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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蕾
克洛伊两样都有。她最近时常穿着那双新买的靴子，搭配短裤和丝袜，上身是古着店淘来的松垮的皮夹克，磨损的肩头总垂着一根发带，香槟色、枣红色、海军蓝，印有大波点，或者开满鲜花……丝带交缠在她卷曲的棕色头发里，如同油画上蜿蜒的塞纳河流水，将她的“巴黎”身份一展无余。尽管克洛伊在荷兰中部一个名叫阿姆斯福特的小城出生长大，说着一口地道的荷兰话，只会些基本的法语，但人人都知道，她的父亲是巴黎人。
刚搬进这栋房子和克洛伊成为室友时，我们时常结伴而行。有次，我们在一家速食寿司店等餐，她问我中国人喜不喜欢吃寿司。我说：“它们在中国很流行，味道也比这里正宗得多，但我不太喜欢。”
“为什么？”她显得很惊讶，好像从未听过谁不喜欢寿司似的，“是因为它和中餐的差别太大吗？”
“也不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吃生的和冷的食物。”我说。
“哈，难怪，”这时她拿到了她的牛油果寿司，“毕竟法国人很习惯吃生冷。”
“我以为你是荷兰人。”我一时疑惑。
她告诉我：“我妈妈是百分百的荷兰人，但她在巴黎读书时认识了我爸爸。我们每年都要去法国待一阵子，所以我算是半个法国人。”
“哇，那很酷。”我表示。
后来，我们共同结识了一些朋友，期间我又听到很多次这句话。我很快就发现克洛伊结交很广，总能在校园内外碰到熟人，她常常俏皮地和人打招呼说“bonjour”——差点忘了，她第一次跟我说谢谢时用的是“merci”。
我见过克洛伊的妈妈，一个高大的金发女人。她常常驱车来鹿特丹看望读大学的女儿，妆容精致，手里拎着来自法国的名牌包。我们第一次见面相互问候时，我自然地奉承道：“您太美了，克洛伊也是，我总说她应该生活在巴黎，而不是鹿特丹这种老土的城市。”
虽然嘴上这么说，在我心里，鹿特丹才不老土，我喜欢待在这儿胜过首都或者别的什么小镇似的“城市”。它有着全荷兰最现代化的设施，却正因如此而被很多人瞧不上。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仿佛是种庸俗。我最看不惯他们那自视甚高的审美腔调。
克洛伊的妈妈也惯会客套：“不、不，鹿特丹当然也好，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在阿姆斯福特住惯了的人来说，它实在是有点儿可怕。”
和身量娇小的女儿不同，她大骨架、长身板儿，是典型的荷兰人体形。克洛伊在本地人里算是矮个儿，她一米七零左右，和我不相上下。她的妈妈脸形消瘦，五官棱角分明，显得坚决而一丝不苟，而克洛伊全身上下都显得圆圆的，不仅身形丰腴，嘴唇也很饱满，眼睛、鼻头和脸盘……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珠圆玉润。我甚至在中国也从没遇到过外形和这个成语如此贴切的女孩。
不过这母女俩有一个共同点：白。当然，这听起来像句废话。她们本就是白人，或许还带着斯堪的纳维亚血统。我的意思是，在如今欧洲白人崇尚小麦肤色的风潮下，这对母女似乎很满意自己的白皮肤，并没有想要跟风改变，这点倒是很特别。
克洛伊甚至会像亚洲女孩那样在夏天大量地擦防晒霜，即便是和家人南法度假归来，她也还是白得透亮。总之，我这位室友确实漂亮，像个芭比娃娃。我一般不太敢公开地形容任何女孩像“娃娃”。近几年，尤其在欧洲——在我们这群学习文科或者艺术的年轻人中间，这种“夸赞”无异于冒犯，它是“男性凝视”的烙印。可芭比娃娃确实是好看，不管是不是“正确的”好看，她都是一种关于美丽的信念，从不知何时开始就影响着我。我不以此为荣，但我亦无法摆脱。
