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这一组民国户籍卡，为何户主都是周恩来？

为了让这批尘封60多年的卡片不再郁郁而湮，南京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开始了漫长的清理过程。除尘、消毒、重新编号，再逐一数字化存档，放入恒温恒湿的库房收藏……

2015年，民国时期南京户籍卡档案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南京市档案馆业务指导处副处长宋长山：

2011年已经全部清理整理完毕，大概有20万张的“户卡”和130多万张的“口卡”。这些户籍卡详细记录了每个人的姓名、性别 、本籍、寄籍，还有职业情况，完整记录了南京市人口的自然构成与基本的组织形态，还有生存状态、区域的详细分布情况。

从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南京始终是国民党和汪伪统治的核心地带，聚集了大量官员和前来谋生的外乡人。小小一张户籍卡，定格了他们当年的足迹，以及他们与这座城市的交集。

南京市档案馆业务指导处副处长宋长山：

到1948年9月份，在南京133.4万总人口中，外省人就超过了81万人，也就是说占到了总比例的61%，远远超过了当时“老南京”51万的构成。

卡片虽小，却藏有不少鲜为人知的信息。保存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的一组民国户籍卡档案，记录了一段历史的回响，它们的所有者是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户主都是周恩来。那么，临时居住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为什么也有户籍卡呢?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综合业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林建英：

在南京工作过的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前前后后有200多人。保密的工作人员能不办的尽量不办，非得要办的，尽量在一些职业上面打掩护的，也会去做一些掩饰。如果不是我们的代表团这么重要的团体的话，也许就不办户口卡，国民党政府还是坚持给我们办，他还是有其他的用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监视。

1947年，国共关系完全决裂。国民政府在1947年至1948年开展两次“户口总清查”和“户口总复查”，目的之一就是清查隐藏在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寇可往，我亦可往。”为了在敌人心脏里潜伏下来，中共地下党员在国统区的斗争始终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原则。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资政研究处处长缪慧：

南京一直是国民党政府和日伪统治的中心，军警宪特密布，所以党在南京的地下斗争一直都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共南京市委成立以后，始终坚持“三勤三化”。“三勤”就是“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就是“合法化、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党员们都要找到符合自己身份的一种职业掩护，以此在国民党的户籍调查以及一次一次的甄别斗争中潜伏下来。

75年前，南京宁海路福音里3号是一幢二层小洋房，留洋名医王达五在这里开设私人诊所，全家九口人居住于此。1948年底，为了迎接南京解放，这个小洋楼有了新的历史使命。

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长子王宁：

第一排的左边是我的大伯母傅积嘉，右边是我的大伯王嘉谟，后排是我的父亲王嘉猷，我的四叔王嘉言、三叔王嘉训。他们利用我爷爷的王达五诊所，既是诊所，又是家庭的一个地点，那里就比较便于掩护，所谓“灯下黑”。地下市委就看中了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开展了很多活动。

为了调查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机关所在地情况，中共南京市委决定以王家组建“家庭党支部”，完成国民党中央、地方机关平面布置的调查和整理工作。

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长子王宁：

白天4个兄弟都出去采集信息，晚上是由我的大妈把它整理成册，编印成文字稿和地图两份。这些资料在1948年秋开始，就逐步通过地下党的交通线到了长江的北边，最后到了刘伯承司令员的手上。所以刘伯承当时向陈修良同志说，他说这个地图、文件非常好，让我头脑清晰。

南京市档案馆鉴定利用工作专项组二级调研员金善：

在这个挖掘利用档案的过程中，成功发掘出我们“家庭党支部”所有成员的户籍卡。经过查阅了很多党史资料，以及一些文献发现，这个“家庭党支部”是我们唯一一个“家庭党支部”，也是南京党史上第一个“家庭党支部”。

1949年5月1日，随军南下干部与南京地下党员干部会师大会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此，中共南京地下党员从暗处走到明处，结束了隐蔽战线的斗争。

如今的岁月静好，只因有人曾为我们负重前行。当年中共地下党员战斗过的地方，现已花团锦绣，他们共同为之奋斗和牺牲的新中国，正山河繁华，国泰民安，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