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非常重视雕塑，而中国古代的雕塑作品，在功能和呈现形式上都和西方有很大差异。相较国内博物馆常见的石刻、造像陈列，上博试图打破界限，将中国古代各种立体造型艺术，诸如青铜器、木俑、陶俑、墓葬刻石、金铜造像、石雕、玉雕、木雕、泥塑、竹、木、牙雕都囊括在内，设立了国内少有的雕塑通史展厅，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尝试。
雕塑馆位于1楼，和青铜馆一样设有夹层，按时间顺序分为5个单元，陈列文物289件，约为老馆的2倍。从商周青铜器开始，一直到清代潮州木雕，蒙藏佛教造像等。单拿佛教造像来说，上博可能比不过山河四省的省博，胜在涵盖全面，且平均水平不低。
新雕塑馆整体比较明亮，不如老馆那么有氛围感，好在空间大，东西多，标牌介绍相对比较详细。接下来开始介绍。
起源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历史悠久、种类丰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多种材质的大量雕塑作品出土。夏、商、周三代在早期雕塑基础上，出现了造型多样的青铜器以及玉、石、骨雕刻等工艺性雕塑。秦汉雕塑，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墓葬雕塑形成规模，画像砖石艺术颇具时代特色。
北朝佛教造像
东汉时期，佛教造像艺术沿丝绸之路传入汉地，中国雕塑开始深受异域元素影响。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雕塑成为不同文化间交流与融合的绝佳见证，石窟、寺院宗教雕塑进入繁盛时期，墓葬雕塑继续发展。五代、两宋时期，墓葬、石窟雕塑由盛转衰，寺观、建筑雕塑日渐兴盛。元、明、清时期，雕塑艺术更加程式化、世俗化。此时汉藏艺术的融合作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呈现别开生面的气象。
中西古典雕塑各有特点，上博试图展现中国古代雕塑的四大特点——
东汉拜谒、庖厨、骑从画像石，山东博物馆调拨
以形写神：西方古典雕塑注重再现人体解剖结构和比例，而中国古代雕塑则更注重作品内在精神和整体气韵，这在先秦青铜器雕塑和汉代画像砖、石中有充分体现。此外，西方古典雕塑可从多个角度观看，中国古代雕塑则往往以特定角度（多为正面）观看，具有平面性。
明代彩绘泥塑菩萨
绘塑并举：中国古代著名雕塑家多为画家，比如张僧繇、杨惠之、周昉等，雕塑往往以彩绘装饰；而西方古典雕塑则更注重表现材质（尽管古希腊、罗马雕塑原本多有彩绘）。雕塑馆中金、元、明时期的彩绘雕塑，体现了这一特点。
战国楚地彩绘木俑
功能性：文艺复兴以来，西方雕塑成为独立艺术门类，与绘画、建筑同为传统造型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古代雕塑则以宗教偶像、陵墓雕刻、陪葬俑和工艺雕塑为主，更注重其实用或仪式性功能。展览中的战国楚系木俑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扁平的躯干，几何化的刻画，并不是为了塑造现实中的人，只是作为替代，在地下世界继续“侍奉”墓主。
贵霜王朝石菩萨头像，公元1-4世纪。贵霜王朝是古典时代和汉、罗马、安息并立的四大帝国之一。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北部出现受希腊影响的犍陀罗艺术，这尊头像则为南部印度化的马图拉风格，接近当时王公贵族形象
