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2025/2024全年赠送文创周历 (仅剩121份）2024+2025双年、2025+电子刊，组合下单更优惠投稿邮箱：wenhuazongheng@gmail.com【导读】12月20日，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在澳门举行。自1999年回归以来，澳门GDP从519亿澳门元增长到4000亿以上，以13.41万美元的人均GDP位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最富裕地区。那么，澳门发展的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是什么？澳门故事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普遍经验？
本文指出，面对殖民遗产，澳门为了推动去殖民化，积极围绕中华文化与中国历史展开公民教育和国家认同建构。在文化之外，澳门的国家认同还有多重支撑因素。教师、医生、记者等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被容纳在体制内，良好的政商关系使反对派的生存空间狭小；庞大的华人社团体系奠定了深厚的民间基础，将“政治中国”的话语带入民间社会；在基本法条款上规避香港的普选争议，以爱国华人社团为主的治理人才，实现了管治团队与爱国建制力量的高度合一。作者指出，澳门发展经验的普遍性在于与民众分享“一国红利”，即与普通民众直接关联的普惠性民生。一方面，中央政府助力特区政府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鉴于澳门人多地少，中央政府支持通过填海工程缓解住宅紧张，并积极与澳门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财政收入被用于民众福祉，将“经济红利”转化为“民生红利”：澳门回归初期的治安改善极大提振了民众信心；自2008年以来连续十年向民众派钱直接惠泽公众；2018年以来一半以上的特区居民享受免费医疗。作者指出，未来澳门经济的持续增长或在于，发挥连接中华文明与葡语系文明的桥梁作用。德国汉学家普塔克曾提出一个重要设想，“澳门与珠海形成双子星城市，成为中国与葡语系拉丁文化区的联结点，从而与联结中国和英语世界的香港形成差异化优势”。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原题为《超越“文化澳门”：“一国两制”的澳门故事》，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超越“文化澳门”：
“一国两制”的澳门故事
自上世纪90年代港澳两地相继回归以来，虽然港澳两地都位于粤语文化圈，都曾有过受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都在践行“一国两制”方针，但是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给了有“东方之珠”之称的香港，而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则显得相对低调。近年来，一江之隔的香港陷入反修例风波长达半年之久，而静悄悄的澳门则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充满亮点。如何解读“一国两制”的澳门故事？澳门故事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普遍经验？支撑澳门故事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又如何续写更加精彩的澳门故事？这些来自濠江边上的问题值得人们进一步深思。香港的“反修例风波”呈现出明显的代际政治特征，香港青年成为街头政治的主体势力，而且香港青年与中老年群体呈现出巨大分歧。内地媒体与网络舆情将其归咎于国民教育的缺失。相形之下，澳门通过国民教育成功建构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澳门社会普遍接受“一国两制”方针，爱国爱澳成为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澳门特区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规定，中华文化教育是澳门教育的总目标之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以中华文化与中国历史为核心的公民教育可以超越“两制”的社会制度差异，从而为“一国”认同和公民意识奠定坚实的文化归属感。国民教育在港澳的不同境遇折射出两地在文化认同上的巨大差别。与澳门相比，国民教育在香港屡遭波折，根源在于“香港价值”与“一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2004年，香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中产专业人士发表所谓的《捍卫香港价值宣言》，将“港人引以为傲”的香港核心价值界定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这套形成于港英时代的“香港价值”唯独缺乏爱国主义，香港成为中国版图内的“价值观飞地”。“香港价值”不仅将香港在价值观层面上从中国抽离出来，而且滋生出香港对内地的文化优越感。因此，香港的国家认同被两地的价值差异消解，进而演变成“香港价值”与内地政制的紧张关系。