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贵安时空里的“十百千万”

贵阳的建制沿革外延和历史文化内涵，蕴含在“万”“千”“百”“十”间：约在四万年前，贵阳贵安有了最早的远古人类活动足迹，先民们在招果洞建造“洞穴家园”，打磨的石器被考古学界誉为解开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革命之谜的“一把钥匙”；贵阳的建制沿革，上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春秋属牂牁国、战国属夜郎国，自此逐步融入汉文化版图；贵阳建城，有史可查始于元代，迄今七百余年；六百年前，水东土司女杰刘淑贞“卷裙走马四千里”觐见朱元璋，化解西南边陲战乱危机，水西土司奢香夫人开“龙场九驿”，以此推动民族文化融合；五百年前王阳明“龙场悟道”，阳明心学成就了中国思想史的裂变，塑造了贵阳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核；近百年来，黔中英杰“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为贵阳留下红色文化基因；八十多年前的一九四一年，贵阳撤县设市，自此乃有贵阳市；六十年前“好人好马上三线”，幸福了我们当下的生活……

从地质学的角度，脚下的这块黔中大地当以“亿”年为时间单位。从元古代的“武陵旋回”到新生代的“喜马拉雅旋回”，上古贵州以陆地的形态露出，共经历了21次地壳运动：垂直方向共18次，时升时降，称为“造陆运动”；水平方向3次，时拉时挤，叫做“造山运动”。

具体到贵阳大地，《山海沧桑》一书从记录地球历史的“书页”——地层岩石入手：贵阳最古老的岩石，形成于距今约8亿年前。在约8亿年的地质历史长河中，贵阳共经历了6次海陆变迁，岩石详细地记录了山海转换信息，以及古生物的生存演化密码。一组组数据还原了贵阳版的“沧海桑田”：8亿年前的贵阳，不仅是一片大海，而且火山爆发频繁。数亿年前，贵阳有海洋，也有成群的鱼虾、珊瑚、海百合等古生物，还有阳光沙滩、高大茂盛的古植物；距今约2亿年时，整个贵阳抬升成陆地，贵阳从此就告别了海洋。

距今约3750万年前，今天贵州高原的面貌基本形成。其中，“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积广大，黔地因而有“喀斯特王国”之称。自然地貌与文明特质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正如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所言：“原始人的文化常常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在文明的民族中，文化的基础已几经迁移，但无论怎样，其文化却依然保留着部分自然的根基。”所以平原与农耕文明、海洋与工业文明有着天然的孪生关系。贵州贵阳地处“山国”，“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其文明的孕育、演化与发展，必然带有鲜明的山地文明特质。

贵州喀斯特地貌高度发育的结果，便是“跬步皆山，无山不洞”。天然的洞穴，为穴居年代的古人类提供了栖身之所。在考古学家眼里，“无山不洞”的贵州有着极为丰富的史前文明，贵阳也不例外。迄今为止，贵州已发现的史前洞穴遗址有500余处，其中能确认属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或地点约100处。贵州先民走出洞穴后，在临河、临江的阶地上、旷野上，也都发现了新时期时代的遗址。简言之：约600万年前，人猿站立起来，迈步行走；150万年前，真正的直立人在贵州大地上行走，约4万多年前，贵阳贵安出现了远古人类的足迹。

《考古黔中》一书开篇，即还原了考古工作者破解贵阳贵安招果洞遗址这部四万年“地书”的场景：按照考古工作规程，考古队员们将招果洞遗址的堆积从上到下进行编号，一直编到了第25层。这层层叠叠的地层，从远处看，像极了历史的“书页”，那些地层中出土的石器、骨角器、动物化石就好比是“书页”中的“文字”，那是只有考古人才能识读的“文字”，记录了在那个洪荒的年代里，一群又一群人来到这里，又离开这里，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记录了他们一次次带着猎物满载而归，围火而坐，琢石成器，磨骨成锥。随着最后一批洞穴居民的搬离，这里终于沉寂了下来，汇总成了厚达8米、记载了4万多年人类历史的招果“地书”。

就这样，贵阳贵安的先民们点起火把，“筚路褴褛，以启山林”，开启了史前文明、山地文明的征程。但在远古人类走出山林洞穴、走向河谷平原的“农耕文明”途中，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级区域，不沿大海、不沿长江、不沿边疆，使得黔地在重平原的传统农耕文明时代位置不显。“山国”贵州渐渐沦为“三野之地”：一“野”乃“朝野”之“野”，黔中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二“野”乃“文野”之“野”，黔中远离华夏文化中心；三“野”乃“荒野”之“野”，黔中远离帝国经济中心。具体的表现在历史文献上的“贵州”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上，明清以前尤其如此。

纸上没有的历史，有可能在土里。从20世纪50年代，贵州考古工作者就已经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将贵阳贵安的历史上溯至汉晋时期。尤其是2012年以来，贵州考古工作者在今天的贵阳贵安开启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并取得重要发现，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招果洞遗址、大松山墓地分别入选2016年度、2020年度和2022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十年磨一剑，贵州考古工作者用了差不多10年，拉通了贵阳贵安距今4万年以来的人类活动历史，使贵阳贵安成为全省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文化序列连续的唯一地区。通过对遗址历史信息的全方位提取，对一件件考古出土的骨角器、陶器、瓷器、金银器的深入分析，贵阳贵安4万年以来清晰的历史脉络和鲜活的历史场景逐渐呈现于世人面前，通过实物遗存构建起来的文物历史极大地延伸了贵阳贵安的历史轴线……

