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兴义府往事与“心理学”的诞生

视频是关于心理学的，于是搜了些相关资料来读，不料却引出发生在兴义府的一段往事。

故事源于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阎书昌教授发表于《心理学报》2018年第8期的文章：《晚清时期执权居士创制心理（学）一词的考察》。

在这篇文章中，阎书昌教授考证指出，在之前公认的日本学者西周，于1875年创立“心理学”一词之前，“执权居士”已于1872年，便在《申报》上发表文章，首先使用了“心理学”这一名词。文中还判定，晚清时期的持平叟、执权居士、持平子、持平居士、公道老人，都是同一人，即朱逢甲。

在这篇文章的摘要里，阎书昌教授写道：“朱逢甲饱读经书，国学底蕴深厚，并在襄助传教士办报纸过程中接触到了西学，具有了现代学科意识。1871年他在讨论中国传统相术时，曾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过‘心之理与事’一词，为其创制‘心理（学）’一词奠定了基础。中学与西学的交融与碰撞是朱逢甲创制‘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时代与文化背景。”

阎书昌教授这一研究成果，深得中国心理学泰斗级人物、北师大心理学家张厚粲教授的支持。

张厚粲教授评价阎书昌论文手迹 （资料图片）

黄元昌先生2024年7月11日发布的《什么是心理学？》一文中，展示了张厚粲教授的手迹：“阎书昌老师的这篇文章证明了‘心理（学）’一词是我国首先提出和应用，意义重大，这不仅为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确立了‘中国人原创’的历史源头，而且也彰显出学习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落款时间是2018年6月26日，也就是阎书昌教授发表《晚清时期执权居士创制心理（学）一词的考察》一文后不久。

对于心理学，笔者一窍不通。但对于朱逢甲，却知道他的零星事迹，之前曾有《鲜为人知的“涂令恒变乱”》一文，据实记录了朱逢甲协助张厚粲教授的曾祖父、道光兴义知府张锳平定涂令恒变乱，并生擒涂令恒军师刘九纶一事，发表于《黔西南日报》。还将咸丰二年（1852）夏日朱逢甲与兴义知县蒯关保游历马岭河峡谷时一同吟诵，以蒯关保语气命名的诗《偕朱莲生茂才天生桥观奇石瀑布》收录于拙作《石头记忆》。以上相关内容，在此不作赘述。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讲述朱逢甲所著、中国古代唯一一部间谍奇书——《间书》。

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朱逢甲《间书》封面 （资料图片）

《间书》成书于咸丰五年（1855），朱逢甲在自序里写道：“咸丰五年冬日华亭（今上海松江）朱逢甲自序。”此时，张锳已改署贵东道，离开兴义府，并于次年七月病逝于军中。然而，《间书》遗留下来的历史信息里，还有贵州著名历史人物朱启钤所作之序。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今开阳），生于河南信阳。中国近代著名历史人物，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中国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因拥护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后被通缉，两年后被赦免。在南北议和时期是北方总代表，谈判破裂，辞职后不再从政。政坛失去了一位争议官员，却成就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辉煌。

1917年，朱启钤发现了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手抄本，委托商务印书馆印行石印本的同时，又在北京刊行仿宋本，还组织人员对《清钦定工部工程做法》一书进行校注。1930年，朱启钤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请来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赵深等著名建筑师及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等参与其中。营造学社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众多建筑学书刊，是最早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式样、设计的学术团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朱启钤也被誉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梁思成的巨著《中国建筑史》就是在营造学社完成的。

《间书》的面世，离不开朱启钤的发现。同为朱姓，朱启钤对朱逢甲却有“而逢甲如何人，与钟岳有何因缘，不之审也。”但从此，他对朱逢甲留上了心。

朱启钤记述中的“钟岳”即于钟岳。他在《间书》序言中，首句即为“间书一卷，自‘赠太常寺卿贵州候补道于钟岳’家得之。”

事情的经过是：铁岭籍人氏于钟岳（字伯英）于道光、咸丰年间，随其父于崇璟宦游于贵州。咸丰四年（1854），兴仁巴铃涂令恒变乱之时，于崇璟正好任兴义府普安县知县，普安县城被涂军攻占，一家多人被杀，包括于崇璟自己，唯有外出求援的于钟岳、于钟毓幸免于难，他们搬来官军、团练，收复了县城。后于钟毓病逝，于钟岳因其父得以荫袭“云骑尉”，跟随张锳四处转战。咸丰、同治年间，贵州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同治二年（1863），贵州当局奏请于钟岳署贵西道，但未赴任。当时于母去世，于钟岳请假回家奔丧、丁忧，由于战事吃紧，没有被同意，仍留在贵州担任省防督办南路军务，率部转战贵定、龙里一带。同治四年（1865）二月，阵亡于龙里虎头山，时年36岁。于钟岳无子，其妻氏收其侄儿于延忠为子嗣，于延忠不幸又客死于湖北。当朱启钤专门搜求黔南文献之时，在于钟岳家里发现了捆绑着的故纸一堆，已经残破不堪。朱启钤一一整理，发现《间书》一册，封面还题有“莲生撰赠伯英宝之”。

