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猎海豹--有人刻上“到此一游” 北方以北，格陵兰岛纪事 |
怒波
走世界
今天是5月11日，星期四，现在卡纳克的时间是早晨7点半。我开始录昨天行程的口水日记。
前天很有意思。我们从一个居民点出发后，赶到了一个猎人的小木屋里。这个小木屋位于我们路途中的一个峡湾的边儿上，是一块儿大平地，背后靠着山。在峡湾中，这种平地是少有的，一般都是山和海之间的斜坡，不适合扎帐篷。但这块儿平地是一个大台地，我看了看，上面有个用布扎起来的帐篷，还有个木屋。实际上，前天晚上我还是睡在了我自己的帐篷里，没有住那个用布扎起来的帐篷。因为这个帐篷太大、太空旷，而且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人居住过了，心里就犯嘀咕。所以我还是坚持要住在自己的帐篷里，这样风很小，住着也很舒服。
昨天早晨起来后，我就录口水日记，索菲斯着急地等着我，说：“今天要早点出发，因为路比较远。”于是我就早一点出来，吃了方便面，把帐篷拆了，然后就在那儿转悠。前天晚上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猎人木屋的后面有好多大石头。其中有块儿特别大的石头，它迎面的石壁很光滑，上面刻着字。一看刻的什么字呢？大概意思就是，1957年7月20日，***到此一游，上面还有4个人的名字，都是英文的。此外，山上其他大大小小的石头上也有七八块儿都刻着，1985年***来之类的字。看来这个地方可能是来探险的人的一个聚集地。我问了一下索菲斯，这些人都是怎么来的，他说可能是坐船来的。想想也是，如果夏天来的话，还好一点；冬天的话，如果不是因纽特人，那就太困难了。像我们现在坐着狗拉雪橇，这样的走法实在是太困难了。
但我看到这些探险者的做法，就发现了一个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不能随便乱刻乱画。中国的古迹很多，以前很多人就爱干这种事情。中国人从古代开始，就喜欢走哪儿都要做摩崖石刻，比如去泰山你会看到到处都是这些刻画的痕迹。因为古代文人行走到哪里都是要留名的，留什么名呢？想千古留名。但现在来看，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已经为人所不齿了。比如，如果有人在长城刻字，被抓住了，是要受处罚的；如果有人在埃及的金字塔刻字，被抓住了，也是要受处罚的。但是现在这些西方人，来到了因纽特人居住的这么干净、纯净的地方，也是世界至北的地方，却要把自己的名字做成铜牌，深深地镶在石头上。我抠了一下，根本抠不动，看来他们的意思是想在这个地方与世长存。其他石头上也用涂漆写着各种各样的字，而且经历了几十年，这些字依然很明显地存在着。这些人跑到世界至北，在这么一个干净的地方，非要刻上一个“到此一游”。而且这里不是你的地盘，是别人的家园，这就好比跑到别人家的花园或者菜地里去大便一样。所以看着这些，无论从文化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法让人接受，也觉得他们非常虚伪，想着这些西方人跑到这个地方以后，肯定认为自己是从文明的地方来到了落后的地方，所以非要在上面“拉一摊屎”留下来。
因为看到这个我很生气，所以就写了一首诗，把它录了下来。我是这么写的，诗的题目是：
《山岩上的屎》
——2023年5月10日17时40分写于冰原帐篷里
清晨的猎人木屋显得沉重，
因为冰原上云层很厚，
因为木屋后的山岩杂乱斑驳，
像是被人涂上了屎。
我爬上去一一查看，
发现那可不是普通的脏污，
知道吗？
那是一片片某人某年某月到此一游的字迹。
他们把自己的名字用铜板刻在了岩石上，
还刻上了日子，
是1957年7月20日，
也就是说，
他们在那一天拉下了大便。
这些世界至北的屎
幸亏不是中国文字，
这是世界至北的耻辱，
幸亏不是中国文字。
我想这是殖民者的情绪，
证明他们想统治世界。
索菲斯说，
他们是乘坐现代化的轮船，在这里靠岸、赏景，
我说他们是人类的垃圾，显得肆无忌惮。
艾道尔摇摇头说，
看不懂上面的英文字母，
他说，也许他们是想证明，
来到这里后，他们被上帝原谅。
人人都有前生的罪，
人人都想穿过窄门，
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在岩石上大便。
在某年某月某地就可以向某人宣布已经赎罪，
因为他们在天涯海角的岩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岩石前我摇摇头，
大声把他们的名字念给世界和因纽特人，
Michael Holland和Carsten Velsboe。
写这首诗是为了表达我心中的愤怒。当一个征服者带着由上至下的视角，到一个民族的地盘去考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征服者的姿态？因为近些年，西方人类学家都是用一种由上至下的眼光，看待他们考察的所谓的落后地带。
苏联作家阿尔谢尼耶夫写了一本人类学考察笔记，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这本书写得很棒，记录了阿尔谢尼耶夫带着沙皇俄国交给他的任务，去考察中苏边境乌苏里莽林的情况。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中国老人。这个老人是个猎人，一个人在那儿。为什么呢？因为他年轻时想要娶的女人，被他的哥哥娶走了。所以他很生气，就跑了出来，来到这个莽林中开始了离群索居的生活，这一来就是几十年。阿尔谢尼耶夫这个人类学家跟这个老人一块儿生活，其实也是让老人给他当向导。这期间，他看到这个老人可以与万物对话。比如，他会说今天的空气很坏，今天的太阳不好，然后又说树发脾气了。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老人应该是受到了萨满教的指引，这个信仰就是相信万物有灵。阿尔谢尼耶夫把乌苏里莽林中的这些情况记录得非常清晰，包括如何跟那个老人一块儿穿越密林、一块儿经历危险，一直考察到乌苏里的边境上。在那里，他看到了很多中国的农民或者说是森林里的猎人。但是阿尔谢尼耶夫第二次再去的时候，这些人都已经不在那里了。我猜这些可能是鄂温克族人，因为他们养了很多鹿。
