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张陵
一
2024年，作家顾艳再版了她的长篇小说《荻港村》。这部作品第一次出版则在2008年。那个时期，一度很流行的乡村家族小说，已经写不出什么新意，可以说处于强弩之末。而这个时候，顾艳创作并推出同为乡村家族题材的《荻港村》，看上去有些不合时宜。实际上，恰恰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可能最后终结了传统的乡村家族小说，如果评论家们用心留意的话。
批判现实主义不断地复归以来，乡土小说开始调整并替代了新中国文学形成的农村题材的创作理念，带动了乡村家族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一大批以描写乡村家族命运为主的作品，形成了一个强劲的创作势头，而《白鹿原》则是我们时代当之无愧的乡村家族小说。后来创作的作品极少能达到《白鹿原》的高度，反而把乡村家族小说的模式，推向走进了死胡同里。这类作品通常会写一个强盛富裕的家族，历经二十世纪百年的风雨，最后都走向解体、衰败和破灭，家族成员流离失所，天各一方，命运坎坷，人生无常。以此带着对以往好时光的深深眷念，来反思百年中国历史，重新审视百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陷入故事化地表现历史“模式”，反思常常会导向怀疑和虚无，也就是理论家最担心的历史虚无主义。
《荻港村》没有跟风式地选择这种似乎带有必然性的故事模式。《荻港村》的故事，发生在江南太湖地区的一座古老的村落——荻港村里。这个乡村历史上出了很多名人，令村里人引以为荣。但是，许长根这个家族祖上却没有什么可夸耀的，直到他父亲一辈，也都属于老实厚道的农民，靠种田为生，没有积累多少财富。这个乡村家族可圈点的，就是到许长根这一代具有旺盛的生殖能力，多少有了家族的“传奇”故事。他前后娶了三个妻子，生了很多儿女。不过，也死了很多儿女。当他成了百岁老人，回望家族，谈不上兴盛或衰弱，成功或失败，只有生老病死，生生死死。他似乎不是在讲家族的命运起伏，因为家族从未显赫过，无从谈衰弱；也因为没有过去的好日子可眷念，就没有值得可守望的。他更像是在讲儿子、孙子们怎样生下来，以后怎样死去。生死不断循环，就是人生，也是命运。
尽管许长根的生命力，比家族任何人都要顽强，活得比任何人都长。别人死了，他还活着。然而，他最后还是只剩下一条老狗，一个侏儒重孙女青草。他也有孤独感伤，虚空渺无，却不像是在反思荻港村的历史，也不反思家族的命运。这样的叙事方向，不承载形而上意义的怀疑和反思，也不导向虚无和历史虚无主义。
小说这个叙事走向，意味着打破以往小说的故事模式，成了传统模式的“逆行者”。或者说，小说故事这个走向，表明小说正在与反思历史和审视人生的模式渐行渐远。小说通常要写历史和人生。据我们所知，当下还没有哪一部乡村家族小说，能够选择反既定固有的模式，进行历史人生的描写。只有《荻港村》勇敢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走了一条与模式相悖的叙事之路。我们也许还不好说是小说的创新，但可以肯定的是，有理性反思性的乡村家族小说，也会有感性的非反思性的乡村家族小说。《荻港村》属于后者。
读这部小说，最初可能会以为作家顾艳在有意藏拙。我们知道，传统的乡村家族小说创作之前，需要作家对中国乡村政治关系、历史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宗族关系、土地关系、文化关系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主要是通过家族在时代的风云变幻，历史进程中的矛盾冲突，反映这些潜在于乡村家族生活里的各种复杂关系，折射出一个时代，也体现出作品的反思。如果这些关系不揭示折射出来，就无法形成一个思想的逻辑性，就无法进行审视。在我们的习惯看来，逻辑产生关系，关系产生理性。有了理性，才会有家族史。然而《荻港村》，似乎不太看重这些。
我们注意到，《荻港村》随着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来讲许长根一家的故事，安排许长根的情节，形成一种同步的节奏。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但是我们从许长根人生绵密的细节叙述里，不太容易梳理出我们通常理解的、支撑小说叙事的那些复杂的历史现实关系，以及百年史乡村逻辑关系展开的矛盾和冲突。
