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伦在位于上海浦东的工作室里。
编者按 Editor's Note
出版业并不是一个新行业，当下也绝不是它的黄金年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版业就毫无创新可言，尤其在中国。彭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文学编辑，因挑选外国文学作品的眼光和高质量出版在业内闻名。2017年他离职创办了自己的独立图书出版品牌。
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工作室里，他为文学出版带来了一种新的职业方向。由于在行业中鲜有人像他这样工作，我们暂时把他称作“文学中间人”。这种职业的背后，是一个很陈旧的愿望：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能持续读到好作者的书。
在追逐流量、快速生产的行业环境中，也许正是某种守旧，促成了彭伦的创新。
本文刊载于《第一财经》杂志2024年5月刊。
记者 | 任思远
编辑 | 张云亭
人物摄影 | 麻耀刚
在群岛图书（以下简称“群岛”）位于上海的办公室的书架上，有一张创始人彭伦与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合照。照片里，两个人微笑、挺胸、搭着彼此的肩膀，看起来友好又坚定。与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合影摆放在彭伦的书桌上。彭伦是托宾在中国的出版人。在他合作的作者中，托宾是与他关系最紧密、合作时间最长的之一。这位作家的小说聚焦于爱尔兰的社会环境、移民者的经历与个人身份的探索。他最知名的作品是已经被翻拍成电影的《布鲁克林》，故事讲述了一个人离开爱尔兰前往美国生活、又徘徊于故乡和美国之间的故事，影星西尔莎·罗南出演了电影主角。这部电影也将托宾推向了全球更多的读者。群岛成立于2017年，目前包括彭伦在内共有3位编辑，是一个主攻外国文学作品引进的独立出版品牌。群岛主要负责书的前期工作，包括找选题、与作家及经纪人联系获得书在中国的出版授权，找译者翻译、审读译稿、安排装帧设计等。与合作的出版社确立选题以后，再对拿到的书稿做严格的三审三校，最后付印、发行和营销。彭伦和群岛团队会与出版社共同策划营销推广的议程。当彭伦认定了一位优秀的作者，他会不断引进这位作者的作品，即便并非每一本都有好的销量。与托宾的合作就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彭伦已经帮助托宾在中国出版12部作品。彭伦这么做，为的是帮助他认定的国外作家在中国不断积累读者和市场，避免中国读者只能看到作家的某一本“爆款”。“长情是我们工作的常态。”彭伦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他认为以前中国出版业有个问题是“哪本书获了大奖并随之大卖，就去出版哪本书”，而非向中国读者全面地呈现一位作者的创作。他希望做的就是“出版一个作者”——不仅限于出版一本书。彭伦的工作不仅仅是找到合适的作者和选题、推进版权购买和出版，他还可以被视作一个出版“中间人”。这更像是彭伦自己发展出来的职业，在很多国家，作家往往有自己的经纪人，彭伦则像是他们在中国的、有专业知识的陪伴者。作家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各有性格，很多人害羞并会尽量避免社交。“很多时候，经纪人、出版人就是帮作家干‘脏活’的。”彭伦半开玩笑地说。所谓脏活，其实就是帮作家处理谈判、合同、对外联络等写作以外的各种事务。作家经纪人在西方出版业是一个重要角色。就像明星经纪一样，他们寻找优秀的作者，将他们推给出版商，经营作者各种形式的版权、推广等事宜，并从中赚取佣金。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角色存在，有潜力的优秀作者才会源源不断地被挖掘出来。但在中国出版业，这一角色长期缺席。彭伦在出版行业的工作始于2004年，当时他进入了主推外国文学的出版机构“九久读书人”（以下简称为“九久”）。在这家公司，他做了12年外国文学编辑，主导过“短经典”，“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出版人书系”等知名图书系列，最终他做到了副总编辑。其中，“出版人书系”囊括了多本海外出版人的职业传记，弥补了国内对于国际出版界知识的空白，第一本《我与兰登书屋》还是彭伦自己翻译的。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本书对自己有启发——当他还是《文汇读书周报》记者时，在上海外文书店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英文版，觉得“出版可以做得很有人情味、有价值和意义”。2015年，他为另一家出版公司理想国翻译了美国出版人麦克斯·珀金斯的传记《天才的编辑》，2020年又为中信出版社翻译了美国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回忆录《我信仰阅读》。这些工作帮助他学习了国外商业出版的成熟制度，也找到了职业方向。在九久工作期间，后期他的角色和工作明显不限于做文学编辑，而是转向洽谈图书版权、物色能够长期合作的译者，并逐步帮国外作家与中国的读者建立联系。