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婧婷 北京报道
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部署2025年的经济工作，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作为“十四五”规划收官冲刺之年，此次会议的召开万众瞩目。这其中有一些亮眼的提法，比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首次出现，同时提及“提高财政赤字率”。
《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日专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深入探讨2025年经济着力点、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动向、地方债务风险的化解策略、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等多个热点问题。
以下是采访全文：
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
《中国经营报》：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召开会议，对2025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出现多个提法，比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超常规的逆周期调节政策”，你如何理解这几个关键词？
贾康：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在我们运行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其力度，这清晰地表明了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扩张，预示着财政政策的运作规模和力度将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中，与财政政策相辅相成的货币政策或称金融货币政策，作为间接调控体系的另一大政策工具，也将以积极扩张为导向发挥其重要作用。
当前对货币政策已经明确转变表述，不再以“稳健”来定位，而是采用“适度宽松”这一新的定位。所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对过去几年在稳健货币政策框架下所强调的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灵活性的延续和升级，现在则更直接地明确为适度宽松。这意味着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将进一步以内需作总量调控的加码。在这个总量扩张过程中，我们不仅不会放弃提升政策绩效和优化结构的努力，而且会将这些努力与整体经济运行的高质量可持续相结合，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工程。
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政策的提出，实际上反映了党中央对当前面对“复杂严峻形势”而带有非常时期特点的认知，即在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时，不能仅仅满足于常规政策，而需要采取更大力度的超常规措施。这也在预期管理上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视角，以引导市场信心的提振在逆周期调节中更有效率地实现经济稳定和发展。在未来的政策布局中，我们将看到更加显著的扩张性措施和结构优化措施的结合，这些措施将包含采取必要的超常规手段。
此前，有关部门领导已指出政策工具箱中尚有可用工具，表明在非常时期，我们有能力采取非常之策。如果需要进一步作政策加码，将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以适应经济运行“以进促稳”的需求。
《中国经营报》：有分析文章说，我国的政府负债率明显低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国家，中央财政还有比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你认为如何？
贾康：我国在赤字率和国债发行规模方面仍具备显著的增长空间。如果我们进一步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有把握是处在安全区的。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指出，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乃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公共部门债务水平相比，我国的债务水平是相对较低的。这表明，我国在财政政策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弹性空间，可以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同时，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措施来支持经济增长。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中国经营报》：不久前，财政部发布一揽子政策，提到要加力支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地方专项债务额度，请问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化解债务风险适应发展需求？
贾康：自2014年预算法修订以来，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已明确纳入规范程序，为地方债务的阳光化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这一修订标志着地方债务管理正式步入全面依法治国的轨道。自预算法修订之后，我国旨在地方债务，开明渠堵暗沟，但虽然明渠已经开启，暗沟的治理工作尚未完全到位，近年仍有地方隐性债务问题显现。