开放性：东汉以来，随着佛教的传入，来自古印度，乃至古希腊、罗马、波斯、粟特等文明的各种元素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多元的丝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产生了独特而灿烂的中国佛教雕塑艺术。雕塑馆中众多雕塑中的域外元素，是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证。
雕塑馆整体按时间顺序布展，但在展厅最开始，是一尊唐玄宗时期的白石供养菩萨像。这尊菩萨像原本应该是一组以主尊佛像和众胁侍组成的群雕中的一部分，即位于佛下方的供养菩萨。菩萨像采用白色大理石制作，束高发髻，戴宝冠，面相圆润，眉弓弯曲，嘴唇含笑，显得恬静安详。菩萨像胸腹部及长裙上还残留有彩绘痕迹，可以想象当年的华美。
在古代，白色大理石（简称白石）造像发愿文中常将这类石像称为“玉像”。唐玄宗时期，长安地区白石造像达到鼎盛阶段。当时的白石像雕刻完成后，还要贴金上色，称之为妆銮。这件菩萨像在材质与工艺方面，与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白石造像关系密切，是盛唐白石造像的上乘之作。
形致以礼：商、周、秦、汉雕塑
先秦雕塑在漆木、玉石、泥塑、陶塑以及青铜器铸造等工艺美术领域中广泛发展。其中具有强烈礼制色彩的青铜器、玉器是该时期雕塑艺术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墓葬逐渐以俑替代人殉，客观上促进了古人塑造形体的能力。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已经成熟。各类陶塑表现了乐舞、劳作等题材，体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墓葬神道石雕、石享堂和墓室浮雕画像石表现出朴拙、苍劲的时代美感。实用铜器以人物、动物、仙山等为造型，生动精巧，体现出工艺雕塑的高超水准。东汉时佛教造像艺术传入中国，对以后的中国雕塑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商、周雕塑
先秦雕塑带有神秘、狞厉的美感。这一时期虽有自然主义雕塑出现，但总体并不注重写实。象征主义与礼仪制度是该时期雕塑艺术的基调。夏禹“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的故事，是对先秦雕塑艺术的很好诠释。
商晚期青铜鸮卣。先秦青铜雕塑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作为青铜器局部装饰的雕塑，以浮雕为主；其二为模仿动物和人物的拟形青铜器，包括饰件、器座和容器等；其三是脱离具体器物的独立青铜雕塑，如三星堆的青铜立人、神树等，多用于祭祀目的。这件鸮卣属于第二类。
商晚期兽面纹骨柶。柶也称匕，用于取饭进食。这件骨柶采用线刻和浅浮雕手法，纹饰风格与同时期青铜器接近。
春秋青铜蟠龙鼓座。这是一件建鼓的鼓座，鼓座主体由三条相互盘绕的高浮雕蟠龙组成。建鼓是一种大型鼓，可在宴乐中敲奏，也可用作战鼓。
战国彩绘漆木镇墓兽，出土于湖北荆州刘家台25号墓。镇墓兽由木质基座、兽体和一对鹿角组成，通体涂黑漆，并以红漆描绘云气纹、几何纹等。展现了楚文化瑰丽、奇幻的特色。
战国人形青铜器座。先秦时期，将人物、动物造型与器物结合的工艺雕塑非常盛行。这类人形器座，双手中空合抱于胸前，中空处原安装有插件。器座和插件分开铸造再加以铆接，便于拆运。
秦、汉雕塑
秦汉雕塑充满朝气勃发、强悍勇健的少年气象，在形体塑造、空间构成方面已经驾轻就熟。厚重的体量、粗粝不加修饰的雕刻与雕镂错嵌、瑰丽夸张的造型并存，表现出允文允武、君子如珩的美感。
