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登枝》，浩然著，作家出版社1958年5月初版，1959年12月2印
《喜鹊登枝》是浩然的短篇小说集，最初发表于《北京文艺》1956年第11月号上，共11篇，诸如《新媳妇》《一匹瘦红马》《夏青苗求师》等都是我喜欢读的，但我偏爱的还是《喜鹊登枝》。当然，与后来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等鸿篇巨制相较，这篇小说只能算是他刚长出的“羽毛”而已。
以我的感觉，浩然的这根“羽毛”的确可取。其可取之处，当首先在于它留下了一幅彼时农村的“风俗图”。“喜鹊兆喜”原本是一个据说可以应验的民俗传说，作者却敏锐地抓住读者这一传统的审美接受心理，开头便设置了一个充盈全篇的喜兴氛围：“清早，两只花喜鹊登在院当中那棵矮矮的桃树上，冲着窗户喳喳地噪叫。”读这样洁净清新的文字，未知别人有何感觉，在我却是稍一闭目，红花绿叶即已奔来眼底，同时也分明能感到清新的空气杂和着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又间以喜鹊的一片好音，于是视觉、触觉、嗅觉、听觉，便一块儿被“通感”成了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景象。私想，这大抵便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文字功夫的作用了吧。还有那画中之人，无论是活泼、乐观、怀抱激情的年轻人，抑或正直、淳朴、精神矍铄的老年人，都是“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里”（叶圣陶语），具有新面貌的新人，他们都在这明丽清爽的环境中，为新生活而勤恳劳作着；而这些新人的观念和关系，也发生了亘古未有的新变化。比如，东方红社与青春社相距“十来里地”，俗语云：十里不同俗，加之“当中隔着一条金鸡塘河，自古结亲的少，来往也少”，但自从并社以后，两村居然合作在河上架起了石桥，东方红社农业股长韩兴的女儿与青春社副社长林振的儿子，便是在架桥的劳作中结识并“悄悄地搞起恋爱来了”。而老人们也不再固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长们看中的不再是对方的门户和经济收入，而是“劳动强，思想进步”。仔细品咂，作者所“架设”的这座桥，实在巧妙得紧，它不仅使读者借以想见小桥流水人家，或者也正象征着新社会新农村人际关系的交通、互助与和谐。倘将这些意象整合起来，我们很容易发觉，原来这画中不仅有景，亦复有人，有情，景、人、情共同构制了一幅颇具时代特征的生机勃然的田园新图，从而引起人们对美的怀恋和向往。
其次，小说的结构也颇见经营之功。如此一个短篇，作者竟使用了两条线索：一是韩兴老头儿借换种到青春社“相姑爷”，详叙其所见所闻，借以交代了林雨泉的优异品质，此乃实线；二是韩玉凤与林雨泉的恋爱一端，韩玉凤仅在开头被父母说破恋爱之事时，“脸一红”，“一阵风似的跑了”，此后便再也不曾露面，直至结尾在其赠送林雨泉的笔记本题词上，方可一窥两位热情向上的年轻人的情事，这是虚写。一实一虚，匠心独运，可以见出作者出色的文章组织功力。
小说集《喜鹊登枝》甫一出版，便迅疾引起各方面好评。文坛名宿叶圣陶在不吝笔墨给予好评之余，甚至说出了“读完这本书，我对作者非常感佩”这样动情的话；文学评论家巴人竟亲自担任小说集的编辑，其《读稿偶记》有云：“小说共11篇。每篇都透露着新生活的气息……所有小说的基调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是新生活的颂歌。”诚哉斯言，信哉斯言。不过，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迄今，对浩然的小说，也还有着见仁见智乃至冰火两重的评价。不过依我的浅见，文学写什么、怎么写，原本不该也不能定于一尊。倘说，以冷静、理智、讽刺的叙述揭示惨淡人生和艰难世事，固为文学一翼，则又何妨以宽容的态度，将以理想、激情、赞颂为符码的文学叙事视为合情合理的另一翼？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种合情合理的不可能总比不合理的可能较好。”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