涂令恒变乱时，首先攻下新城（今兴仁），继而攻下安南（今晴隆）、普安两县，府城安龙也岌岌可危。张锳得乡团助力，坚守城池并率军平定变乱。这一过程中，于钟岳与朱逢甲同时效力于张锳所部。朱逢甲撰写《间书》一册，实不为刊印出版，而是送与于钟岳，用于军事活动中借鉴参考。朱启钤评其为“宝为军中千金之方者也。”此外，于钟岳所遗留的资料中，再无与朱逢甲有关之只言片语。

但是，朱逢甲其人，已经印入朱启钤脑海。之后他偶然读到严缁生《辰墨花吟馆诗钞》，得到“与莲生赠答”，与朱逢甲相关内容如下：

中秋后十日赴江苏学使鲍华潭（源深）之招。与朱莲生茂才逢甲晤于松江试院。都门一别，三载于兹。濒行承以诗赠。依韵奉酬二首。

如此奇才命不同，江东名早播寰中。天涯聚首还今日，我辈知心见古风。绝艺漫惊流俗眼，群经能折圣贤衷。听君一夕尊前话，足抵研寻十载功。

曾携彩笔赋京都，贯酒天街兴不孤。历抵王公延上座，肯抛科目进他途。子寻庶孽因枚叔，妇守寒机效李吾。我亦长安萦远梦，不知儿女忆亲无？

严缁生这两首诗，作于同治丙寅年（1866），说明此时朱逢甲就职于江苏松江试院。

笔者掌握的严缁生资料不多，仅查到其字少蓝，浙江省桐乡人氏。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辞家赴考，11岁的妹妹、著名才女严永华赋诗送别：“破浪乘风壮此游，雁行分手意悠悠。相期早啖红绫饼，聊慰门闾朝暮愁。”严缁生果如小妹所愿，最终考中进士。严永华之夫沈秉成，也与严缁生一样，官至安徽巡抚。

张之洞也曾作诗《送严缁生从军江南，缁生以庶常散馆词赋颂扬被谪，改官主事》赠严缁生，诗曰：

病鹤难谐舞鹤群，甘从幕职策高勋。黄旗已尽城中气，朱雀犹悬桁外军。

堪佐谈兵京口酒，相随破浪海东云。相如何止知封禅，试看堂堂谕蜀文。

实际上，严缁生与张之洞之父张锳应该也有所交集。朱启钤为《间书》所作序文里记载，咸丰四年（1854），安南县城失守于涂令恒乱军时，严缁生正好在安顺府知府刘仙石处，酒席间突然听闻安南失守，即仓皇告辞。后专门为于崇璟作诗《哭崇野渔明府诗》二首，诗中有语“与我萍踪合，交深诗酒缘。似闻蓄佳酿，待与斗新篇”等语。

朱启钤还记录：“鲍华潭（源深）咸丰中为贵州学政，亦有悼崇璟诗……在鲍集中，是严鲍与于氏均有雅故。莲生入鲍学使幕，其客黔亦在同时。”事实上，此时的朱逢甲，早已随张锳到兴义府，同时“客黔”不准确。

鲍源深，安徽歙县人，道光丁未（1847）科二甲进士，以翰林院编修任贵州学政，咸丰八年（1858）去职。这说明，张锳去世后，朱逢甲又受鲍源深聘请为幕僚。同治丙寅年（1866），朱逢甲依然在江苏学政鲍源深幕内并身处松江书院，说明离开张锳后，朱逢甲长年服务于鲍源深。

除了上述史实，严缁生的文集里，还记录了一件事，“光绪甲申（1884）三月九日，在沪上求志书院与同居老友朱莲生膳部小酌，特招群从作陪。桂林年甫十龄，亦与座末。莲翁指席间鱼翅命对。应声曰‘鳌头’。合座叹赏。（下略）缁生于是年因中法失和海防告警，移家上海。盖与莲生同寓求志书院。但前诗称茂才，此诗称膳部，似已得京衔。或即光禄署正也。”