西汉虎形鎏金铜镇。虎作卷卧状，昂首张口，脖颈戴贝纹项圈，身躯线刻斑纹，通体鎏金，铸工精湛，形体塑造生动，是珍贵的汉代工艺雕塑杰作。在秦汉及更早时期，人们席地而坐，为避免起身或落座时因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而影响仪态，出现了压住席子四角的席镇。
东汉羊首纹画像石。此画像石源自山东济南或周边地区的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是墓门上的门。画像石居中高浮雕双角卷曲的羊头。羊通祥，取吉祥之意。
东汉陶抚琴俑。汉代人事死如事生，强调厚葬，墓葬中往往陪葬有大量陶俑。
交流互鉴：魏晋、南北朝雕塑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雕塑艺术在传承与融合中向南北朝过渡。南北朝是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第一个繁荣期。丝绸之路沿线及各政权国都周边出现了众多拥有精美佛教雕塑的石窟寺。这一时期也制作了大量圆雕作品及铸铜佛教造像。
魏晋南北朝雕塑艺术以交流与融合为特点。中亚和南亚的犍陀罗与笈多艺术沿丝绸之路对中国佛教雕塑产生影响。当时还出现了近似士大夫着装的“褒衣博带”式佛像。陵墓石刻与工艺雕塑在继承秦汉传统的基础上，多与外来文化产生互动。
魏晋雕塑
魏晋雕塑上承两汉雕塑的强健气象，下启南北朝雕塑秀逸隽永的格调。在这个动荡战乱的年代，造型艺术多有潦草之作，但乱世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魏晋雕塑艺术便在新旧文化制度的打破与重建中摸索发展。
西晋持帚胡人俑。戴尖角帽的胡人形象源自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这类形象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文物上多有出现，有时用来表现西方求仙相关题材，有时表现现实生活中的胡人仆役，比如这件胡人俑。
西晋青釉堆塑楼阙人物罐。堆塑罐源自东汉的五联罐，是当时工艺最复杂的瓷器，场景复杂，形象生动。其中的佛像与胡人反映了贵霜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十六国鎏金铜佛像。此像既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也有本土化特色。
南北朝雕塑
雄强的北朝与秀逸的南朝在社会风尚上对比鲜明，雕塑艺术也是如此。南北双方除了地域阻隔和军事对立，也有文化上的交流学习。双方人员的南渡与北归，使得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北魏首都平城雕塑艺术影响到南朝都城建康，南朝飘逸俊秀的风格也后来居上影响了北朝中后期的雕塑。
石天人头部残件。出自云冈石窟第十七窟，面庞圆润、五官集中，具有明显西域特色，为云冈一期造像。云冈石窟是北魏举全国之力，调用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与工匠营造的大型艺术杰作，足以体现时代风范。其艺术风格影响了华北各地的佛教石窟造像，也波及到南朝早期造像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上博这次展出了一批云冈石窟造像残件。这些残件是抗战期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组成云冈调查队在清理“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时采集的，抗战胜利后，经李济、张凤举等人努力，这批造像被追索回国，后入藏上海博物馆。