好在克洛伊不介意当洋娃娃，我渐渐摸清她的脾性后，终于有次大着胆子这么说了，她听完“咯咯”地笑起来，说谢谢我的夸奖。她声称自己是“后女权主义”者，我不太清楚具体什么是后女权主义，但隐隐觉得这个理论很成问题。
和她做了半年室友后，我认为我已经非常了解她，在这种了解的基础上，我可以坦诚地说：我不喜欢她——但我也不讨厌她。我对克洛伊的不喜欢是心平气和的，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缘由。若仔细回想，或许可以找到些蛛丝马迹，但我没有必要对此刨根究底，我只是无意和她过分亲近，而且我觉得她对我似乎是同样的态度。我们就这样在一年期的租房合同下维持着良好的室友之谊，热络但不真挚，和睦却不经心。总之，我不想和她走得太近，总觉得那样会招惹麻烦。后来她交了个男朋友，常常出现在我们家，这让我心烦了好一阵子。又过月余，他索性搬了进来。我尽管心里不乐意，但并没有提出反对。我虽无意和克洛伊成为挚友，但也绝不想和她在这短暂的交集中发生任何冲突，何况多一个人分摊房费，我也能省下不少钱。
克洛伊醉心社交，参加了很多学校社团，大多是些罩着社会公益或艺术创作壳子的酒场派对。前阵子她兴奋地告诉我自己进入了学校报社的最终面试，我看她罕见地涂上裸色口红、梳起发髻、穿上了合体的衬衫和半裙，便知道克洛伊终于涉足了一个正经、权威的组织。
很快，她就被顺利选中，成为了学校骨干报纸《联合报》的记者。
几乎同时，我认识了一个叫欣然的女孩。欣然是低我一届的学妹，身材高挑，染着一头粉发。她跟我认识的许多中国姑娘都不同，她满身穿孔，耳朵、鼻尖、肚脐上挂着大大小小的圆环，黑色眼线从内双眼皮底下延伸出来，两颊有淡紫色的痘印，嘴唇苍白。我时常见她叼着烟坐在图书馆门前的长椅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此处相识的。
某个中午，我来不及吃午饭，正坐在长椅上揪着超市里的廉价可颂。她走过来，径直用中文问：“我能坐这儿吗？”
我愣了一下，说：“当然。”
她掏出两个小盒子摆在我们中间，从其中一个盒子里拿出一张纸片，轻轻放在膝盖，将烟草撒在上面，对折纸张，慢悠悠地卷起来。趁着她点烟时，我低头掸掉了外套上的面包屑。
像许多欧洲女学生一样，欣然抽烟，抽得娴熟且美丽。她眯着眼，下巴半仰着吐出烟雾，拱起的背部犹如一只猫。
我不清楚她是如何断定我是中国人的，我以前在公共选修课上见过她，或许她也对我有印象吧。若真如此，我倒有点儿受宠若惊了，毕竟我在课堂上总埋着头，要么在桌面下偷偷聊微信，要么看些微博的娱乐八卦，或者在“小红书”搜菜谱，搜完便打开备忘录写采购清单。我的外貌更是不起眼，初中以前，我在大人们眼中或许还算可爱漂亮，后来我脸上开始冒出零星的青春痘，那些油腻的绽开的毛孔仿佛成了我的人生污点，让我不敢抬头，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开始讨厌我又细又软的头发，它们一天不洗就会结成绺，我还从未染过发，我妈妈总说那些化学染发剂会对头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我相信她说的，我虽然不喜欢我的头发，但我也不想伤害它。初三，我戴上了近视眼镜，彻底成了大家眼中的那个成绩好的乖乖女。我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唯一突出的特征就是皮肤白，而现在来到欧洲读书，我连这点儿优势也失去了——他们不崇尚“白净”，他们喜欢像欣然这样的黄黑的皮肤、干燥的彩色头发和挂满金属的身体。
我吃完了可颂要离开的时候，她的一根烟还没燃到头，我犹豫了一下，侧过身飞快地说：“拜拜。”
