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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陪堂客一起去深圳出差。
在很多人眼中，深圳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它的历史起源于“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在深圳还有一座宋代的皇帝陵。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昺，被陆秀夫背着在崖山跳海自尽，尸身被人收殓之后埋在了深圳的赤湾。不出意外的话，这是唯一一座还保存着的宋代皇帝陵，北宋的皇帝陵在巩义被女真和蒙古人毁了，南宋的皇帝陵在绍兴被杨琏真迦毁了，投降的宋恭帝在西藏出家之后死得不知所踪，在海上得肺病死的赵昰据说埋在了香港的大屿山，但是一直没找到墓葬。不管赤湾的这座“少帝陵”里面有没有埋葬着赵昺，至少它今天看起来还是保存完好的。当然，这个墓葬其实也是大清灭亡的那一年，由赵氏皇族的后人在埋藏遗骨的原地修建的。深圳距离崖山并不远，第二天我们租了一个车，开车去了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的官冲村，这个学习宋史的人永远绕不开的地方。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二月初六，崖山海战已经进行到无可扭转的败局，陆秀夫背着赵昺投海自尽。祥兴，是南宋的最后一个年号；赵昺，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不久之后，南宋的最后一位太后杨太后得知了赵昺的死讯，投海自尽，成为整个大宋王朝唯一一位殉国的太后。特别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宋钦宗是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初六被金国剥夺帝位的，也就是说，北宋和南宋都亡于二月初六。赵昺在崖山的驻跸之处已经修建成了一个景区，景区不要门票，只要10块钱的停车费。景区的大门，就是一艘大船的造型，很容易就让人想起七百多年前那一场终结一个王朝的惨烈海战。这里曾经是赵昺当年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但是里面供奉的主神并不是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而是杨太后。其实我也能够理解，相对于这个七八岁的小皇帝来说，杨太后在这个流亡政权里的话语权和作用更高，虽然她自己性格也很懦弱，当了太后之后都不敢对大臣们发号施令，连自称都是“奴”。但是她以一个淑妃的身份，带着宋度宗的两个儿子南逃，在兵荒马乱、惊涛骇浪之中将南宋的政权苟延残喘了三年，最后以身殉国，正与她懦弱的性格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而她自己的坟茔，就在距离崖山祠几百米的官冲村里，没有墓碑，没有神道，甚至没有停车场。当说不说，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新建的，有一些明清时候的石碑或者牌匾，也在经历过抗战之后残破不全，包括那块颂扬文天祥的“天地正气”匾，也只剩下前三个字。就像这块残匾一样，我们在评论一个王朝末路的时候，往往都喜欢说“气数已尽”，仿佛“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其实，不管是北宋的覆灭还是南宋的覆灭，都不是气数，而是皇族尤其是皇帝自己搞出来的。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贪婪、军事上的孱弱，你能说这是“气数”吗？是大宋王朝自身制度上的缺陷，才导致这样的危机不断在历史里重复。王安石希望通过熙宁变法来挽救北宋王朝，贾似道希望通过公田法来挽救南宋王朝，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不但挽救不了朝廷，更挽救不了万千百姓。崖山祠的最高处有一座三层小楼，名字叫做望崖楼。站在楼上可以看到正西方的崖门水道。我们登上望崖楼的时候正是午后时分，太阳照着面前那一片水域，一艘艘货船悄无声息地驶过，安宁而慵懒。七百四十五年前，这里聚集了几千艘战船，南宋和大元的几十万军民在这里以命相搏，战后海面浮尸百里，赵昺的尸体据说随着洋流漂到了深圳。相对于其他北方民族的皇帝来说，彼时的大元皇帝忽必烈其实还算仁慈，他在金莲川幕府汉臣的影响下，不再像他的前任那样以抢劫和杀戮作为战略目的，而是准备像汉人政权那样统治这一片区域。至少屠城的事情，在忽必烈主政期间少了很多，连钓鱼城这种打死（存疑）过蒙古大汗蒙哥的城池，都能够保全全城军民的性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也算得上温情了。普通百姓，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不过就是求一个生存而已。单以此论，忽必烈强过他的不少同行。坦白地说，游完崖山之后，我整个情绪并不是那么高涨。当然，我并不是为了大宋王朝惋惜，我此前说过，我只是读宋史，我并不迷恋宋朝，并且不迷恋任何专制王朝。不管是官方正史，还是士人笔记，还是大臣奏折，里面都记录了宋代普通百姓的凄惨生活：税役沉重，官员腐败，对内镇压的时候很能下死手，对外作战的时候提不起精神，一遇到天灾人祸，百姓轻则流离失所，重则易子而食。北宋灭亡的时候，开封被围饿死了很多人，城里水渠的水藻都被捞起来吃完了，但是宋徽宗还能优哉游哉在宫里用膳。南宋灭亡的时候，杨太后投海殉国，七百多年后还有人建祠堂纪念她。但是崖山海战之后，“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他们其实也应该被我们记住的。“十余万浮尸”这个冷冰冰的数字，对不起这一群殉国的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