北魏鎏金铜菩萨像。有铭文记载的类似造像多为观音，造像比例、造型接近云冈一期和河西地区北凉菩萨形体，应是受到犍陀罗、新疆及河西地区早期佛教艺术的影响。
北魏铜佛像。佛像波浪状发纹在正面形成旋涡，右手上举胸前施无畏印，衣纹密集贴体，背光外围火焰纹富有张力。具有北魏早中期雄强的风格，受到了中亚和印度笈多艺术影响。
北魏张匡造铜观音菩萨像。菩萨头戴簪花，底座正面有三个榫眼，现存一狮子。造像飘逸清秀，是受南朝影响的北魏晚期风格。
北魏石塔节。出土于陇东地区，这是佛教雕塑艺术传播的十字路口。石塔节四面都有雕刻，呈佛龛状。其中既有南朝风格的褒衣博带装佛像，也有衣着贴体的凉州风格佛像，尤其是菩萨像上身裸露、下身着裙，明显受到西域影响。中国式佛装源自南齐蜀地风格，越过秦岭影响到陇东地区，体现了此地南北方向的交流。石塔节下方有龙、狮、驴和骆驼等表示祥瑞的动物。这些动物在当时被认为是神兽，多从西域传来。
北魏王龙生等造佛像石碑，山西博物院调拨。北魏造像石碑线条较为粗放，人物造型古朴大方，栩栩如生。造像碑将佛教雕刻与画像石刻艺术结合。其中螭首、日月形象以及附有榜题的供养人源自汉画像石传统。碑身佛教造像身材清瘦、服饰宽大飘逸，为北魏后期风格。碑文中出现的地名均在今山西临汾境内。
北朝鎏金铜佛像。佛像螺发肉髻，面相丰满，衣纹向下并外扬，犹如迎风飘展的羽翼，极具装饰趣味。佛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赤足立于佛座之上，它那宽厚的身躯和端庄的姿态，开启了北魏佛像向东魏过渡的新风尚。
北齐白石佛像。由白色大理石雕成，选材上乘，雕工精湛，研究认为其可能源自北齐皇家石窟——响堂山石窟，是一尊珍贵的北齐皇家造像。北朝白石造像主要出自今河北曲阳、定州和邯郸境内。贴体的佛装和头光中的缠枝花卉纹样受到古印度笈多艺术影响。佛像头部较大，上身修长，整体雕刻几何化，北齐特征鲜明，这种样式对隋代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
北齐石佛像。历代佛教造像中，北齐佛造像尤其受人欢迎。整体上趋于细腻、流畅、富有动感、注重细节。
北齐武平三年马仕悦等石造像碑。石灰岩质地，整体造型和铭文主题与河南出土同期造像类似。四面龛内造像特点各异，可以看到北齐流行以及受南朝影响的因素，主尊分别为定光佛、释迦摩尼佛和弥勒菩萨，这类三世佛题材造像，最早出现于西魏时期。
北周石千佛造像碑。造像碑密布千余尊坐在佛龛内的佛像，刻画如此众多佛像，与大乘佛教宣扬人人皆可成佛的思想有关。碑正背面各有一大龛，主尊分别雕刻释迦牟尼佛与弥勒菩萨，均胁侍两弟子、两菩萨、两力士。碑上造像粗短、圆润，为典型北周风格。
南朝石一佛二菩萨像。造像以石灰岩雕刻，面部宁静含蓄，长颈削肩，体现出南朝造像秀骨清像的特征。南朝造像存世不多，此造像出自南朝齐、梁之际的长江下游地区，因此尤为珍贵。
南朝尤其是萧梁时期，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域以及南海诸国保持交往。在萧梁造像中可见中亚、印度笈多等域外风格影响，并通过海路影响到百济，进而对日本最初的佛教艺术——飞鸟时代佛教雕塑产生深远影响。
南朝石造像残碑，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四川博物院藏。南朝造像除南京及江浙地区有少量存世外，多出土于成都地区和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等地。为使本展览体系齐全，并与北朝造像形成对比，上博特地从四川博物院借展了两件珍贵的南朝石刻造像。造像碑上的伎乐浮雕在内容结构上与梁武帝参与创作的“上云乐歌舞伎”一致。