欣然抬起头，很自然地回应道：“拜拜。”
那天后，再在校园碰到对方时我们会互相笑一笑。我没想到这天她竟然从背后拍了拍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一个爵士音乐会。那是个城里有名的爵士乐俱乐部，每周四晚会有现场演出，欣然的乐队有幸受邀演出，她是钢琴手。我早知道她是音乐专业的学生（我时常见她和一群背乐器的学生同进同出），却不知她主修钢琴，竟还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爵士钢琴。
我更没想到那晚克洛伊也会出现在酒吧，她和她的高个儿男友走到我面前，吃惊地问我怎么也在。我指着灯光里的舞台说：“来看朋友演出。”
他们问：“哪个是你朋友？”
“钢琴手。”
一段高频、急促又无规律可言的旋律响起，像配合我似的，引得克洛伊和她男友同时朝欣然望去，这时她却陡然慢下来，几乎俯在琴键上，琴声也轻得几乎听不见了。
克洛伊的男友开口道：“挺酷的。”
“是啊。”台上欣然穿着条吊带黑长裙，肩头的刺青图案裸露在舞台光线里，那是一枝有些老掉牙的玫瑰。
乐队谢幕后，欣然加入了我们，她很快就和我的室友情侣聊开了，台下的昏暗光线里，欣然从钢琴手变回了那个无所事事的女学生，时而情绪高涨，时而心不在焉。不过，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她下眼睑晕开的黑色阴影和饱满的巧克力色口红，那些颇有些爵士音乐家特质的东西仍环绕着她，尽管浮于表面，但让人印象深刻。
爵士乐之夜后，我们四人成了朋友。不久后的一个周五，克洛伊提议“家庭晚宴”：她做荷兰菜，她男友做德国菜，我做中国菜，欣然是我们的客人。我不知所谓“德国菜”“荷兰菜”是何物，但还是爽快答应了。我通常不喜欢和他们聚会，但若欣然在场，我觉得这事会简单很多。
那晚我为图省事，煎了盘速冻素水饺（克洛伊和她男友都是素食主义者），用火锅底料烩时蔬，另配嫩豆腐冷碟。克洛伊的男友端上一盆小春葱点缀的土豆泥沙拉，克洛伊在晚餐约定时间十分钟前才匆匆进门，她在门廊里大喊抱歉，说她今天下午太忙，没有时间做饭了，但从超市带了很多零食。她把布袋里的内容倒在餐桌上：一瓶枫糖浆、一块布里奶酪、一盒青葡萄、一袋意大利原味脆饼——典型的欧洲聚会组合。她男友说：“这些也很棒。”我附和说：“是啊，何况桌上那些应该够吃了。”
“要是不够，咱们就去超市买速冻披萨。”她说完顺势亲了一下旁边的里努斯——我似乎忘了介绍，这是她男友的名字。
欣然准时出现在门外，怀里抱着一瓶白葡萄酒。
“欢迎！”是克洛伊开的门，我们轮流在门廊和欣然拥抱。
“哦，你带了莫斯卡托，”克洛伊说，“好极了，像葡萄果汁。”
克洛伊喜欢喝极“干”的葡萄酒，而莫斯卡托甜度太高。她不喜欢这瓶酒，我一清二楚。所以她那愉快的口吻让我难受，不是因为所谓的虚伪，我不在乎礼貌的“虚伪”，因为那是必要的，而是我在她的话里听见了某种冷淡的评判意味，说得严重点儿，甚至是轻蔑。和克洛伊相处时我总有类似的感觉，在她本能的甜美笑容背后，我总能察觉到些别的什么让人别扭的东西，但我始终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大家很快落座，两个欧洲朋友对我那些并不走心的菜肴很感兴趣，问我应该先吃什么。我撇撇嘴说：“无所谓，没有什么讲究，如果非要说的话，先吃豆腐吧，它应该算开胃菜。”
他们说这是他们吃过的最好吃的豆腐。其实我基本什么都没做，只是把豆腐切开，倒上生抽、小磨香油和一点点醋。
“不可能吧，哄我呢。”我开玩笑说。
“绝对没有，我可以试试这个吗？”克洛伊指着那盆我也叫不出名字的火锅杂烩说。
“当然。”
“你最近怎么样？”里努斯问坐在他对面的欣然。