我们阅读《荻港村》的心情，可以这样来描述：小说叙事有如一条奔腾的河流，我们看到河上的船帆，飞翔的鸥鸟，两岸的风景，但我们还没感觉到河流深处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我们不知道冰山下面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一块冰。是的，我们先前还没有认为作家顾艳已经准备好了，要讲述一个乡村家族历史；但我们得承认，不可思议地读到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另类的乡村家族故事。
其实，当我们看到小说精心设制的老人、老狗、老屋，以及侏儒所构成的场景，来奠定小说叙事基调时，就应该明白，作家真的准备好了。她这样来构筑一部乡村家族小说，心里完全有数。她可以放弃组织各种传统的复杂的小说关系，可以放弃小说叙事严密的逻辑和理性，但她准备好了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逻辑关系，写一部乡村家族史。
我们读惯了传统的家族小说，一时会很难定义《荻港村》。不过，在西方现代派小说里，确实也有消解深度、消解价值、消解意义的写法，如法国新小说派就用叙事消除意识形态阴影，达到“物”的理论表达。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通过一个八十多岁女性的第一人称叙述，不是讨论“爱情”的意义，而是直接感受“爱情”这个“物”。我们并没有认为，《荻港村》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派小说，但小说的非逻辑叙事状态却提醒我们，我们可能遭遇到了一部感性的乡村家族小说。如果说理性的乡村家族小说是一种男性叙事的话，那么，感性的乡村家族小说就是一种女性叙事。如果我们认识到女性主义思想与现代派文学的关系，那么，就应该注意到，《荻港村》出自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之手，不管有意无意，都在客观上尝试着扭转当代乡村家族小说的叙事走向。某种意义上，这就叫终结。
二
中国的乡村家族小说，一般都属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这个流派的文学站在人生道德批判的高度，把历史时代社会现实的诸多关系，组织在一个与“人性”对立冲突的逻辑结构里，赋予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以此考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渺小无能，以及无力抗衡强大的历史和现实的力量；必然用人性的扭曲异化，甚至死亡悲剧来实现“人性”的抗争和人的价值。我们更愿意说，现实主义小说内在的矛盾冲突结构，必然性地表现人与现实的冲突关系。没有这种人性的冲突，就没有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
这个理性冲突，在《荻港村》这个乡村家族关系里，居然就失效了，不起决定性的、根本性的作用了。表面上看，叙事走向的改变，实际上必然的预示着，作品内在结构的道德冲突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不能说现实生活层面上没有对抗，没有冲撞；但不会在作品思想内在结构中，积累成必然性的人性冲突。许长根家族生得多，也死得多。整部小说，重复最多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情节，就是家族的成员不断死去，甚至有的死得不明不白。
最早是许长根的两个姐姐，得流感而死。不久，父亲打猎时，掉到山崖下而亡。六年后，母亲也坠河而死。叔叔许跃辉当了村长，突然死去，不明原因。许长根的第一个妻子陈婉玉，第一次生了双胞胎，第二次连生了四个儿子，也算神奇。然而，一场霍乱，夺走了陈婉玉和四个儿子的生命，剩下两个男孩又被拐骗到外乡。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那时许长根还年轻，可这整个家族都笼罩着死亡气息。而且，家族人的死亡，与风起云涌的社会冲击，似乎关系不大。后来许长根又娶了章丹凤为妻，生下了小风林，又生下小抗敌。另外，许长根与傻傻偷情，生下了桑果儿。兄弟三长大后娶妻生子，家族看似热热闹闹，但死亡却一直伴随着他们，冷不丁就会死一个，一直到小说结尾，这样的伤心事还在发生。这些死亡，无论多么离奇古怪，无论怎样引发人生的感慨，却似乎大都游离于荻港村的现实斗争之外、游离于村庄的许多重大事件之外、游离于村庄的经济社会之外。