最终，原本合理的国民教育被香港社会污名化为“洗脑教育”和“奴化教育”，这正是国民教育在香港难以推进的深层根源。反观澳门，澳门社会之所以能顺利推进国民教育，这是因为澳门社会与内地并未形成价值观上的紧张关系。港澳两地在文化上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如果说“香港价值”表明香港人在文化上成为“黄皮肤的西方人”，那么“澳门文化”则表明，葡国文化却在澳门土地上顺利实现“中国化”。华人学者姚风曾指出，澳门的西方文化元素大多已“入乡随俗”，“街道上不乏欧式建筑，少数餐馆里也卖着我以为是相当中国化了的葡萄牙餐，但是这里我极少碰到那种自以为已欧化成‘高等华人’的傲气和意识形态的成见”。虽然港澳都曾有过中西文明相互交融的历史记忆，但是两地在文化认同方向恰好构成逆向关系，因为澳门在文化认同的顺利建构中有其独特的历史因素。首先，港澳两地中西文明融合的历史长度不同。文明融合无法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淬炼与积淀。从1553年葡萄牙人正式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到1887年之间，澳门便已经历了三百多年的“一国两制”实践，同时也经历了四百余年的中西文明交融史，长时间的历史积淀使澳门成功化解了中西文明的矛盾，从而使澳门人在文化上摆脱了殖民主义心态。反观中西文明融合历史仅有百多年的香港，仍未实现两种文明相互交融之后的文明定型，这也是香港在回归后出现波折的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香港缺乏澳门独有的历史缓冲期，所以香港比澳门具有更为沉痛的历史悲情。其次，中西文化的强弱地位在港澳两地有着根本的差异。中西文明在香港碰撞伊始，正值英国文化狂飙突进，中华文化全面衰落，中西文明的文化落差使得香港在起步阶段便存在着文化失衡的结构性困境，从而使香港人形成了“眼睛向西、背对中国”的文化殖民主义心态。然而在澳门，中西文化在碰撞初期并未形成“西强中弱”的格局，中西文明的地位相对平等，甚至西方文明在当时不如中华文明。据刘禾的考证，西方人在中国的负面形象正是源于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活动，“当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的时候，他不得不费神地扭转安德拉德等葡萄牙人给民众留下的恶劣印象”。为了顺利传教，当时西方传教士还必须倚重中国文化。这为澳门的中西文明交融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这也是澳门回归后顺利建构文化认同的历史条件。最后，正因为中西文明在港澳两地的地位有所差异，所以外来文明在港澳地区对待中华文明便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香港，由于西方文明相对强势，所以对待中华文明的态度便相对霸道，一味推行殖民教育，最终确立英语国家的文化霸权地位。而在澳门，葡萄牙殖民者对待中华文明的态度相对柔和。从语言上看，作为官方语言的葡语仅流行在占澳门人口3%的葡人和土生葡人之间，未能成为澳门社会的通用语言，这与英语在香港的强势统治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习俗上看，葡国当局在1909年就曾以法律形式保护中国文化习俗，专门颁布《澳门华人风俗习惯法典》。所以，同样是受殖民统治，葡萄牙与英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策略，虽然这与英国实力的强盛、葡萄牙地位的衰落有一定的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葡萄牙基于中西文化均衡地位而对中国文化采取包容态度，在客观上为澳门回归后“去殖民化”的文化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经由港澳对比，“一国两制”的澳门故事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叙事”，即“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归因国家认同的成功建构；而国家认同的成功建构，则归功于文化教育的去殖民化；而文化教育的去殖民化，关键在于中华文化的深层认同。于是，“一国两制”的澳门故事便成为“文化澳门”的叙事。早在澳门回归初期，就有学者提出了“文化澳门”的概念。与“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相比，澳门模式的特色在文化，即所谓“经济香港、文化澳门”。最终，人们把“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因素。但是，“文化澳门”并没有涵盖澳门故事的全部内容。以中华文化为核心、以中国历史为基础的文化认同诚然是建构国家认同的关键环节，但澳门的国家认同之所以成功建构，显然还有多元而有现实的支撑因素。首先是经济因素，澳门的微型经济规模与高度单一化的经济结构，使澳门特区政府成为教师、医生、记者等专业群体的最大雇主，把各类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容纳在体制内。同时，其他产业如博彩业和银行业又与政府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所以澳门的反对派政治人物在地域狭小而人际复杂的澳门社会很难有生存空间。