上云乐歌舞伎采用南朝荆楚地区的歌舞风俗，角色多戴面具表演，原本在宫廷元旦朝会上演出，隋唐时发展为《文康礼毕曲》，作为宫廷宴乐演出。这组伎乐浮雕表明，上云乐歌舞伎在萧梁时已被用作佛教供养伎乐，并伴随佛教传播到成都等地区中心城市。日本戏剧源头之一的《伎乐》又称《吴乐》，也和上云乐歌舞伎关系密切。
南朝石造像底座，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四川博物院藏。石刻为坐佛像宝座残存的半个束腰与底台部分。完整底座由两件同类石雕拼接成平面八角形底座，在底座上安置佛像。底座表面雕刻六身立姿护法神和五身矮小的眷属像，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药师佛及十二护法像。此类造像依据刘宋僧人慧简的《药师琉璃光经》制作。这部经典不仅是南朝药师佛信仰的基础，还曾流传北方，开启了北朝药师佛信仰与造像的制作。
理想之美：隋、唐、五代雕塑
隋唐时期，中国雕塑艺术达到鼎盛，在宗教雕塑、陵墓石刻及墓葬陶俑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
南北朝多元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在隋唐时期朝统一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代表中国佛教雕塑艺术高峰的盛唐样式。唐代奉老子为远祖，所以当时道教造像创作也非常兴盛。隋代墓俑承袭北朝传统并有所改进，至盛唐时形成壮硕丰腴、雍容华贵的风格。特别是唐三彩陶俑，形体高大、制作精良、色彩绚丽，一派盛世气象。五代墓俑继承盛唐余韵，但缺乏雄健生动的气势，造型风格也较单一。
隋代雕塑
隋代终结了南北朝纷乱割据的局面，雕塑艺术在融合南北各地特色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风格。但因王朝建立不久，各地区南北朝以来的雕塑风格依然顽强存续，新旧并立是隋代雕塑的时代特色。
隋阿弥陀佛三尊铜像。佛像两侧菩萨头冠上饰有化佛和宝瓶，可知为侍立阿弥陀佛左右的观世音、大势至两菩萨。铜像采用失蜡法制作，体积不大，但铸造精良，造型优美，是现存隋代佛教铸铜雕塑的代表作。类似的金铜造像还有陕西出土的阿弥陀佛鎏金铜像，以及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范氏造阿弥陀佛铜像，三尊造像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以追溯到河北地区的北齐造像，表明北齐影响依旧存在。
隋大势至菩萨石像。观世音和大势至是西方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三者合称为“西方三圣”。菩萨头戴宝冠，面相丰圆，表情端庄，满身璎珞具有富丽华贵之美。隋代工匠在表现菩萨面相秀润、体态俊美、装束华丽的同时，还刻意表现菩萨的慈祥温和、恬静安祥的神态。在南北朝遗风基础上，形成形象优美典雅，装饰繁丽的艺术新风。
唐、五代雕塑
初唐雕塑还留有南北朝至隋代的特征。高宗、武周时期，以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为标志，唐代雕塑艺术风格成型，并达到全新高度。开元、天宝年间，盛唐雕塑形体刻画之雍容华贵，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高峰。中晚唐雕塑形体逐渐臃肿，华丽有余而气韵不足。五代雕塑继承晚唐肥硕、块面化的特色，但刻画较之前简洁。此时政权割据，助长了地域风格的发展。
唐石菩萨像。菩萨右手上举至肩，持柳枝，左手残缺，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菩萨身形健美，比例协调，具有初唐高宗时代洛阳造像特征。