“挺好的，乐队在为新演出排练，忙但有趣。你呢？”
“棒极了。我也挺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下次演出是什么时候？”他吃完一口沾满红油的西兰花后立刻挖了一大勺他的土豆沙拉。
欣然不紧不慢地嚼着饺子，过了片刻才说：“大概两周后，在另外一家酒吧，你们到时候有空的话，欢迎来看。”
“当然，”里努斯转向旁边的克洛伊，“我们可以看看时间安排。”
“肯定的，我很想去，上次你们的演出特别精彩。”克洛伊对欣然说。
“对了，你今天下午是在忙校刊的事儿吗？”我问。
“对，最近要做一期专题，采访国际学生，我正在到处找采访者呢，”她说，“宝贝儿们，有提名吗？”
里努斯故作正经地说：“伙计，看看你四周，这间屋子里全是‘国际学生’，除了你。你甚至可以采访我，乐意效劳。”
克洛伊笑起来，“是啊，我才意识到我是少数派。不过谢谢你的好意，我觉得他们更倾向于找欧洲以外的‘国际生’。所以，抱歉，德国人，你出局了。”
里努斯又挖了一勺土豆泥说：“好吧，令人伤心。”
“不过他们也够扯的，”他紧接着说，“欧盟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国家了？我是说，尽管我从‘隔壁’过来，我还是可以代表国际吧，我可以提供德国视角嘛。邻居，我们差别可大了，”他严肃地对着女友说道，“——我们德国人可不会骑着自行车满街乱飞。”这句话成功逗笑了所有人。
“谢谢你对欧洲一体化政治的批判性演说，亲爱的，但我只是个打工的，他们不会买账的。”克洛伊轻揉着他的头发说道。
“我可以接受采访啊，如果你需要的话。”欣然说。
克洛伊睁大眼睛，立刻放下手里的叉子说：“真的吗？”
“当然，只要时间不会和我的乐队排练冲突就好。”
在欣然和克洛伊敲定了《联合报》的采访这件事之后，晚餐的气氛逐渐达到了顶点，那瓶莫斯卡托很快见底。里努斯又出门买了一打啤酒和一些薯片。欣然一直待到午夜，起身送她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有些摇摇晃晃。
到门口时，克洛伊体贴地问欣然：“你能不能骑车？不然让里努斯步行送你吧，车子就先放在我家。”
“我送你吧。”里努斯配合地走下台阶。
“是啊，让里努斯送你也好，更安全。”我用英文对欣然说。我其实对于克洛伊提出这个建议有点儿吃惊。我觉得此事有些怪异和不妥，但既然这对情侣大方提议，我自然没什么理由不附和。或许是那晚大家都真的很放松和快乐，在啤酒花和葡萄共同发酵出的某种让人迷茫的美好氛围里，那些微妙的人际界限和道德顾虑似乎都不再重要，欣然同意了让同样微醺的好友的男友送自己回家。
里努斯和欣然的背影远去后，我和克洛伊回到屋里，谁都没有立即说什么。
起居室里火锅底料的气味突然变得很浓郁。克洛伊打了个很长的哈欠对我说，她累坏了，要先上楼睡觉了。我道过晚安后，走到水槽边，戴上手套决定洗碗。
我回卧室躺下时，里努斯还没回来，我发消息问欣然到家没有，她有一会儿没回复，我便打开头天晚上没看完的电视剧等她消息。
半集快演完时，我收到欣然的回复：“到了，对不起，刚刚去洗澡了！”
“没事儿，早点休息吧，晚安。”我对她说。
我关上灯，以为自己很累，可以很快睡着，但我一直翻来覆去，房子里任何响动都拨弄着我的神经。不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有失眠的毛病，尤其在“社交”后。这并不代表我不想同人打交道或那样让我不开心，相反，我通常是快乐的，这天晚上也是。这种快乐很显著，像潮水一样，雀跃地拍打沙滩又随即退回沉默的海里，在某种规律节奏里，我好像渐渐失去了对它的觉知，又或者说，完全被它吞噬了吧。也许正是那种间断却又趋于无限重复的起伏让我无法安睡。