11月8日宣布的财政增量措施中，首次明确披露了地方隐形债务的具体规模，经过细致的项目逐一甄别和汇总，确定为14.3万亿元。针对这笔债务的化解，财政部已经制定了清晰的“6+4+2”计划，并鼓励地方政府继续自主采取措施合力解决隐性债务问题——剩余的2.3万亿元债务，作为总规模的一部分，也安排在未来五年内全部化解。特别是计划的前三年就将重点解决8.4万亿元债务，这一清晰的债务化解方案已经公之于众，表明政府将彼此积极采取行动，进行相关风险排除和隐患消除，以确保财政的稳健运行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以债化债”通过发行高质量、安全性有保障的新债，替换了原有不安全的隐性债务，这一做法不仅在直观上为地方政府减轻了负担，而且直接缓解了与之相关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以及受隐性债务不确定性、不规范性和风险影响的企业的压力。通过这种债务置换，一批银行和企业得以从债务困境中解脱，进而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其在经济体系中应有的作用，这对经济全局的积极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多措并举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
《中国经营报》：在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方面，你认为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资金和税收政策等工具？
贾康：在我看来，我国房地产领域止跌回稳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随着最近一系列增量政策的实施，特别也强化了一线和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我们已经看到了房地产领域在打开新局面。当前的关键任务是将这一新局面巩固为一个稳定状态。除了在总量上与货币政策协同扩张、维持流动性外，财政政策还通过发行地方专项债券和特别国债来筹集资金。用于地方的土地收储和存量房产收购，因地制宜地满足各地方辖区居民的住房需求。在地方的通盘安排下，这些措施首先旨在有效保障低中收入阶层的基本居住需求，形成保障性住房的有效供给，很多地方不用再走原来“补砖头”建设过程。
通过实施一系列配套措施，形成对低收入和低中收入阶层住房需求的有效供给，确保他们实现“住有所居”。随之商品房市场上的价位高低不会有那么高的敏感性了，也将自然而然进入一个更健康的发展阶段。在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后，市场将以买方为主导，购房者可以更加从容地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选择购房。对于中产阶层及以上的社会成员而言，他们将能够凭借自身的货币支付购买力，更加从容地进行房产交易，从而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政策展现了其以“点调控”而结构化的特点，例如通过税收优惠支持旧房置换新房，提供专项资金补助收购房产，以及与货币政策相配合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信息发布中被突出展示，具有调控中结构优化措施的特征。未来阶段，我们预期将有更多针对性的措施陆续出台。例如，一些城市取消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的区分，或者分析降低非普通住宅和普通住宅的契税水平。这些举措将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更有力的财政和税收政策支持，提升交易活跃度，助力市场回稳。
在许多中心区域，例如北京，一套1000万元左右的房产交易不在少数。如果契税降低一个百分点，那么购房者就能节省高达10万元左右的费用。这样的减税措施相当于为购房者节省出了购买一辆机动车的资金，这是一种非常实际且具有吸引力的激励和优惠政策。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现在是不是年轻人买房的时机？
贾康：对于年轻人而言，如果打算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想的住房，现在应该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最新动态，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市场常常会出现一个心理临界点，来自公众普遍的“买涨不买跌”心态。一旦错过这个临界点，购房者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才能购得心仪的房产。因此，年轻人需要审时度势，如果是用自己的钱买房，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当然对于满足美好生活向往是很重要的。
平台经济发展催生更大集群
《中国经营报》：近期国常会提出要研究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工作，你认为平台经济如何能更好地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贾康：平台经济非常关键，现在“人工智能+”真正引领潮流的还是少数的平台，带出后面的“独角兽”“瞪羚”的集群，带出更广义的“专精特新”的集群，大量的中小企业都可以一起来实现“数实融合”努力加入“专精特新”。
对于这些头部平台企业而言，贯彻中央关于完成整改的要求至关重要。管理部门完成罚款，不代表就完成整改，应让头部企业真正抖擞精神，急起直追，真正地调动一切潜力，迸发出充分活力，去追赶前沿状态而带动整个产业集群。
中央已经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明确要求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高科技企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直观体现，无疑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领头羊。而其他大量非高科技企业也必须对接新质生产力。为此他们需要实现制度创新，利用供给侧要素改革带来的乘数放大效应，同时要坚定不移实现“数实融合”，即在大数据时代，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发挥其乘数放大效应，推动整个产业升级和转型。
《中国经营报》：国常会提到要加大对数字经济积极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你认为政府应该如何设计和实施这些政策？
贾康：当前的政策组合拳，特别是针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央要求要因地制宜，不同的地区一定要有定制化解决方案。
我国有将近3000个地方县域辖区，我们不能期望每个县域都能培育出自己的头部企业，这是不现实的。因此，关键在于因地制宜，通过定制化的高水平方案实现“数实融合”，确保辖区内所有创新创业主体都能够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接轨。
（编辑：曹驰 审核：何莎莎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