地质学和考古学视野里的史前贵阳贵安，为推动“贵州”成为“贵州史”，提供了角度和助力。

西入云南、南下两广、东出华中、北上蜀中，贵州自古为战略要地。战国楚顷襄王派庄蹻经云贵夹击强秦、秦代修建五尺道、汉武帝派唐蒙通夜郎、唐宋设置羁縻州，无不看重黔地军事、地缘价值。

贵州建省，“虽迟但到”。明永乐十一年（1413），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相邻的“边角”，如拼图般整合而成第三个行省——贵州。省域主要包括东面的新开八府、西面的贵州宣慰司及安顺等三个州，驿道一线相通，状如一个“哑铃”；清雍正年间，今遵义市原属四川，黔南州荔波、罗甸，黔西南州册亨、贞丰、望谟诸县原属广西，都在雍正年间“割入黔疆”，方全今贵州之省域。此时的贵州地图，状如一片“荷叶”。

贵州建省以来，贵阳即为省会所在。贵阳地处黔中腹地，倘若于此地立一根支柱，便可将“荷叶形”的全省撑起起来。“先有贵州城，后有贵州省。”宋代，宋太祖赵匡胤赐名“贵州”，贵州专指贵阳一地。元代“改贵州为顺元”，建“顺元城”，贵阳的城市雏形自此初现。贵州建省，贵州省名因“贵州”得名。将省会原来的名称作为省名，贵阳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是仅有的一例。

起初，贵阳的意义偏重于军事。历史上，贵阳立，则黔省可为、西南可图。明清播州之乱、奢安之乱、咸同之乱震动西南，皆以贵阳城不失而得以平定。贵阳的军事地缘价值，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点睛之语：“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历朝以贵阳为中心，开拓五条主干驿道：一条由贵阳到云南；一条由贵阳至湖广；一条由贵阳到重庆；一条由贵阳经都匀到云南；一条由四川叙水经贵州毕节到云南。

《贵阳史话》一书，也从地理“通道”的角度，解读贵阳之于贵州乃至全国的意义：贵阳居于云贵高原的盆地中央，有“滇黔的锁钥，蜀粤的屏障”之称。明代，驿道畅通为开发贵阳提供重要条件，奢香夫人开辟龙场九驿，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明代的贵阳，已成为全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具体表现在：明代的贵阳城已成为“万家之邑”，人口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两次建城基本确立了贵阳城的格局，老贵阳流传的“九门四阁”也是在此时形成了历史记忆；明清实施“移民实边”政策，政策的推行，让贵阳成为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清代完成的改土归流，进而贵阳作为东进西出、沟通南北的“万马归槽之地”，逐渐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和军事要地。

清末民国年间，贵阳城的“商贸集散地”的意义更加凸显。此时西风东渐，工业文明渐起，交通便捷、商贸互通、开放包容成为应有之意。以贵阳为中心的古老驿道，逐渐发展成干线公路。张肖梅在出版于民国年间的《贵州经济》一书中说：“贵阳不特位居全省之中央，今且为公路辐辏之交。”

工商业在贵阳城兴起的同时，对城市发展造成阻碍的城垣被拆掉，城区在扩大，街道在拓展延伸。道路交通以贵阳城以市中心为核心，呈放射形分别，各类功能区域围绕着道路展开，贵阳城的布局由农耕时代的“井字形”逐渐转变为“扇形”。1949年，贵阳是大西南战役中第一个解放的省会城市，此后贵阳城以“扇形”的布局快速扩展，而今更是早已跳出山地盆地的地形局限，突破“扇形”布局，朝着多中心模式的“板块状”发展。

贵州本是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相邻的“边角”如拼图般整合而来。历史的原因，黔西南、黔北、黔东分别受滇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影响较深，黔东南则是有着内部认同的苗侗文化区。贵阳发挥“省会”的功能，将不同区域凝聚为贵州省的区域认同。《贵阳史话》说：“作为省城的贵阳对边疆的巩固，多民族的融合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被迫向西南地区转移，贵阳逐渐成为后方重镇、西南交通枢纽，战时经济空前繁荣，经济功能大为增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地位更加强化。”这正是贵阳“强省会”行动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人的聚集，形成经济区；经济发展，形成政治区，并随之推行文化教育，影响周边区域，从而形成文化核心区。贵阳“强省会”行动和，对形成全省域的融合发展、地域认同、文化自信意义深远。

贵州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历史上在以土地为贵的农耕文明、以流通为尊的工业文明两大文明周期中长期落后。也因此，贵州长期处于“被描写”的状态，被遮蔽、被忽略、曲解是历史的常态。“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两个成语，以及“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一个俗语，塑造了贵州对外的“历史形象”。