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与一些喜欢的作者、经纪人、外国出版社同行建立起深度的联系，其中一些延续到了如今的群岛。托宾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彭伦能回忆起诸多与托宾相处的琐碎细节：他们相识于2007年，托宾4次来到中国都是由他陪同，除了一起去北京、上海、广州开分享会和接受采访，他们还去了外国作家不常去的川渝，这让托宾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和中国的作家与读者。因为托宾喜欢艺术，彭伦带他看过一些艺术展，帮他在中国画廊的打折季买下画作后再托人送到英国。因为对彭伦的高度信任，在其创业初期，托宾就回复邮件表示会“跟着走”，并把当时还未出版的最新小说《名门》的书稿直接发给了彭伦。群岛因此获得了托宾在中国的优先出版权，托宾也成为彭伦创业后签约的第一位作者。也是出于信任和友谊，托宾甚至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母与子》与九久的合约到期以后，将它无偿授权给彭伦出新版。在中国文学出版业，彭伦是少数和外国作家们保持着这种紧密关系的人——他就像曾经翻译的《天才编辑》里的麦克斯·珀金斯那样。与珀金斯不同的是，彭伦认识到中国市场并不缺天才编辑，而是缺天才的中间人。对那些与彭伦志同道合的外国作家和经纪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且遥远的市场，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衡量标准只是版权费的多少。但彭伦的“长情”，拉近了他们与中国读者的距离，并让他们有了在中国建立起自己长期读者群的可能性。而对于群岛来说，这既是彭伦的性格和工作态度，同时也是一个独立出版品牌的安身立命之本。相比大型出版社，群岛并不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无法争夺明显有畅销书潜力的高价版权。可即使彭伦无意主动追逐热门图书，要维持某一作者的连续出版也会面临挑战。彭伦在九久期间曾任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英国病人》的编辑，当时他就翻译问题跟作者写信沟通，收到了翁达杰详尽、耐心的回复。这本小说在1996年就被改编成了电影，还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翁达杰因此成为备受大众关注的作家。2017年，翁达杰的新书《战时灯火》准备在中国出版，他的经纪人向多家出版机构开放版权竞价。出于对翁达杰的喜爱，彭伦再次给作者写信表示了他希望有机会继续出版他的作品。或许是因为这封信，他进入了最后一轮竞价，但最终没能胜过另一家出价更高的出版公司。在这种模式下，群岛的竞争力就在于能辨识可能有潜力的作者，维护好和作者的关系，让作者和他们的经纪人更愿意和彭伦而非其他出版社合作。彭伦的辨识力源于经验和对周边人品位的信任，有时甚至是源于巧合，但较少依赖个人的喜好。在谈及经他引进的那些畅销书时，他没有什么“看准了这本书一定会火”这样的戏剧性回忆，说得更多的，是自己拿到一本完全陌生的图书时充满犹豫的过程：如何权衡编辑的人手和版权价格，如何依据当时的信息作出是否要引进图书的判断。2014年，还在九久工作的他发现意大利长篇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在海外有了几十万册的销量，在美国也有不小的声量，而这在对非英语和翻译文学不算接纳的美国市场并不寻常。因此他认为这套书是“站得住”的作品，触动了某种社会情绪，需要被重视。当周围的同事还在犹豫这套小说是否适合中国市场，他决定自己读一读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也请妻子帮忙试读，并得到了她的肯定。彼时，这套书并未得到中国其他出版社的注意，彭伦说服老板拍板，以较低的价格签下版权，并交由同事担任责编。巧合的是，在这套书引进后不久，HBO根据原著拍摄的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上线，国内关于女性成长和权益的讨论也在社交网络上频繁出现，“那不勒斯四部曲”一跃成为近几年最畅销的外国文学系列小说之一。在出版业的好口碑和逐步建立起的广泛人脉，能带来超前和一手的信息，有利于彭伦较早地以较低的价格取得版权。2016年10月，彭伦刚离开九久时，他的老朋友、爱尔兰文学基金会代理主任来到上海，吃饭时彭伦获悉，90后爱尔兰女作家萨利·鲁尼的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千禧一代的生活，在英国出版圈内“很轰动”，这个朋友强烈建议彭伦一定要出版。为了更了解作者的性别和年龄视角，彭伦同样把书稿拿给了两位女性朋友看，其中一位强调鲁尼把手机信息中的表达写入了小说，文字新颖、精准。彼时，鲁尼的第一部作品《聊天记录》还没在英国出版，更没有中国出版社注意到她。彭伦只花了不到2万元人民币买下《聊天记录》的版权，又在之后签下鲁尼的其他作品。随后，她的小说《正常人》被BBC和Hulu拍成了同名剧，在2020年4月上线；中文版小说在当年5月上市。这本书成了群岛目前最畅销的书籍，销量接近7万册。市场也看到了彭伦的敏锐判断力。在彭伦从九久离职之后，曾有影视行业的投资者希望出资与他共同创业，通过他尽早拿到外国热门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后在中国的发行权。