另外，《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一书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了当年沙俄扩张的野心，因为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测量。而那时候的中国还很愚昧、落后，还不知道在自己身边已经要发生扩张行为了，所以当他们还处在原始萨满状态的时候，他们的家园已经被别人进行了测量。测量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有一天要占领这里。所以像这样的人类学著作，一般都是采用由上至下、从先进到落后的观察模式。这些人有着道德上的优越感，认为自己先进、别人落后，想着“我从先进的地方来到这里，你们却还在莽林中，过着原始一般的生活。”这确实是这些年西方人类学家的一种做法，或者说是这些人的耻辱。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是存在主义学派的领袖人物。他有一本著作叫《忧郁的热带》，记录了他去亚马逊热带雨林考察的情况，这本书在人类学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一般的人类学家都是先从理论体系入手探讨人类不同的文化、生存模式，以及历史发展情况，但列维-斯特劳斯不同，他和俄罗斯人类学家一样，采用民族志的方式，亲力亲为记录这些。但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记录的仍然都是落后、愚昧。他还有一首诗写道，“亚马逊河为什么你是干瘪的乳房”，等等，很多类似这样的内容，我看了也感觉很不舒服。
当然，他们可能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全世界的人看到这里后都会觉得太落后了，所以要征服这里。这就跟之前八国联军攻打中国一样，要求中国必须把国门打开、把海关打开，让他们的货能运进来，因为他们代表着进步，所以要跟中国做贸易。实际上，他们跟中国做贸易，就是想把他们的东西卖给中国，把中国的好东西拿走，他们好从中获利。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方式。虽然落后的国家也会受益，但是这种在被迫情况下打开国门，就牵扯到民族尊严问题。而从人类学角度看，也涉及原住民的文化被侵略、被浸透的问题。所以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这本《忧郁的热带》，现在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可能你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了。
海明威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获得过诺奖。但是海明威的问题在哪儿呢？他常年在非洲生活，经常打猎。他也是带着由上至下的眼光，看到的都是非洲人的落后、野蛮。海明威坚持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自己是一个优越的白人，来自西方的先进世界，在非洲这里可以随意享受打猎的乐趣，打各种野生动物，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进入21世纪后，我们回头再看这些观点和做法，可以发现对18世纪以来的文学、人类学的很多观点都需要进行反思、批判。从这个角度上出发，我们可能需要回到生态中心主义，或者叫做生态批评。生态批评讲的是要以万物和谐、平衡为中心，不应该是谁征服谁的问题，也不应该是谁由上至下看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丹麦人统治格陵兰岛300年，他们曾经让这里的女性强行绝育，为什么？丹麦人认为因纽特人发展得太多了。因为他们骨子里认为这些因纽特人太落后、太野蛮，而且低种族的人不应该生这么多孩子。这就是他们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特殊表现。所以我们看哥伦布以及一些西班牙人去南美，美国人去印第安，都要进行屠杀，为什么？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地方太落后了。从这个角度看，18世纪以来的文学、人类学思想著作，看样子应该是到了该清理的时候了。比如，生态批评的观点实际就是要回到萨满文化的中心点，即万物有灵，跟万物要和谐，人和万物不应是对抗的关系，而应是一种平衡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我走到格陵兰岛，在这么一个世界最北的地方，还看到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印记，就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说它是岩石上的屎。