唐鎏金铜思惟菩萨像。菩萨右手托颊，似在沉思，因而被称为“思惟菩萨”。菩萨高发髻，束发披肩，宽肩收腰，四肢修长，体现出武周时期特点。盘腿而坐的思惟形象受到印度笈多艺术影响。菩萨像底座中空，结构特别，推测是群雕的一部分，很可能是主尊佛像旁的小型胁侍菩萨。
唐杨长史造像石碑，山西博物院调拨。造像碑首雕四条蟠龙，正中雕一小龛，内有释迦牟尼坐像一躯。正面大龛雕造善跏倚坐弥勒佛像。整个造像体现出盛唐造像体态丰满、健壮的气息。
唐石天王头像。此天王头像源自龙门石窟万佛洞东壁窟门北侧的天王像。万佛洞由宫中二品女官姚神表和内道场智运禅师主持开凿，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头像五官雕刻富有张力，体量硕大，气势逼人。
唐石佛头像。此佛头源自龙门石窟奉先寺北壁力士外侧下层圆拱形大龛内三尊等身立佛的中尊。这些立佛高近一米九，面庞饱满，躯干伟岸，稍显肥胖，呈现盛唐开元年间的造像特征。研究认为，这些等身立佛可能是根据唐玄宗敕愿或其亲信为玄宗做功德所造，肥胖型佛像样式源于长安，是研究龙门石窟与唐皇室关系的珍贵资料。
唐漆木迦叶头像。唐代木雕保存至今，极为难能可贵。此头像高约1米，尺寸巨大，曾以浓艳贴金与彩绘装饰，但由于时间久远彩漆剥落，露出褐色木质纹理。头像着力于正面刻划，寿眉之处顿挫有力，眼睑和双唇下刀谨慎，面颊处理富有层次感，刚柔相间，粗细得体。脑后龛有一镂空方框，用以支撑头光同时也意外地起到防止木头开裂的作用，使这件木雕头像得以保存至今。
唐天王石像。天王像脸型带有异域风情，双眼圆瞪，威严勇猛，脚下匍匐着两个垂死挣扎的小鬼，更显其威猛。天王是佛国世界的护法，故以武士形象出现，从隋唐开始，特别是宋元明时期，天王、力士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渐独立出来受人供养。这尊护法天王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杰作，再现了唐代武士勇猛善战的雄姿，体现了壮美的时代精神。
唐佛石坐像。佛束肉髻，面相丰满，露出的前胸和整个身体，显现了唐代造像体形饱满壮硕的特点。硕大的袈裟遮盖住盘腿和底座，帷幔褶叠，极具质感。整件造像既体现了佛的庄严和宁静，又仿佛是神情安祥，盘腿入定的高僧形象。此类造像更具写实韵味，是中晚唐造像的典型风格。
唐老君石像，山西博物院调拨。唐代统治者奉老子为远祖，因而道教造像兴盛。此像为唐代老君像的典型案例，老君凭几而坐，身前凭几已缺失。一般老君像都不大，此件唐代老君石像，其造型之大，在道教造像中极为少见，故弥足珍贵。
唐石狮。狮子是百兽之王，气势威严，但此件石狮造型生动，似在抓痒理毛，表现出悠闲自得的神态。中国古代雕刻石狮的作用有三：一是在佛教中作为佛的护法出现，表示佛的伟大。二是在宫殿、府邸门前摆放，显示主人的地位和尊严。三是在陵墓中表示辟邪、驱鬼，用以镇墓。
唐彩绘陶镇墓兽。镇墓兽是中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怪兽，有兽面兽身、人面兽身等形态，用以镇摄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
五代石伎乐构件。伎乐作为一种佛教供养仪式，指以音声、器乐、歌舞等来供养佛陀。此伎乐浮雕可见吹笙、击大鼓和挥动披帛踏地起舞的三人组合。中古时期伎乐多从印度、中亚地区传来，乐器以吹奏、打击类为主，舞蹈节奏明快，动作激烈，该伎乐浮雕尚留其余韵。
五代南唐彩绘陶仕女俑，南京博物院调拨。出土于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陵墓，泥质灰陶，表面彩绘脱落。李昪陵位于南京牛首山，与其子李璟墓毗邻，合称“南唐二陵”。陵内出土男、女陶俑136件，有大、中、小三种尺寸。依据人物姿态可分为拱立俑、持物俑和舞蹈俑。陶俑服饰繁复，仅男俑就有六种帽式，四种服饰和鞋子。女俑发髻部位留有数个小孔，当时可能装饰有不同发型。