在《贵阳历史文化丛书》中，处处可见打破“历史偏见”的努力。丛书中《甲秀昌明》一书，即破除了贵州贵阳“文教不兴”的偏见。在华夏科举场上，贵州创造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状元）一探花”的骄人成绩，可谓“俊杰之士，比于中州”。“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是晚清名诗人赵熙对贵州明清人才辈出景象的一种赞美。贵阳作为省会，占据地理之要、文教之先，科举榜甲，自当为首。三状元中，曹维城、赵以炯分占文武二榜。

书中讲明代的五个书院，以展现王阳明教育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明代教育蓬勃兴起；讲三条状元街，以呈现贵阳的科举名流、甲秀盛况；讲李端棻等贤人名士，以彰显他们对促进中国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讲抗战时期内迁和新建的六所大学，以突显贵阳高等教育从无到有的短暂兴盛。

事实上，打破“历史偏见”、重塑“对外形象”，是这些年来黔地各界的共识。黔地近些年来的具体的实践，可总结为两条显性的路径：一个名牌的打造，一个命题的践行。

2005年发力打造的“多彩贵州”品牌，首次将有着“文化千岛”的美誉、被称为民族文化的宏大博物馆的贵州，提炼为“多彩贵州”这一区域符号标识。经过多年的发展，引用武汉大学《“多彩贵州”品牌发展研究》一书的研究成果，“多彩贵州”是全国第一个省级文化品牌，经过品牌化、产业化、公益化的发展，品牌全面爆发，品牌观念深入人心，品牌形象、影响力迈向国际化。“贵州”也由此成为“多彩贵州”。

与此同时，贵阳成功打造了“爽爽贵阳”城市品牌，且内涵不断丰富：爽爽贵阳，贵在爽身。盛夏时节的贵阳，没有骄阳似火，唯有凉意满怀，阵阵清风浸润身体的每个毛孔，犹如置身茂密林荫之下，又似身处空山幽谷之中，尽享天然空调、生态氧吧的舒爽清凉；爽爽贵阳，贵在爽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跨越浩瀚的历史长河，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多彩文脉在这里激荡；爽爽贵阳，贵在爽眼。贵阳是一个青山如屏、水鸣如琴、别有洞天的大山地公园、大森林公园，“溪瀑峡石洞城”浑然天成、“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共生；爽爽贵阳，贵在爽口。贵阳，一块神秘又独立的风味自留地，一座汇聚四方佳肴的美食博物馆，山城的韵味和人情的意味在这里相互交织，酸辣的刺激与奇鲜的柔美在这里激烈碰撞，造就了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人间风味；爽爽贵阳，贵在爽购。曾经“地无三尺平”的贵阳，早已架起了千山万壑上的“高速平原”，随着天堑变通途，“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黔货”走出大山、“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品”走向世界；爽爽贵阳，贵在爽游。贵阳无山不青、无峰不险、无林不茂、无水不秀，东西南北皆有美景，老幼中青各得其所。

“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公认是贵州近20年来影响最大、被付诸实践最多的文化命题。黔地藉此摆脱“被描写”的被动状态，走向“自己描写自己”的自觉与自信。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时间节点、几部代表著作，一窥该文化命题的践行轨迹：2002年，钱理群教授以黔友的身份和戴明贤、袁本良、杜应国等黔人共编《贵州读本》，第一次提出“认识脚下的土地”，重新“发现贵州”；这一主张，由贵州学者何光渝理论化为“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命题并于2005年正式提出。这一命题，引领了黔地文献、文学、文史、文化等领域的同向而行、同向发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2016年，贵州启动“前六百年未曾有，后一百年难再有”的大型文献集《贵州文库》……

2023年7月，贵阳启动《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工程，在“万”“千”“百”“十”的时空维度里，深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群众文化”品牌，推介“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贵阳。

《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以“尊重历史，体现文化，注重协调”为原则，紧扣历史性、文化性、系统性三大核心，以史为鉴，以文铸魂，以系统为纲。丛书第一期按照“1+9”的编纂计划安排，即总述卷1册、分类卷9册。

第一批推出《贵阳史话》、《山海沧桑》、《考古黔中》和《甲秀昌明》4册。其中，《贵阳史话》作为总述卷，题材定位于贵阳贵安的历史文化概览，依靠考古发掘与历史文献，厚植千年筑城的历史文化底蕴，按照历史发展的主线，凸显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和特点，展示贵阳从远古走来，发展成为现代化都市的历史轨迹，把千年筑城历史主要面貌呈现给读者。《山海沧桑》题材定位为贵阳喀斯特地貌特色与地质变迁，凸显构成贵阳历史文化发展的独特自然环境。《考古黔中》题材定位为贵阳贵安史前考古内容，通过考古遗存，缀连贵阳、贵安的人类活动史、社会发展史和民族融合史。《甲秀昌明》题材定位为贵阳贵安城市文教历史，集中展现600年来贵阳教育的勃兴、转型及发展。

接下来，《心学圣地》、《金筑诗话》、《贵士名贤》、《多彩之风》、《筑城红韵》和《六爽之城》等丛书分类卷将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