其实，前天上午我们到村子里的居民点去看的第一家，就是那个老人的小屋。我到了那里一看，发现村子里几乎一半的人都在那儿，当然都是男人，可能女人在自己家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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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跟索菲斯说，我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中国人。这就说明一两千年以来，他们第一次跟中国人这么近距离接触。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并不应该带着认为他们怎么还那么落后的眼光，来访问他们。因为格陵兰岛这个地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处于相对原始的社会状态。所以从我的观点来看，我是带着崇敬之意来的，而且还从内心里感谢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文化保护得如此之好，能够让传统的生活习惯、模式还一直存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一个问题，基督教作为一个外来文化，已经进入到村子里了。而且自从基督教被引进以后，萨满教就开始衰落了。我想如果这个世界未来只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只剩这么一点文化，那人类就太可怜了。因为这三个宗教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但萨满是原生性宗教。所以在遥远的格陵兰岛，当我看到萨满这种原生性宗教正在逐渐被消灭，就会让人感觉非常惋惜。这也是人类脸谱行动的魅力所在，能看到有些正在消亡或已经消亡的东西，因为我在现场，能看到留下来的现场痕迹。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看到过一本书，是80年代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名字叫《格陵兰游记》。这本书是谁写的呢？是一个多哥的黑人。这个黑人很有意思，在16岁时就想来格陵兰岛。于是他从家里逃出来，辗转了七八年，从很多国家一点点挪到丹麦，最后来到格陵兰岛。他是那种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人，他爸爸在多哥是一个电工，有8个老婆，其中3个老婆生了孩子。他的游记是采用现场民族志写法，因为他在格陵兰岛生活了很多年。但是他主要是生活在努克这边，最远走到了乌佩纳维克，再往下走才能到达真正的至北之地，也就是卡纳克这个地方。但这个多哥黑人在生活记录当中，也有着很多他自己的视角。他回忆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灰暗的东西，说的都是这里多么落后，性开放、性混乱，甚至于乱伦。而且从字里行间也能看出，他把自己当做了一个种马，说女人看见他眼睛都发光，认为他真帅。其实这个人就是个黑大个儿。从中可以看出，这个黑人从非洲多哥那么落后的地方跑到格陵兰岛后，也认为这里比他们非洲更落后。所以他带的也是一种由上至下的观察视角，带着一种猎奇的眼光。
所以当今人类学面临的问题就在于要重新摆正研究态度。当我们作为一个异乡人，去看另外一个地方的文化时，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应该尽量还原它本来的样子？我们不要带着批判的眼光看他们，只看它的落后，看到性混乱或者环境脏乱，或者原住民愚昧，等等，不能用这种眼光，而是要回到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结构当中去理解他们。就像这几天，我跟着这两个优秀的因纽特猎人一起生活一样。通过观察他们，我就发现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生活模式。比如，他们不会像我们那么客气，吃东西的时候先谦让别人。当你进了他们的屋子里，他们也不会站起来，请你进来，而是来就来了，你想坐就坐着，想站就站着，是这样一种模式。看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就能理解了，他们之所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被现代社会礼节当中的那些客套、虚伪的东西影响。他们认为你来了就吃吧，来就来了，还能怎么着，很自然、很简单。所以我们要从这种文化角度去换位思考他们的生活习惯。这也提醒到我，在接下来的人类脸谱行动中，起码要有一种平常的心态或价值观。比如，当年在进行人类脸谱行动时，我走进德国、法国后，看到的问题也很多。但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背景的，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主要是靠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玩命干，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大家一块儿把经济做了起来，所以现在中国强大了，走到哪儿都让人觉得我们这些企业家有钱。像这次来，我带了四瓶很贵的威士忌，让大家一起喝，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个时候要避免这样一种态度，就是看到卡纳克的现状会不自觉想到：我们当年就是这么穷。当我们想到这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生活模式、文化结构还能保留到现在这个样子，是多么的珍贵和有意义，我们要考虑的是他们保留了多少人类最纯正、最完整的东西。