由圣入凡：宋、辽、金及大理国雕塑
两宋雕塑在唐五代饱满瑰丽、洗练圆熟的风格基础上，更富写实与世俗特点。辽、金、大理国雕塑艺术既借鉴唐宋，又具有各自民族特色。此时宗教雕塑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本土化、世俗化方向发展。这一时期，陶俑制作衰落，堆塑罐和砖石雕刻特色鲜明，成为该时期墓葬雕塑的重点。
两宋雕塑
宋代雕塑由唐五代以来理想化的夸张表现，向注重世俗情趣的写实主义方向发展。相较唐代雕塑外放、绚烂的表现，宋代雕塑是内敛、克制、平易近人的。
北宋漆金彩绘木观音菩萨像。菩萨躯体和四肢由多块木料拼接而成，表面经后代妆銮，全身漆金绘彩，面容端丽，表情温存娴静。据工艺和造型判断，这尊观音像可能源自山西地区。其舒相坐姿源自印度笈多至波罗王朝时期造像姿态，随意自然，更世俗化，其表现方式特别是五官刻画，已经中国化。
北宋白石迦叶、阿难石像。迦叶和阿难经常位于佛像两侧，他们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中最闻名的两位，迦叶号称“头陀第一”，阿难号称“多闻第一”。迦叶是弟子中的长者，深受释迦牟尼器重，禅宗将其奉为“西天第一祖师”。这尊阿难像光头，手持念珠，双手交叠，面向右侧，与迦叶相对，仿佛正在亲切交谈，神态生动自然，极富生活情趣。这对迦叶、阿难弟子像大小近似真人，极为少见。
辽、金、大理国雕塑
辽代雕塑继承唐代北方地区雕塑传统，结合契丹民族审美，风格雄强华美，与宋代雕塑区别明显。金代雕塑主要继承辽代遗风，也受宋代雕塑影响，部分区域如汾河下游地区，较辽代更加敦厚强壮。大理国地处西南，其雕塑艺术受唐宋、吐蕃、中南半岛等诸多方面影响，风格多样，造型特别。
辽浮雕伎乐石础。该石础是经幢的底层部分，八面各开一壶门，壶门内雕刻伎乐一身，分别为吹笙、抚琴、弹曲项琵琶、吹笛、吹筚篥、击拍板，还有两位舞者。
背面
金代漆金彩绘木雕大势至菩萨像。这尊大势至菩萨木雕坐像来自山西南部汾河流域。金、元时期，这一地区木雕造像繁盛，表现出身材壮硕，装饰华丽，雕刻立体，线条流畅、夸张等特征。此类木雕躯干多由整木雕成，躯干挖空存放装脏（佛像象征性的内脏与神识，赋予其生命力），头部、四肢、装饰等单独雕刻，再以榫卯、木销和铁钉拼合。木雕造像与当地元、明时期寺观壁画风格一致，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塑绘塑并举的特征。
大理国鎏金铜大日遍照佛像。这是目前已知最大的一尊大理国同类金铜佛像，极其珍贵。佛像内腔铸有大理国盛明二年，张兴明等人发愿造金铜像大日遍照一身等内容的题记。造像与《张胜温画大理国梵像卷》中南无大日遍照佛形象一致。装饰耳铛、臂钏，结降魔触地印的宝装佛像源自印度菩提迦耶，初唐时传入长安。初唐四川广元石窟中出现此类造型佛像，大理国的大日遍照佛造型受到四川此类唐代宝装佛像影响。
大理国鎏金铜阿嵯耶观音菩萨像。阿嵯耶观音也称真身观音，深受南诏、大理国皇室供奉。其形象是南诏晚期隆舜帝时代，集合各地高僧在本土早期观音形象基础上，参考各地观音样式，创造的一种王室特有的观音形象，并延续到大理国时代。
世间工巧：元、明、清雕塑
元、明、清时期，雕塑更加世俗化，富有人间趣味。
宗教雕塑逐渐向程式化、工艺化。汉传佛教造像对前代继承多于创新，塑造重心由主尊佛像转向菩萨、罗汉等与现世更相关的题材。藏传佛教造像兴起，并与汉传造像融合，形成今日常见的汉藏融合造像样式。装饰雕塑、工艺雕塑繁荣。工艺类文玩雕刻体现文人清雅品味，风格别具一格。采用各种材料雕刻或捏塑的人物、动物等陈设雕塑和建筑构件得到充分发展，为人们喜闻乐见。
元、明、清宗教雕塑
