。8月10日，他们夫妇不顾亲朋好友的善意劝说，冲破重重阻力，将书稿交给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国讯书店出版。该书向国统区广大民众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延安观感、人物印象和政治作风，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心系百姓大众、紧密联系群众的政党形象，在大后方和上海等地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回忆说：“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着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偿，而使我认识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他与毛泽东的“窑洞对”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历久弥新。值得肯定的是，黄炎培因为延安之行，对共产党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再经过3年多的解放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对中间势力的无情打压，黄炎培完全站到了共产党一边。1949年3月25日，黄炎培应邀来到北平。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设宴招待李济深、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单独宴请黄炎培，希望他做民族工商界的牵头人，一方面把民族工商界的诉求传递给新政府，另一方面把新中国“四面八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经济政策向工商界进行阐释。感受到毛泽东信任的黄炎培接受了这个任务。他马上给上海、香港等地的工商界朋友致电，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希望他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大计。

1949年8月，企图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的发表，引起我国各界的纷纷谴责。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黄炎培的主持下，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毛泽东在24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刊发的此声明后，致信黄炎培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给黄炎培写信。黄炎培通过学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提升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同年12月31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2900多字的《永远纪念着的1949年》一文，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有史以来天大的大事”，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都把“‘人民’两个字大书特书起来”。1949年“是每一个人抬头的第一年，是群众抬头的第一年”。该文是他对唯物史观认识提升的重要表现。

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人生中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他不仅看到了共产党怎样运用民主打破历史周期率的种种努力，更应邀参加了民主协商建国的种种重要工作。由此，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信念，不再存疑，而是无比坚定。他在9月21日新政协会议上激情澎湃地说：共和国“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们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黄炎培依据“窑洞对”中“人人起来负责”的内容，号召大厦的主人——“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大家要站立在各个岗位上，去好好地工作了”。他以前本来不愿意做官，但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动员，最后同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深刻表明，黄炎培是想做“人民的官”，为人民服务，践行其以史为鉴和努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