其次是社会因素，澳门社会的突出特点是“社团社会”，拥有庞大的华人社团体系。对普通澳门民众而言，加入华人社团是一种获得社会支持的生存策略，因此华人社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有论者指出，“回归后，澳门逐步形成了以‘三大社团’（工联会、中华总商会、街坊总会）为首的、完整的华人社团体系，并将‘政治中国’的话语带入社团的对外宣传及日常活动中”，为澳门的国家认同奠定深厚的民间基础，这是港澳民间社会的最大差异。最后是政治因素，澳门也具有香港所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从基本法条款来看，澳门基本法没有照搬“香港模式”，没有明确设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双普选”的目标，而是通过扩大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等办法逐渐扩大民主，从而规避了香港的普选争议。从管治团队来看，由于一方面缺少亲葡华人阶层，另一方面爱国华人社团长期以来的“拟政府化”的运作方式为澳门提供了充足的治理人才储备，所以澳门回归后没有留用葡澳时期人员，而是建立“以我为主”的管治团队，实现了澳门管治团队与爱国建制力量的高度合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建构起国家认同的各种因素是澳门特区所独有的，这意味着澳门故事具有其特殊性。那么，澳门故事对“一国两制”还具有普遍性吗？澳门故事的普遍性或许在于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一国红利”。自回归以来，中央政府针对澳门的发展困境，成功地释放并呈现看得见的“一国红利”。澳门民众在分享“一国红利”过程中切实感知到“一国两制”的治理绩效，有效提升澳门民众的获得感，最终为澳门顺利推进国家认同降低社会阻力，使国家认同顺理成章。此即澳门故事向“一国两制”提供的普遍性经验。澳门的“一国红利”经由两个环节建构而成：第一环节在特区经济层面，中央政府充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发挥规模优势，向澳门释放“经济红利”，从而使特区政府拥有充足的财政收入。第二环节在特区民生层面，特区政府充足的财政收入用于澳门民众福祉，将“经济红利”转化为“民生红利”，使澳门普通民众切身感知回归后的“一国红利”，同时也认同澳门特区的行政主导制，进而认同“一国两制”的政治架构。在构建澳门“经济红利”的第一环节中，中央政府的各种优势与澳门发展的结构性困境高度耦合，由此充分释放了“一国红利”效应。首先，中央政府发挥政策优势，通过“政策供给”纾解澳门经济困境。此次反修例风波暴露出香港经济的深层次矛盾，香港经济结构单一化使地产经济独大，香港民众无望改善居住条件，中产阶级向下沦陷，年轻人向上无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特区政府所能供给的公屋数量有限而杯水车薪。反观人多地少的澳门，通过公屋的充分保障缓解社会矛盾。32.9平方公里的土地却要承载67.2万人口，澳门人口预计在2050年将翻番至100万。在人地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形下，澳门的出路只能是填海扩地。自从2002年中国开始实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来，澳门能否通过填海扩地来化解人地矛盾，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态度。对此，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澳门的填海工程，批准约400公顷的海域用于填海，以此缓解澳门的住宅紧张。根据澳门特区政府房屋局在2017年发布的《公屋需求研究报告》，澳门特区政府规划中的公屋供应量可满足未来10年需求。澳门的公屋建设便是中央政府发挥政策优势的一个缩影。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发挥内地的规模优势提振澳门经济。与地理空间局促相比，澳门发展空间的最大问题在于其经济体的微型规模。受经济规模所限，澳门经济呈现出博彩业过度发达、结构单一化严重、对外依赖度过高，发展稳定性较差的困境。从1996年至1999年，澳门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在此情形下，内地的经济体量与澳门的特色产业构成耦合关系，“一国红利”由此形成并得以释放。随着《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6个补充协议等一系列政策的签署实施，使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往来大幅增长，最终使澳门经济成功复苏。特别是澳门与珠海的一体化发展为澳门在经济上融入内地发展大局奠定坚实基础和地理通道。回归二十年来，澳门特区本地生产总值由519亿澳门元增长至4447亿澳门元，人均GDP已达67万澳门元。澳门经济的提振复苏产生了两大效应：一是民众就业获得充分保障，随着澳门自由行彻底放开，内地游客的大量涌入成功地带动澳门就业岗位的激增，截至2018年，澳门特区居民失业率由回归前6.3%下降为1.8%，是世界上失业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二是特区政府大幅提升财政汲取能力，澳门特区政府回归后第一年的财政预算只有130亿澳门元，而2018年的财政预算增长到1033亿澳门元，这为特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缓解民生矛盾奠定了雄厚的财政基础。