许长根的个人史，其实非常复杂曲折。他早年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参加过著名的“一师风潮”。后来，在早期共产党人叶天瑞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回乡利用办精武会拳馆开展农民运动，办进步报刊；一度成为村子里的农运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曾被捕入狱，坐了大牢，吃了苦头。出狱后，转入地下。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期间，他接受了共产党员尹玲娜的领导，参与组织抗日武装“长超部队”，担任了重要领导，参与了战斗。“长超部队”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改编，许长根还被任命为副总队长。但他没有随部队转战，而是回到荻港村，当了一名小学校长。抗战后期，他奉尹玲娜之命，打入敌人内部，加入日伪镇政工队，为党做情报工作。进入解放战争，许长根又回到游击队工作，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两年，释放后不久，荻港村解放。
由于尹玲娜已经牺牲，无法为他当年打入敌人内部作证，许长根因此被组织审查多年，一直有特务分子之嫌，在村里抬不起头，当年的部下和战友，也纷纷划分界线，弃他而去，不少人还落井下石。这样的日子熬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才算熬到了头，许长根成了村子里的老革命，过起正常人的生活。许长根的这些人生，足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心理冲突链条，表现一个人在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历史进程面前的人性撞击，打造一个人的性格。某种意义上说，许长根完全有资格被塑造成一个乡村家族的英雄。
我们的评论家，喜欢动不动就说“人性”。殊不知，批判现实主义的“人性”， 必须以现实的冲突为基础；这是“人性”内涵的关键内容。离开了冲突，就不存在“人性”；离开了剧烈的人性冲突，就不存在所谓的“英雄”，也不存在英雄性格。如果斩断了人性深层结构的“冲突”链条，消解了现实的“冲突”关系，就表明正在离开批判现实主义的线路。
值得注意的是，《荻港村》有意识地偏离了这条我们习惯行走的文学线路，开辟了自己“非冲突化”导致“非人性化”的表现思路。我们似可借用“自然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作品思想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区别。传统的文学理论，对“自然主义”评价比较谨慎。今天看来，作为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度，“自然主义”追求与自然状态更接近、更真实、更友好的观点，实际上应该看着是文学的进步。
从作品的叙事走向看，许长根尽管经历了许多苦难，经历了一个个矛盾冲突的时代，但他的个性里，并没有积攒加深“冲突”力道，他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并不因为时代社会变化造成的冲击发生根本性调整。他思想当然有变化，但这种变化更象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性的调整所造成的自然过程，而与时代的涤荡冲刷无太多关联。少年时代的许长根，到百岁以后的许长根，看上去还保持着温弱善良、宽容厚道的个性。不过，如果我们深入解读的话，就不难发现，许长根似乎不变的个性，正在悄悄引导着作品思想朝着与历史和解，与现实和睦的方向转变，使作品主题滋长出一种新的思想因素——和平主义意识。
作品用第一人称叙述，回望走过来的人生路，并没有意放大那些矛盾冲突的年代，对人性的考验，也不加大这些时代对人性打击的力度。叙事者在讲述改革开放以后的荻港村时，视点也不在乡村政治经济关系、乡村深刻的矛盾，以及严峻的“三农”问题。这些尖锐的现实问题，埋藏在叙事里，不太容易看出往深里扎的针眼。但可以看出，叙事者渐渐地在摆脱了对立的意识，仇恨的情绪，愤怒的执念，抗争的思维，渐渐融入乡村自然本性，以及乡村天然的文化意识里，并以这样的视点关注评价生活，探究宽容和解的可能性。
有一些细节，透露出作品主题的信息。如当年对许长根和许长根落井下石的战友们——严家辉、高大年、丁一松、杨鸿庆、傻傻等，一直和许长根相处得很好，相互还在照应。当年出卖并严酷铐打许长根的叛徒，解放前夕逃到台湾，改革开放后回到村子与仇人们相见，许长根也不追究，甚至连提也没让提。与私生儿子桑果儿之间的关系，之前确实存在仇恨，有些难解的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仇恨自然而然就消失了，扣子也松开了。