如果更进一步的话，就是在祝福他们这里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同时，希望他们的社会不要解体。比如现在就有一个很现成的例子，我来到这里后，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卡纳克这个地方年轻人已经不多了，大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人。据统计，整个格陵兰岛大概有5.6万人，其中劳动力人口是2.7万。但这里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劳动力人口主要从事的是渔业和狩猎，而这都是比较原始传统的生活技能，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再做这些了，所以以后谁来继承这些技能？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这些年轻人一旦离开格陵兰岛，基本上就不再回来了，那也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在解体。所以这里也是有很多问题的。再比如，格陵兰岛自1979年自治以后，主要想发掘更多的矿产资源，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第一，发掘矿产资源需要劳动力，当地哪有劳动力呢？如果从国外引进劳动力，立刻就会引发轩然大波；第二，发掘矿产资源需要钱，当地政府没有钱，只能进行招商引资。但是招商引资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另外一种的现代性被殖民化。
当然，这里现在的问题更大。因为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我觉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包括北约都会把格陵兰岛当做重要的军事基地。实际上，美国现在已经把这个基地改成它的Pituffik太空基地了。据说那里还有核武器，当然美国是不承认的，但最近F-35已经进到这里了。所以关于格陵兰岛未来的命运，我不是很看好。我觉得可能就是像1957年这几个家伙一样，来到这里写上到此一游，刻在铜牌上。然后过些年再回到这里，发现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情景也不复存在了。但是一看那些铜牌，就会想起来当年在那么落后的时候，他们就来过这里了。这可能就是格陵兰岛未来的一个结局。
像多哥的那个黑人米歇尔，他回多哥后，在他们那里非常有名的电台里讲了这个地方的情况，中国也翻译过这本书。但实际上这是一本非常拙劣的游记。这个黑人在书里炫耀了他的性经历，他甚至得了性病，而且这个性病可能是他带到格陵兰岛的。然后他就把自己当做种马，觉得谁都想跟他上床。像这种社会底层的人出来游历，他只能炫耀自己的探险经历，炫耀自己的性经历、性占有，以弥补他在多哥只能做奴隶、做不了主人的遗憾。像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人走完亚马逊，写出了一本关于热带雨林原始社会生活状态的调查报告，他因此变成了法国名人；而《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一书则反映出了沙皇俄国的野心，就是要盯着中国，测量中国的边境。实际上，这样的观察和记录都是以一个威胁他民族存在的方式，或者是看不起他民族原住民的方式或模式而进行的学术研究，所以说这是让人觉得很可耻的做法。
契诃夫不错，他去的是萨哈林岛。萨哈林岛是沙皇俄国流放囚犯的一个地方。沙皇特批契诃夫去了流放地。到了那里以后，他有比较大的自由，可以访问各种各样的政治犯，所以回来以后，他感触非常深刻，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流放是历代统治者对犯了罪的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比如，格陵兰岛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挪威的一个囚犯，外号“红胡子”埃里克，犯了罪被驱逐了。驱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没有目的地的流放，但他就得走出去，爱去哪儿去哪儿。最后他就跑到了格陵兰岛。清朝的皇帝也有流放囚犯的情况，动不动就会把谁发配到什么地方，披甲为奴，比如流放到东北。所以契诃夫到萨哈林岛流放地，用民族志的方式做了很棒的社会现场调查。这个很了不起。
话说回来，这些都是我看到这个铜牌后，站在木屋前，想到的很多问题。因为我已经站在了因纽特人的地盘上。所以看着这两个猎人从木屋里把他们的装备、饭碗都提出来，装在雪橇车上，我就说跟肮脏的铜牌再见吧，再也不想见到它了。当然，我估计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了，因为来这里的确是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