此处，“茂才”是秀才的别称；而膳部是古官署名，其职掌祭器、牲豆、酒膳等事。周代就有膳夫、凌人二职，晋代有左右士曹，北齐改为膳部郎。唐设膳部郎中、员外郎，属礼部。明改膳部为精膳司。清末始废。由此可知，朱逢甲晚年终于不再为幕僚，成了体制内的一员。

粗略介绍完朱逢甲零星事迹，有必要回过头来，介绍一下刊登他文章的《申报》了。

《申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份报纸，历史很悠久，1872年4月30日创刊，由英国人安纳斯托·查美和三位友人共同筹资出版发行，全名为《申江新报》。“申”字是上海的代称，就缩写成《申报》。创办初期，聘用举人、秀才为主笔，不刊登西方宗教文章，主要宣传孔孟思想；还针对市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不少社论。在此背景下，朱逢甲的文章就登上了当年创办的《申报》。在这里，也可知道其当年在江浙一带，还是较为知名的学人。

朱逢甲当年所写文章较长，提及“心理”一词的相关内容如下：

“……西人之传教虽或百万年，而中国仍无士人被其惑焉。中华之世只有一正教而已。虽格物、化学、天文、心理等事或盛行，而教犹必中立为孔子之大教，我谓西人亦必有以知了。”

由此，阎书昌教授考证朱逢甲，提出“心理（学）”一词，比日本学者西周于1875年译出“心理学”一词要早3年。

同治丙寅年（1866），朱逢甲身处江苏松江书院，到了光绪甲申年（1884），居于上海求志书院，说明其晚年均在江苏、上海，1872年为刚创办的《申报》撰写文章，是有条件的，也是符合情理的。

张锳当年聘请朱逢甲为幕僚并担任《兴义府志》协修，自然相信朱逢甲的学识与能力。正如张锳聘请的另一位协修邹汉勋，学识渊博，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著述《海国图志》时，特请其绘制全书图纸。他们的家乡湖南民间，素有“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之说。朱逢甲、邹汉勋协助张锳纂修的《兴义府志》，与《贵阳府志》《遵义府志》并称为贵州三大地方名志，深受众多文化名流及学者称道。而朱逢甲，与张锳、魏源、邹汉勋等“睁眼看世界”的人物交情深厚，自然也乐于接纳当时先进的西方科学。当年，朱逢甲、邹汉勋为《兴义府志》协修，而张之洞兄弟几人为府志校对，相当于共同完成了一部优秀志书的纂修工作，朱逢甲、邹汉勋等对张之洞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性格的养成，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张之洞任朝廷重臣的数十年里，清廷内忧外患，朝局动荡无常，不少名臣高官饱受攻击身败名裂，甚至战死、赐死，如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受尽朝野攻讦，帝师李鸿藻在中法战争时被逐出军机处，大学士徐桐自缢，军机大臣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被赐死等。同一时期的实权重臣，只有张之洞跟少数人数十年有惊无险。因此，张之洞又被人“巧宦”，这有赖于他从小就养成的超前情报意识。张之洞平生所做之事，有几件就使用了他的“间谍”：“戊戌变法”后，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的六君子之一杨锐，张之洞对其有知遇之恩，不仅资助其生活费用，还推荐他担任京城的总理衙门章京一职，实际上就是张之洞安插在京城专门搜集各种情报的“间谍”。清代，府州县官员指派在省城打探消息的人员叫做“坐省”，省级官员指派在京城打探消息的亲信叫做“坐京”。杨锐就是张之洞的“坐京”，随时都向张之洞提供京城的各种情报，例如《马关条约》签订后，朝廷及朝臣的动向。

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是坚定的主战派。此次，他运用了“间谍”战术。1883年9月，从山西派出何见扬、陈占鳌，到两广、香港刺探各方情报。何见扬负责广西方面，陈占鳌在香港、广州活动，他们会向张之洞及时汇报各种情况。同一时期，张之洞在香港的“间谍”还有何献墀，他为张之洞提供了大量法军情报。1884年7月28日至1885年7月15日，其与张之洞的来往电报多达190封，内容包括法国军舰、运输舰到港离港动向等。这些“间谍”提供的大量情报，甚至包括国际政治事件，使张之洞及时获得国内国际各种深度信息，助其对重要事件进行有效决策。