今天的小说，如此表达和解思想，表现和平主义主题的很鲜见。我们习惯于冲突的主题，久而久之，就忘记了和解的主题，也不知道怎样表达。所以，《荻港村》的探索就显得有新意。需要提醒的是，和解的主题不是虚无的主题。西方新历史主义过度信任和强调语言介入的力量，认为语言叙事可以使真实的历史存在或不存在，按照叙事的倾向呈现历史的存在或不存在，最后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然而，和解的主题承认历史的客观存在，只是发现历史精神，可以是冲突的，也可以是和解的。
三
许长根是作品的叙事者，也是作品的主人公。作为家族决策人物，也作为村庄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和他的后人们，卷进了荻港村几乎所有发生的大事。但到头来，我们发现，他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一个现实的局外人。其实，他个性虽善，德并不算高，主要表现在两性关系上，无明确严格的传统道德规范，不拘束缚。他的母亲，爱的是小叔子。父亲死后，很快就和小叔子好上了。而他自己的妻子陈婉玉，也似乎与自己的弟弟有瞹昧关系。陈婉玉生产时，许长根还在牢中，是弟弟许长海帮着接生的。从此，陈婉玉总是当着小叔子的面，给孩子喂奶，搞得许长根心里不舒服。他自己则纳刁红梅为妾，引发了陈婉玉与刁红梅的一场恶斗——造成了后者的流产，也使刁红梅发狠，带着两个孩子出走不归。他和师傅独眼龙的小妾王二婆子，也有性关系。陈婉玉死后，他娶章丹凤为妻的同时，却在和傻傻约会生孩子，并一生保持这种关系。这样的家族道德关系，就意味着，许长根的性格个性，的确带有随意随性的自然主义倾向，无法朝着现实主义小说的英雄性人物、或悲剧性人物的方向走。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人公的个性基调，决定了作品的思想走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作品大量的叙述里，梳理出一条主要线索，发现了这部作品的情感魅力所在——许长根与傻傻之间的爱恨情仇。这条故事线埋在许长根的叙事深处，时隐时现，却坚强地延伸着。
傻傻是村里武师独眼龙的女儿，许长根拜独眼龙为师学艺时，她才八岁，比许长根小一轮，却是许长根的师姐。红军长征的消息不断从报纸上登出来，许长根已经是共产党员，经常给村里的青年人传递这方面的信息，傻傻听得入迷，也想去参加红军，许长根便介绍她入了党。此时，傻傻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却一直不嫁。抗战期间，日军占领荻港村，杀人放火，傻傻的父亲独眼龙遭屠杀，她自己和母亲遭日军凌辱。许长根把她们救下时，母女已淹淹一息。伤好后，傻傻要求参加“长超部队”，因部队不收女兵，许长根前往傻傻家里做思想工作时，发现傻傻已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突然动了心，“内心忽然增添出许多感情，其实那情感在潜意识里已经蕴藏很多年了，只是我自己不知道”，“那情感就像奔腾的河流，让我们不知不觉在一起了”。许长根为不能娶她而苦恼，她说，“我不需要你娶我”。这种关系使许长根的情感，多年来一直徘徊于章丹凤和傻傻之间。
许长根接受命令，打入敌人内部，不知情的傻傻以为他投敌，与他大吵一通。许长根心里委屈，打了她一巴掌。这是他俩第一次发生矛盾冲突。但很快就和解了，感情和好如初。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两人情感破裂。傻傻被捕入狱，受到拷打。许长根背后组织营救，过程很曲折。傻傻不知内情，误会许长根，出来后居然向许长根胸口开了一枪。虽然事后知道真相，为时已晚。许长根大难不死，并不恨傻傻，但情感关系中断。从此，虽然同村却不再往来。土改到来，划分成份。傻傻上台揭发地主的罪行，台下的许长根没想到多年后以这样的方式，再次见到当年的情人。看她揭发得“声情并茂，催人泪下”的样子，许长根非常失望。许长根向工作队讲明自己的历史，要求重新入党。傻傻等人没有提供有利的证词，压根就不提当年许长根介绍她入党一事。后来令许长根没有想到的是，桑树林劳动中，遇到了傻傻。两人又在一起了，许长根心里想：“她是我的女人，无论到哪里，她都是我的女人”。傻傻提出：“我们在这里要个孩子吧！”