我听见里努斯开门的声音，他在楼下待了一会儿才上楼，我不知道他在这样极度的安静中干什么，或许喝了一罐饮料，或者打开窗户抽烟，又或是在发呆——不，我想象不出里努斯发呆。一阵窸窸窣窣后，我听见他关上了对面卧室的门，整栋房子慢慢陷入沉睡，我终于也睡着了。
我不觉得克洛伊有失眠的问题。第二天她精神饱满地出现在厨房做早餐，还问我要不要来一份欧姆蛋。我说：“当然，如果是法国人做的，为什么不呢。”
她很受鼓舞（不出所料），把刚煎好的那盘递给了我。整个起居室充满浓郁的黄油香气，我倒上一杯速溶黑咖啡，慢慢往鸡蛋撒着盐和黑胡椒粒。在那些透明的颗粒在油脂中缓缓融化时，大小不一的黑色碎片飘落下来，那样的一幕竟有些莫名的伤感和诗意。克洛伊把她的迷你音响放在灶台上，跟着那些英文歌轻轻扭动，我也不自觉地摇头晃脑起来，沙发上，里努斯正在抱着平板电脑画画，他的脚尖同样在跟着节奏上下摆动。在这个无人做声的时刻，我搬家的想法好像突然没那么迫切了。我不得不把这种变化和欣然联系起来，或许我们四人应该多见面。
可之后的一周我都没有见到欣然，再见便是在她的乐队表演。那天晚上克洛伊打扮得格外漂亮，那条夸张的祖母绿色发带和眼泪似的耳坠相得益彰，让人想到“爵士时代”。欣然的乐队谢幕时，我们三人使劲起哄，冲她挤眉弄眼，她也大方地朝我们微笑和摆手。可等了很久，她也没来加入我们。
我觉得有些奇怪：“她去哪了，怎么还没来？”
里努斯说：“或许还在和乐队成员庆祝。”
“那也太久了。”克洛伊看了一眼手机说。
我打开微信，看到欣然二十分钟前发来的消息：我今天有点累，就先回家了，你们玩得开心！
“她不来了。”我对眼前的两位朋友说。
“不来了？”里努斯重复道。
我点点头，觉得有些兴味索然，但克洛伊很快便重新振作，提议大家再续一杯。我点了一杯十二欧元的鸡尾酒，然后警醒自己：最近再也不要出来花冤枉钱。
我回到家时已是午夜，没想到本该“休息”的欣然给我发来消息：“睡了吗，方不方便打个电话？”
我没有回复她，而是直接拨通了微信语音。接通后，她问我今晚玩得怎么样。我回答说，挺好的，喝了一杯很贵的酒，但样子很好看。
“唉，其实我不是累，我只是不太想和克洛伊说话。”她声音很低。
“怎么了？”我意识到她们之间可能发生了什么。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你看到今天的校刊文章了吗？”
“没有。”我从来不关注校刊，即便克洛伊加入之后，我也从没看过一篇他们的文章。
欣然说：“你打开今天的发表看看吧。”
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女孩欣然：这里让我觉得被接受。”
全文大多是访谈对话，那些问题很日常，关于异国求学体验、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解，诸如此类。欣然讲了她不怎么和睦的家庭关系，她从前上的寄宿学校，她的抽烟和文身……文章写道：“在地球的另一边，欣然像是一座孤岛；这里的人们的友善笑容让她重新看见了自己；或许这朵橙色郁金香终于找到了她的土壤……”这些陈词滥调可以说是和“新闻”措辞毫无关系，我有点儿哭笑不得，但它们又似乎总能在欣然的回答中得到证实。那些大段被双引号框住的话，呼应着她和一群外国朋友一起放肆大笑的生活照，被感叹号和省略号编织得生动、整齐、结实。越往下读，欣然的声音就愈发清晰起来，面对这样一个幸福又急切的倾诉者，我不知道该作何态度。
……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好小说》2024年第12期）
选自《江南》2024年第5期
原刊责编：傅炜如
本刊责编：宋潇潇
作者简介
▲王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