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年表》，建构纸的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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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纸的大历史观

——写在《纸的年表》一书之前

邱云

中国人至迟在汉代就发明了造纸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持续探索和改良纸张的品质，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到近现代中国传统造纸业停滞不前，逐步被西方造纸工业和技术所取代，正如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关于造纸的历史，前人的著述十分丰富，前有钱存训先生受李约瑟先生之邀撰写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又称《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与印刷》，后有潘吉星先生参与卢嘉锡先生总主编的中国科学院“八五”计划重点课题《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还有中国造纸学会的前辈们对中国造纸史的研究和论述。以及诸如卡特、亨特等国外学者的著述，都对造纸历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萌发编撰本书的想法，缘于笔者到富阳工作后，了解到2008年在富阳发现了泗洲宋代造纸作坊遗址，并且富阳具有较为完备的竹纸制作技艺活态传承，前者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者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双遗产”代表地区。两者的结合为中国造纸术的研究提供极其有价值的样本意义。然而，其中也有些许隐忧，即历史文献中对富阳早期造纸的起源、发展的记载和研究偏少，难以支撑起“文物本体与文献记载”的双重证据。因此，笔者来富阳之后，开始尝试对富阳造纸的历史展开粗浅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汤书昆教授、复旦大学陈刚教授以及富阳手工纸非遗传承人朱中华先生等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启发，受益匪浅。正是他们的鼓励和指导，推动着我逐步深入到纸史研究中去，渐渐以一种大历史观的角度探究中国造纸术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关于“纸的年表”这一主题的确定是源于对中国造纸史研究的深入，发现国外的研究比较成熟，如在1947年出版的美国学者达德·亨特所著《古代造纸工艺史》一书中附有“纸的年表”，以及1980年出版的日本学者前川新一所著《和纸文化史年表》一书，而目前笔者仅见的中国版“纸的年表”是陈大川先生在《中国造纸术盛衰史》一书作的“中国造纸史及其背景年表”。另外，笔者仍有撰写《纸的释名》《纸的答问》的意向，力求厘清历史上因传抄文献等原因产生的关于“纸”的一些理解误区，与《纸的年表》一起，以今人的视角，以期对中国造纸术认知体系的建构有所裨益。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笔者对所设内容的选取标准主要受到刘青峰、金观涛两位先生发表于《大自然探索》1985年第1期的《从造纸术的发明看古代重大技术发明的一般模式》一文中所持观点，即社会需求的动因与传统技术的支撑形成的技术转移。社会需求的动因可能涉及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宗教，传统技术的支撑可能涉及周边技术和工具的借用与衍生。因此，年表资料的选取尽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中国纺织技术的演进，包括植物纤维提纯、染织、再加工等；二是中国古代书写载体、工具、颜料，如笔、墨等；三是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演进，包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书籍装帧等；四是中国古代官府公文制度对书写绘画载体发展的影响；五是世界范围内宗教、外交、战争和民间交流对造纸术传播的影响；六是世界文明史中古代书写材料的对比；七是涉及古今书写载体的重大考古发现；八是有关纸的历史文献。

受本人学养和资源之限，书中部分观点难免挂一漏万，偏颇之处还有待未来进一步考古发掘成果和大方之家指出以修正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