傻傻到底还是嫁给了村里的一个瘸腿男人，当上了村妇女主任。等到儿子十二岁时，长得越来越象许长根，两人的私情瞒不下去，在桑树林商量对策时发现，他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变，吸引力还在。“她的身体比以前粗壮多了，有一种厚厚实实又软如棉花的感觉”。后来傻傻在党内受到处分，当不了妇女主任，又被隔离审查，恨死了许长根。她与长大的儿子桑果儿关系也很紧张，人生进入了一个低谷。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某次遇到许长根后，傻傻又多次来到许长根打家具的工房里，与许长根幽会，并道：“我们恩恩怨怨，一路走得艰难而辛酸”。
傻傻和瘸腿男人一起生活，生了两个女儿，日子过得很艰难。许长根给人打家具，挣了点活钱，每每都会接济她，让她把日子过下去。其实许长根也很困难，挣的钱多数都要交到妻子章丹凤手里贴补家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瘸腿男人看热闹时，突然中风死亡，傻傻成了寡妇。再次和许长根相见，又是过去了许多年。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了怨恨和敌意，傻傻说：“真是冤家路窄，我还以为今生今世不再见面了。”许长根说：“这是缘份。”此时，章丹凤已经过世。许长根与傻傻决定结婚，举办婚礼。他们都已经进入老年，已无当年的激情，过着平静的日子。村子里发展文旅业，请他们俩一起去给游客们讲村史，讲革命史。后来讲不动了，就在老屋子前，看日出日落，看荻港村的人情世态，直到傻傻八十岁那天去世。她与许长根彻底和解相融。
把这条故事线专门拎出来诉说，确实很容易连接起一条命运的逻辑，给人的印象是这两个相爱的人，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为爱情不懈奋斗，很有思想冲击力。但如果把这条故事线，融化在整部小说对荻港村的叙事里，就不难发现其实作品有意识削弱命运的力度，淡化命运对男女情爱的影响。在非冲突的和解叙事基调的引导下，许长根并不是一个坚贞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也就不具备与命运抗争的意识和能力。因此很难想象，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关系，会靠命运抗争的逻辑强有力地维系着。然而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又显然是作品最为动人的部分。如果不是命运的碰撞，又会是什么呢？也许，就是“削弱”“淡化”，以及“消解”命运力量的过程中，赋于这两个人关系的特殊魅力：不传奇、不悲壮、不神圣，却仍然动人。
把思路向前延伸，我们可以看到，在作家笔下，许长根与傻傻不过是荻港村自然生态、自然状态的一部分，是还原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部分。荻港村并不是经济的村庄，不是道德的村庄，不是人性的村庄，而是自然的村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自然当中生长共存。人类社会所谓的历史，所谓的意识形态，像风一样刮过，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痕迹，改变不了村庄的自然形态，改变不了自然的力量。历史的风雨过后，留下的还是真实的生活，还是自然主宰着的生活。
如果说，《荻港村》存在着的逻辑，那么就是自然的逻辑，自然的规律。在这种规律的作用下，自然是和谐的，生命是和解的。在许长根老人的眼中，村庄的那些历史，无论是悲伤的、欢乐的、伟大的、渺小的，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生生死死无尽的更替，延续着情感，延续着生命，延续着村庄。许长根与傻傻的情感关系，正是带着了与历史的和解，与自然共生的美丽，给人们一种不同的体验和想象。也许，这更接近自然的本性，也更体现作品主题的本意。
四
《荻港村》写的人物，女人比男人更生动。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在许长根的叙事里，比男性更可爱。男人更接近社会，女人更接近自然。有些女性人物，一个细节，就活灵活现。如许长根的母亲与叔叔许跃飞的情感，“现在母亲与许跃飞见了面就是阿辉、梅梅地叫”，“她依然热爱穿裙子，但不再是从前的大摆裙，而是改穿旗袍了。她把旗袍两边的叉开得很高，这样走路和蹲下都很方便”。“母亲那天的衣着，上穿中式大襟藕荷色短袄，下穿许跃飞为她制作的蚕花裙，脚蹬一双高跟皮鞋。她把花白的头发用我的墨汁涂黑了。脸上抹了痱子粉，显得格外白净”。这个女性形象，在讲“三从四德”的旧中国的江南乡村，出现如此敢爱的女性，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写许长根第一个妻子陈婉玉，“咯咯的笑声，阳光般明媚”，“她的长辫子高高地盘在头顶，有一种成熟女人的妩媚”。