与“经济红利”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民生红利”。“一国红利”普惠澳门民众，提升民众的获得感。中央政府对港澳两地都曾释放“一国红利”，然而港澳两地民众对“一国红利”的感知度却大相径庭。与香港民众对“一国红利”的无感相比，“一国红利”与澳门普通民众形成了直接联系。这首先体现为澳门回归初期的治安改善。在回归前，由于澳葡政府的不作为，以致澳门黑恶势力横行，凶杀案件频发。回归仅一年，澳门治安形势明显好转，凶杀纵火案件大幅降低，澳门成为最安全的旅游城市之一。澳门治安在回归后的“华丽转身”看似寻常，却如同内地在1949年后荡涤旧社会残留因素一样，给澳门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人们终于认识到回归前后两重天，极大地提振了人们对“一国两制”方针的信心和对行政主导体制的认同。此后，澳门特区政府自2008年以来连续十年向民众派钱，将“一国红利”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直接惠泽民众。比“派钱”更重要的是民生建设。2018年，免费医疗受惠人数占全澳门特区居民总数的一半，全面覆盖了学童、孕妇、65岁以上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澳门特区居民的人均财富仅次于卡塔尔而位列世界第二。对澳门民众而言，“一国原则”不是抽象的政治论述，而是真实的民众福祉。反观香港，“一国两制”的香港故事长期以来过于强调“两制红利”，即香港作为自由经济体与金融中心，凭借其资本主义体制在内地与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一国红利”未能有效转化为可感知的民众利益，由此导致民众对“一国原则”的疏离感。更可怕的是，在新加坡、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同质化竞争和世界经济下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旦香港经济滑坡，民众的疏离感进一步蜕变为失落感乃至愤怒感，最终为“港独”思潮所裹挟。在种种因素的相互叠加下，“一国红利”未能对冲“两制差异”，反而使“一国”与“两制”的矛盾更为凸显。所以，澳门故事为“一国两制”所提供的真正具有普遍性的经验便是：“一国红利”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闪耀着感性光芒的，是与普通民众直接联系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当年梁漱溟先生在四川考察土改时，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竟是在四川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经由土改，四川农民与中央政府建立了直接联系，人民共和国由此直接建立在农民个体的身上。同样的道理，经由普惠性民生福利，澳门民众与中央政府也建立起了直接联系。于是，“一国认同”牢牢建立在每个澳门民众都能分享的“一国红利”之上，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从澳门故事所提供的普遍性经验来看，“一国认同”的关键在于可感知的“一国红利”，即普惠性民生；而普惠性民生的基础在于澳门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澳门经济的持续增长则取决于澳门能否突破自身的空间限制。目前，澳门经济和高福利体系仍然高度依赖博彩业等少数支柱性产业，仍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要想确保“一国认同”的可持续性，必须拓宽澳门经济的未来成长空间。对此，早在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致辞中便意味深长地指出，“俗话说，桌子上唱大戏——摆布不开。澳门回国祖国15周年的实践证明，只要路子对、政策好、身段灵、人心齐，桌子上也可以唱大戏”。能否“在桌子上唱大戏”，便是续写澳门故事的关键所在。作为具有深厚的外向型经济传统的地区，澳门要想“在桌子上唱大戏”，不仅需要“眼光向内”，进一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内地发展，更需要“眼光向外”，充分发挥澳门在中国与葡语系国家之间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从历史上看，澳门始终是中华文明与葡语系文明的联结桥梁。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西方文明已经窄化为以英语世界为主体、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流的单一体系。事实上，在西方文明内部，不仅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还有以葡萄牙为代表的拉丁文化。有鉴于此，德国汉学家普塔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设想，澳门与珠海形成双子星城市，成为中国与葡语系拉丁文化区的联结点，从而与联结中国和英语世界的香港形成差异化优势。