文史学者陈晓平在其《张之洞中法战争时期的情报网》一文中归纳：“张之洞的情报经营，大约包含几个层次；一、依靠族人、姻亲、同乡、同年、师门、门生故吏通报朝野动态。这一点，同时代的高官大体都能做到；二、在重要城市指定‘坐探’，包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李鸿章凭借其多年经营积聚的大量人脉，可能铺设的节点比张之洞还要密集，但未必效率更高；三、派出侦探委员到某个区域，专职从事情报工作；四、充分利用好香港这个远东航运中心、情报中心，指派可靠的香港华商为‘坐港’。张之洞超出其他高官一筹的地方，在于他能将多个层次信息来源互相配合，又愿意亲自起草电文发纵指示，提高了情报人员工作的效率与积极性。他的情报人员不仅提供军事情报、官场动态，两个‘坐港’甚至随时禀报国际政治事件，使他得以及时获得国内国际各种深度信息，立体全面，为决策提供充分依据。”

以上种种，说明朱逢甲的用“间”，深深地影响着少年张之洞，使之形成超前的情报意识。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是介绍张锳及重要幕僚朱逢甲、邹汉勋身逢乱世，一生征战基本没有停歇。作为张锳着力培养的张之洞，少年时期就在这些战事中度过，自然也养成了不怕战、避战的性格。事实如此，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张之洞都是坚定的主战派。朱逢甲在张之洞的性格养成中，又扮演了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角色。

朱逢甲的著作，除《间书》外，还有《平黔策》二卷，可惜已经佚失，不为人见。《间书》是为中国古代唯一一本间谍奇书，堪称中国古代的间谍史话，引用我国古书中经、史、子、集的记载论述和事例为目，并加以印证，阐述了我国古代间谍的性质、任务和使用方法，尤以使用方法论述最为详细。作者用大量篇幅，列举考察了古往今来使用间谍获得显著成功的事例，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换个角度思考，这样一本书，通篇都在研究人的“心理”，朱逢甲本人，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心理学”大家。正如他在《间书》自序里所言：“去岁修《兴义府志》成，值兴义伪平南王变起，身率弁兵，转战普安，幸平其乱，生擒伪军师贡生刘九纶以归。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此逢甲志也。而南寇尚据江宁，道梗羁黔，杞忧徒抱，为撰《间书》一卷。以己言为纲，引群书之言与事为目以证之。用间之法，略备于斯矣。自叹书生无权，空言无补。倘有采用其言而敉定，为苍生幸，不必书生之居其功也。”

镇压农民起义，是残酷的。但朱逢甲鉴于自己的身份，其所为之事自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所作《间书》的初衷，确是想造福于苍生。1855年，《间书》成稿，朱逢甲并不随身携带，而是赠予具有统兵实权的战友于钟岳，证明其撰写目的，也证明其“物尽其用”的务实思想。

从征战沙场到归于松江书院、求志书院，朱逢甲与张锳一样，骨子里透出教育救国的理念。诚如盘江大地对“加油”传承的典型代表兴义笔山书院，其辉煌的缔造者刘官礼，戎马一生之后，放下其他所有职务，唯独对“兴义县劝学所学董”心心念念，直到65岁高龄才传给其子刘显世。如此种种，彰显出崇文重教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无比坚韧。

从张锳时代的“携酒一壶到此间畅谈风月，极目千里问几辈能挽河山”，到张之洞的《劝学篇》、洋务运动，再到张厚粲教授的“这不仅为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确立了‘中国人原创’的历史源头，而且也彰显出学习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从追随张锳探索救国之路，到影响张之洞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再到张厚粲教授对朱逢甲提出“心理(学）”一词的高度肯定，历史的圆圈，在某一个维度巧妙地闭合。

一百八十多年前，张锳用“添灯油劝学”创制出“加油”一词；一百五十多年前，张锳的追随者朱逢甲以亲身经历积淀、学术修养和不懈研究，创制出现代“心理学”一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部分内涵的传承和弘扬。2018年，91岁高龄的张厚粲教授指出，“学习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同样让历史的圆圈，又在某一个维度闭合，见证了几代人再圆中国梦的持续探索。

近代“心理学”的诞生，竟然与盘江大地兴义府的往事密不可分，我不禁深思，这冥冥之中的历史，真是机缘巧合。时过境迁，如今的盘江大地，重教兴文之风依然浓厚，如今的黔西南教育，队伍建设贤达辈出、学前教育快速推进、义务教育基础坚实、高中教育闻名遐迩、高等教育长足发展。在以“守正笃行、久久为功”精神特质的“加油文化”加持下，还会产生哪些能够载入史册的人和事呢？值得我们拭目以待。（文/罗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