元代汉传佛教造像继承宋金传统并延续发展。明清汉传佛教造像以继承为主，形象塑造更世俗化。出于团结藏地、统一国家等需要，元明清三代皇室尊崇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造像在元明清时期蓬勃发展，传播地域广泛。这一时期汉藏造像艺术多有融合，成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
元大都佛儿张造青田石佛像，出土于上海松江区圆应塔地宫。佛像肉髻高耸，宽肩、挺胸，是14世纪中叶标准的大都（北京）地区藏—汉式风格造像，也是唯一一尊考古出土的带有大都铭文的标准元大都造像，极其珍贵。元代大都由掌管梵像提举司的尼泊尔建筑家、艺术家阿尼哥及其弟子刘元等，创立了独特的尼泊尔、藏地和汉地结合的造像风格，成为元代皇室造像的规制，被称为“西天梵像”。
明永乐鎏金铜菩萨像。明代宫廷造像的制作主要集中于永乐、宣德两朝，所以又称“永宣宫廷造像”，或简称“永宣造像”。永宣造像在明代西藏成熟的造像艺术基础上，大胆吸收汉地审美、表现手法和工艺技术，将汉藏艺术完美融合在一起。
明鎏金铜密集金刚像。
明铜观音菩萨像。
明彩绘泥塑菩萨像，山西博物院调拨。和晋祠元明彩绘泥塑像风格类似。
清乾隆彩绘泥金铜白伞盖佛母像。底座铸有款识，表明这是清宫内务府造像。造像身体袒露部分泥金，服饰、底座作烧古处理，头发、眼睛和嘴唇彩绘，造型工整，胎体厚重，色彩层次分明。
清鎏金铜大威德金刚像。这尊大威德金刚身形饱满，胎体厚重，鎏金明亮，装饰宝石，发髻染红表明护法身份，是18世纪北京地区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
清鎏金铜迦楼罗像。迦楼罗又称大鹏金翅鸟，口中衔龙、脚踩龙王表明其降伏龙族的属性。造像胎体厚重，鎏金明亮，装饰宝石，是一件18世纪北京地区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
蒙古造像
蒙古造像可分为漠南蒙古与漠北蒙古造像。漠南蒙古造像主要受蒙古艺术、北京造像艺术和青海五屯艺术影响，形式多变、内容多样。漠北蒙古即喀尔喀蒙古，由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开创的喀尔喀蒙古造像是一种仿古艺术形式，融合大量的东印度波罗王朝和尼泊尔造像风格。
清漠南蒙古鎏金铜十一面观音菩萨像。十一面观音为六观音之一，主救济阿修罗道，给众生以除病、灭罪、增福之现世利益。
清漠北蒙古鎏金铜绿度母像。绿度母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为所有度母之主尊。
元、明、清工艺、装饰雕塑
元明清时期，装饰性雕刻技艺蓬到发展。元代工艺、装饰雕塑粗犷大气，洋溢着马背民族的审美趣味。明代工商阶层活跃，市井生活丰富，工艺、装饰雕塑精致考究，甚至奢华，清代工艺、装饰雕塑在明代基础上，做工更加精巧细腻。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明清两代与西洋国家接触增多，西方雕塑艺术逐渐影响中国。
明凤凰衔花犀角杯。
明透雕铜竹节熏炉。
一组明清时期的装饰摆件。
清潮州金漆木雕三国故事花板。这两件花板刻画了诸葛亮与周瑜为争夺荆州而隔江斗智的故事片段。故事源于《三国演义》。花板是潮汕传统民居的装饰性建筑构件。以多层镂空透雕和髹漆贴金工艺制作，雕工精巧，金碧辉煌。画面采用“之”字形布局，层次分明，车马人物、山石树木、关城牌坊清晰可见，内容纷繁，情节生动。
清木东方朔偷桃像。东方朔偷桃源自一则典故，传说汉武帝时期的学者东方朔曾多次偷吃西王母的仙桃，因此得以长寿，被奉为寿星。后人常以东方朔偷桃喻指寿星， 成为绘画和文房用品的常用题材。
清竹根刘海戏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