普塔克认为，如果澳门一味模仿香港而眼睛只盯着英语世界，那么澳门注定落后于香港；但如果人们摆脱思维定式，便能看到澳门所联系的葡语系国家乃至整个拉丁文化区的巨大潜力。一旦在中国与葡语系国家乃至拉丁文明区之间打通“澳门通道”，那么澳门的成长空间必然拓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中美两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中美贸易摩擦必将长期存在。在此情形下，中国必须拓宽并提升其他经贸通道，其中葡语国家共同体是值得重视的替代选项之一。“葡语国家共同体”囊括了葡萄牙、巴西、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安哥拉、东帝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横跨亚、欧、非、拉美，总人口约2.5亿。葡语国家共同体是由葡萄牙殖民体系的“帝国”转化为“共同体”的成功典范，始终奉行相互支持、平等互利的多边主义，应当纳入中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视野。以澳门为通道，全面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体的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原因：第一，葡语国家共同体具有广阔的空间延展性。葡语国家共同体的鲜明特色在于以语言为纽带，摆脱了其他区域性合作组织中常见的地缘政治矛盾，反而具有稳定性。葡语国家共同体的各国都可以成为中国进入各大洲的触角与前沿，因而是中国优化全球经贸布局的重要枢纽。第二，葡语国家共同体内部发展程度差异极大。单从葡语国家共同体在2015年的GDP总量来看，仅巴西一国便占到85%，葡萄牙占9%，安哥拉占4.7%，其他各国仅占1%。葡语国家共同体内部的发展不平衡，正是其发展潜力所系。更为重要的是，诸如安哥拉、莫桑比克、东帝汶等国家相继进入战后重建进程，急于摆脱贫困状态，这也是葡语国家共同体发展潜力的重要来源。第三，葡语国家共同体在对外贸易中具有资源依赖性，这与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大多数葡语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形成了“以资源换发展”的出口模式，这正与人口多、资源少的中国构成了经济互补性。第四，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体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在葡语国家共同体的亚非板块上，中国已经通过发展援助与安哥拉等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形成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安哥拉模式”。所以，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体的经贸合作既具有良好的现实基础，又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有鉴于此，中国早在2003年10月便在澳门创立了“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中葡论坛创立18年来，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往来从2003年的100多亿美元飙升至2018年的1474亿美元；中国对葡语系国家的投资从2003年的5600万美元，飙升至2018年的56亿美元，增加幅度将近百倍。在此情形下，作为中国内地与葡语国家经贸往来的中转站，澳门的战略地位由此凸显。着眼未来，以澳门为纽带的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合作有待进一步提升。从经贸合作的内容来看，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应当寻求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在传统的经贸往来的基础上加强海洋经济、新能源等新型经济的合作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合作在空间布局上有待跃升。过去是以澳门为纽带，建立了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通道，今后则以中葡论坛为纽带，在欧洲方向上开辟中国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拉丁文明区的新通道；在非洲方向上经由安哥拉、佛得角等非洲沿海区域深入至非洲腹地，最终拓宽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经贸往来的规模体量。以澳门为中心的中葡合作的辐射范围越广，那么澳门就越能“在桌子上唱大戏”，就越能保持澳门特区的长期繁荣稳定，就越能体现“一国两制”方针的“一国红利”。在此意义上，唯有背靠祖国、面向全球，澳门才能在濠江边上续写值得期待的“一国两制”澳门故事。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原题为《超越“文化澳门”：“一国两制”的澳门故事》。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