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西、咪西、大大的”鬼子来了真就这么讲话？ | 循迹晓讲

责编：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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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整个抗战打了十四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十四年里，日军除了给中国带来肉眼可见的深重灾难以外，在文化，风俗，语言等“看不见”的地方也带来了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各种抗战影视剧，里面的太君经常操着一口古怪的中国话，像什么“花姑娘的，大大的有！”“你的，不老实的干活，死啦死啦的！”这种“太君腔”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一学就会，你看横店的群演扮演起鬼子那也是毫无压力。

◇ 图为某抗战电视剧中八路军和日本小女孩的对话

在我们现在来看啊，影视剧里鬼子这么说话更多是为了区分人物，咱们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日本鬼子，但是历史上，这种“太君腔”还真不是胡编乱造来的。甚至，在抗战时期，很多日本人真就是用这种“太君腔”与中国人进行沟通交流。这种鬼子讲的中国话在历史上又叫“士兵中国话”“洋泾浜日语”“协和语”等等。那么，这种“太君腔”是怎么形成的，“协和语”又对咱们中国人日常又有啥影响？今儿，咱们就聊聊这个。

◇ 图为日军参谋本部编纂的《日清会话》

◇ 图为《日清会话》中的内容

讲到这种太君腔调，很多人以为这种介于汉日语之间的语言是抗战时期突然冒出来的，但它的历史比抗战悠久的多。早在甲午战争前，就有很多日本人跨海来到辽东地区进行贸易，那时候专业翻译太少，当地中日商人做生意就必须学点对方语言。

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军方就开始编撰《兵要中国语》、《日清会话》、《速成满洲语自修》之类的速成教材，当日本军队登陆大连后，码头上就有汉人商贩为了招揽生意就高喊：咪西，咪西，也就是吃饭的意思。简单交流几句，再加上手势比划，日本军人就明白商贩的大概意思。

◇ 图为日军发行的速成标准日本语教材

◇ 图为常用协和语

当然了，这时候的双方在沟通交流上还不是那么频繁。直到日俄战争后，日本举全国之力大败沙俄，双方以长春为界，沙俄控制北满，日本夺了“关东州”的租借权以及南满铁路（详见：梦断满洲：“满铁”如何成为日本侵华的急先锋？| 循迹晓讲）及其附属地的所有权益。自此以后，日本开始向满铁沿线城市大量移民，派遣开拓团（详见：满蒙拓殖团：日本韭菜如何梦碎东北？| 循迹晓讲），到1939年底，整个东北地区日本移民接近90万人，相对于本地中国人日本移民还是属于少数，高级官员能配个翻译，但普通日本军民显然没有这个条件，但沟通还是必须的，因此，一种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语言，也就是协和语，就在这个时期慢慢形成了。

具体来说，这个“协和语”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日语汉读，所谓日语汉读就是将日语中汉字词语的意思与汉字的意思进行杂糅，日文的词汇，读的时候按照汉语读音。比如，将“客满”说成“满员”、“紧急出口”说成“非常口”等等。二是用日语语法硬套中文单词，汉语语法是主谓宾，而日语是主宾谓。举个例子：你的，什么的干活？翻译过来就是：你是做什么的。这个我的不是，翻译过来就是：这个不是我的，以此类推。三一个就是中日语杂糅，比如我们常见的“哟西，米西米西”等等。我们看这些协和语几乎每句都少不了一个“的”字，这是为啥呢？原来，这日语属于黏着语，日本人在说话、写文章后, 如果后面不跟上点什么就感觉没说完似的，于是在协和语里就用了一个万金油性质的“的”字，作为后缀。

◇ 图为王孝忠扮演的山田中队长形象

多说一句，你们去看老电影《地道战》中扮演山田太君的王孝忠，他就是在伪满洲国长大的，人家不仅正儿八经学过日语，还见过日军的行事作风，所以在电影里王孝忠扮演山田太君讲得就是一口地道的协和语，而他在电影中的形象也非常接近真实历史中的侵华日本军官形象。

◇ 图为日军发行的如何用协和语与中国修鞋匠沟通

除了人们在日常沟通需要用到协和语，日本殖民者也不遗余力的推广这种洋泾浜语言，比如1925年，日本人主办的《满洲日日新闻》就用9期记录了流传在旅顺、大连地区的几十句汉日混合语，到了1926年，报社直接把这些混合语编成《从“日支合办语”走向“支那语”》的小册子，通过学习这本协和语速成的小册子，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能听明白对方的意思。此时的“协和语”更多的还是基于民间强制需要，日本人也乐见其成。

而到了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作为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并没有推行所谓“协和语”，毕竟这种杂糅的语言说出去太丢份，而是一步到位，迫不及待地发出“通令”，直接将日语称作“国语”，学校里强行以日语作为通用语言进行“皇民化教育”，一边下令东北全境严格限制中文报刊、书籍进入东北，一边向东北输入大量的日本书刊，并在很多场合下规定不准使用中文交流。而东北当地老百姓面对现实的压力，不得不学习或使用日语，可是日语又不是那么容易学，于是这协和语就成了普遍说的语言。

◇ 图为伪满洲国学校

当时就有很多顺口溜反应东北老百姓的现实困境，比如：“学会日本话，就把洋刀挎。吃饭叫米西，骂人叫巴嘎。耳朵叫谜谜，鼻子叫哈拿。毛西毛西打电话，久别先握手，巴枯拉枯西达。”

一开始，当时的侵华日军相当自大，觉得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根本不值得学习。因此，大部分侵华日军对学习中国话根本不上心，但自从卢沟桥事件以后，日本军方为了让基层士兵在占领区进行“宣抚”工作，就必须解决语言障碍，于是，又翻出日俄战争甚至甲午战争时期编纂的中国话速成小册子，然后重新整理出一套中国话速成教材，但除了少数使用频率较多的话能正常使用以外，大部分日军的汉语水平还是非常低下的。他们不论是说还是写都闹出不少笑话。

◇ 图为日军用漫画形式向基层士兵推广协和语

比如就有日本侵华老兵回忆，有个士兵到中国当地农民家要鸡蛋吃，说日语半天农民听不懂，于是就在纸上写下“卵”字给农民看，农民看了还是不明白，于是他又在纸上写下“卵子”两字，农民一看没憋住笑出来。士兵回到部队把刚才要鸡蛋的事一说，翻译直接笑喷出来，解释说：“卵子”在中国话里就是生殖器的意思。你要卵子人家能给你才见鬼了。

这样的协和语在抗战时的日本占领区非常流行，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内开始了对这类“协和语”进行清洗工作。不仅日本人强迫进行“皇民化”“大东亚共荣”的想法彻底破产，连大部分“协和语”也都渐渐消亡，不过，这种语言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比如至今还有东北人把井盖叫做马葫芦，这个马葫芦实际上就是协和语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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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葫芦‌在东北方言中指的是下水道井。这个词汇来源于日语中的“マンホール”（manhole），而“マンホール”又源自英语的“manhole”，意为“人孔”或“下水道检修孔”

总得来说，到了近现代民族国家和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以后，不论一种新的语言文化的交融还是本国语言成为邻国的第二语言，只能在自愿、平等的背景下才具有意义。而想要通过强迫的殖民教育，奴化教育彻底改变当地人的语言文化那纯纯是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