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靠的是兴趣,外力推动是没用的,生产线、流水线的方法不是学术

“必记本”注:高华(1954年5月12日-2011年12月26日),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花了整整8年时间才得以完成,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学术著作,出版后在业内影响很大。另外著有《革命年代》、《历史学的境界》等。


高华曾说:史学研究应该具有一种思想境界……它包括:辽阔的视野,大气,目光贯穿于中外,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眼观鼻、鼻观心。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各种现象。所谓察观今,乐在其中,对知识的追求和兴趣,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要有一种独立自由的人生态度,既不脱离现实,又在思想上超越世俗,阿伦特说过:坐在垃圾山上也能看到光明。最后,要有某种历史感的高度”。


为什么要学历史、读历史,高华在《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一文中引用余英时的一段话:“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后面还会继续。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利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本文为高华学术经历的部份感言,特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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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史是要靠内驱力,外力推动是没用的,生产线、流水线的方法是学不好历史的。所以我从不去拉学生读硕读博,更没有那种“导师癖”,而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愿,再脱钩,也都行,绝不阻拦。

学历史的要有历史的眼光,而不是那种庸俗的急功近利者,或者等而下之,以此混进身之阶者。

我们看看,有多少当年红极一时的论著,最后被时间所淘汰?汤志钧的能留下,夏东元的能留下,范文澜的能留下,陈恭禄的能留下,可那一大堆各种新编近代史,哪一个能经住时间的洗刷?当然,现代人管不了那么多,在世时好吃好喝,有权有势就行,于是生活也很公平,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他,更忘记了他当年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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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史学研究者应具有一种思想境界,这更不是读“理论和方法”就能获得的。它包括:视野,辽阔的视野,大气,目光贯穿于中外,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眼观鼻、鼻观心。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各种现象。所谓察古观今,乐在其中对知识的追求和兴趣,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对人,对人类基本问题的诗意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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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
     
摆脱功利的思想境界,视野,关怀,接触和观察社会、生活,阅读体会,师徒交流,学友间的交流和切磋,加上历史学的“家法”的训练,悟性的提高,历史学要长期积累、阅读,阅读中有体会。

优秀的书要反复读,每次读后都有感悟。我以为这才是正确的历史学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立志以历史学研究为职志的学习者或研究者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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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
     
史华慈对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不那么自负,这是很了不起的。还有就是史华慈知性的追求,他无固定的方法论。我一再说,不是学了方法论就能成为历史学家的。关键在于要有关切和预设。“可能是这样”即预设,也可称之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础,已经有了大概看法即预设,预设会不断修正的。

史华慈还有跨文化研究的优势,他对苏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国20世纪政治的母本是苏联。他有相当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历史乃研究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果没有人,政治史就枯燥乏味。千万要注意对人的关切,人非常复杂,有不确定性。

历史学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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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著作
       
历史的书写是高度自由,历史是:(1)过去发生的事实,(2)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重建。让我们去感知、认识。史学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档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会的众生态,比如日记、随笔很重要,日记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吴宓日记》。历史书写当然有主观性,所以历史学非科学,观察角度不同则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学历史是否会汲取教训,这是很难说的。我们读史写史,往往着眼于“鉴往知今”,但是人类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忘性大,事实上,我们人类很难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所以还是余英时先生说的对,学史读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或者说,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教训中丰富人性,增长智慧,从而提升公民意识。
     
“二十年内无历史”。

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篡学”。

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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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都留有自己 “闪烁记忆”的印记,正是个体生命和历史的交融,才使我写下了这些文章。我所希望自己的,就是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

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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