她其实也与自己的小叔了许长海有男女之情，“我一直怀疑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种”。她个性中也有恶的一面。她会往红梅的鸡蛋羹里放打胎药，导致红梅流产。几个细节下来，这个女性的多面性呈现出来了。下乡的知识青年徐莹，是个一闪而过的人物，但在许长根心里，也有一个位置，“徐莹就象小精灵一样，把我送回家。一柄雨伞下两个人，我的衣服还是湿了半边。”“我挨她很近，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气。”
作品描写的女性人物，章丹凤和傻傻等最为深入。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章丹凤就嫁给了许长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小风林和小抗战。然后把这两个孩子养成人，娶妻生子，重新振兴了家族。最为重要的是，她伴着许长根经历了最艰苦的年代，度过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许长根在狱中两年，家里全靠章丹凤操持。在许长根看来：“如果说，我在婉玉的怀抱里是一缕穿行在山谷的风，那么我在章丹凤的怀抱里便是停泊在港湾里的船；如果说婉玉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树，那么，章丹凤便是树上温暖的巢。她们都是我生命的维系，都是我的爱。”许长根与傻傻私生一个儿子事情出来后，章丹凤心里万分痛苦，却选择了原谅。“章丹凤是一个贤惠的女人，也是一个通达事理的女人。她明白这个非常时期，不能与我大吵大闹，一切只能包容，只能让隐痛留在心里”。章丹凤也经历了自己的至暗时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小风林去世，沉浸于前所未有的巨大悲痛之中，几年里缓不过劲。然而，痛苦还没完全过去，她就被雷电击中，悲惨地死去。尽管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内涵，没有更多的揭示，但我们能够体验到，这是荻港村最单纯圣洁的女性。
傻傻这个人物就要复杂多了。她从小学拳，性格外向，为人爽快。红军时期向往革命，在许长根介绍下，也入了党。抗战期间，全家都被日寇杀害，自己也受到凌辱，家仇国恨激起她强烈的抗日意识，对敌斗争非常坚决。她也坐过敌人的监狱，受到残酷的拷打。新中国以后当了村干部，是土改积极分子，参与了斗地主，分田地，甚至一度主动和有历史问题的许长根划清界线。其间也受到打击，靠边站，不再当干部。这些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许长根的叙事视角里，就算傻傻当年向他当胸开了一枪，这么严重的事，也没有积累起更大的仇恨。多年不往来，再次见面，这个视角还继续保留着。显然，作品通过许长根的眼，看到的是傻傻美丽的纯粹性，看到傻傻女人的纯粹性，看到的是情感的自然纯粹性。
尽管许长根是男性，但我们发现，他的视角已经渗入了作家女性主义的意识，使傻傻这个人物一步步摆脱了世俗的荻港村，有了一种女性主义的品质。因此不管傻傻一生有多少过失，作品始终保持赞美的倾向，构成了小说最为华彩的描写：“她现在的目光，柔情似水。浅浅的笑容里，两个小酒窝很是动人。”“我们把所有的情仇都抛到了脑后，她拉着我的衣角往树林深处走去，火红的晚霞正照着她已经变粗糙了的皮肤。但春风吹动她的长发时，我有一种冲动的感觉。”“我喝完酒，望着窗外院内，傻傻正在吆喝撒了一天野的鸡回笼。她的脸映着晚霞，看上去红光满面。我们的日子过得平平实实。”“我觉得我与傻傻，那恩怨情仇的一辈子，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傻傻的墓地在章丹凤右边，而正前方是一片开阔的土地。傻傻可以在墓穴的天窗里，仰望天上的星星；也可以在睡梦里听山林间古老、深沉、隽永的歌。”
在许长根的情感里，傻傻就是荻港村的女神。
新一代许家人，闯儿这个女性人物最接近写实。她人生也非常坎坷，奋斗多年，终成荻港村第一个女企业家。青草则最接近写虚。这个侏儒少女，孤零零坐在老屋前织毛线，“内心，就象大海一样”；这个场景，看起来像一首诗。
本文发表于《当代文坛》2024年6期（双月刊）
作者简介：张陵，文学评论家，曾担任文艺报副总编辑、作家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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