不过，彭伦最终没有接受这次投资，群岛也一直保持由彭伦自己运营的小工作室状态。小工作室的工作方式，使得群岛能更深度地与读者接触。当然，这背后更大的原因是，由于负责发行和营销的是合作出版社，群岛只能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配合性推广。比如，他们越来越重视与独立书店的合作。彭伦认为，这些书店相对固定、黏性较强的读者群中，有不少对外国文学感兴趣。即便每次每家书店只采购5到10本书，但在这些地方办活动有利于给书带来口碑效应。2020年，群岛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小说《布雷顿角的叹息》，彭伦决定在合作的独立书店里播放纪录片《读懂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这本书最终售出近3万册。通过监测播放期间的图书库存数量，可以看出如果没有这次放映，销量可能只能达到当时的一半。事实上，彭伦称这次活动是“故伎重施”——2015年，他还在九久期间出版过作者的另一本小说《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当时就在全国近30家独立书店放过这部纪录片，这本书当年销出了十几万册。2024年，群岛开始与几家合作过的独立书店合办线下活动“群岛故事会”。不同于常见的作者与嘉宾在台上分享观点、台下观众短暂提问的模式，这个活动的议程是由嘉宾复述一个书中的故事，十几名听众作为听故事的人，可以相互讨论自己对故事的不同理解。彭伦和伙伴希望用这种温情的沟通方式建立与读者的联系，并让作者和故事的情节深入读者的内心。故事会上被讨论的故事来源于系列丛书“故事群岛”，这是群岛出品的世界中短篇小说系列；故事会也是属于群岛的活动品牌。不过，彭伦对于宣传“群岛”这个品牌没有那么热衷，他甚至没有为它注册商标。他依旧认为，作者的知名度和声誉比“群岛”的牌子更重要。曾经有人提出要“出版最好的作家最好的书”，彭伦反对这样的价值观，认为这违背了文学出版的核心精神。他的座右铭是美国著名文学出版社FSG已故社长罗杰·斯特劳斯的一句名言：“我们出版作者，而不是书”（we publish authors, not books）。也就是只要认定了一位作者，无论是否对于其某一本书的销量有把握，都尽量为作者出版作品。在商业上，这种思路摒弃了短期的、“推爆一本书”的回报考量，而寄希望于让一位作者的书不断有读者反馈、不断能加印。这类长期的文学生在一个原本就式微的出版行业中，可以被看作一种具有个人风格的信念。更现实的原因是，即便中国的市场足够大、能够找到对外国文学感兴趣的几万读者，但与社会科学等类别的图书相比，在这个领域中推出畅销书的概率还是较低。在彭伦看来，在一名文学编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像“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样能卖出几十万、几百万册的文学书最多只能遇到几次。彭伦一直知道自己的生意是“可以维系但不赚大钱”的状态，除非哪位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笑称，有一次，上初中的女儿告诉他，自己祈祷过托宾大叔能够获得诺奖。但他仍然对自己的事业保有高度的热情，“我们就像念经一样，不断地向读者推荐像托宾这样的作者的书，”彭伦说，“因为我们真心实意地喜欢他，读者就会感受到我们的热情，慢慢地也会有更多回应。”接下来，彭伦也希望拓宽版权经纪的业务。他代理了金宇澄、林白、双雪涛、葛亮、郑执等几位国内作家作品的海外版权，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成立了国际版权中心，希望把它们带去海外市场。因为长期与海外的出版机构和从业者打交道，他能够熟练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中国作家在海外找到合适的出版社、编辑和译者。彭伦的“中间人”的身份又有了新的可能。
Yi：最近几年你觉得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启发是什么？或者接收到的信息里面有什么是给你带来比较大触动的？
彭伦：我发现中国的作家普遍缺乏经纪人来帮助他们向海外出售版权。很多作家过于轻易地把作品授权给国外不靠谱、不专业的出版社出版，翻译质量和发行都得不到保证。前几年，有一位在高校工作的西班牙语译者向我打听一家西班牙出版社的信息。他告诉我，国内高校鼓励他们把中文书籍翻译成西语在海外出版，同时指定了这家出版社。首先西班牙有很多家出版社，他们指定的这家并不见得适合所有作者。另外，西班牙语并不是这些高校教师的母语，他们的作品很难被西班牙主流出版社接受，这样的项目既无谓消耗学者精力，也浪费经费。另外，在电视剧《繁花》热播之后，我也收到两家阿拉伯语出版社的邮件，其中一家出版过一千多本书，其中居然有八百多本是从中国引进的，书目也非常杂乱。到报价环节时，我才知道他们打算签约之后去申请中国的版权输出资助项目，等到申请再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授权费给作者。在我看来，这种出版社根本没有能力做好出版。向海外市场推介中国文学作品这件事是值得做的。我目前已经在做一些工作，但是精力有限。所以接下来我想调整一下工作状态，腾出更多精力做中文作品的版权输出。Yi：你的内部圈子有提反对意见的人吗？你听到让你最难受的反对意见来自于谁？是什么？
彭伦：我们办公室的编辑同事经常批评我社交媒体更新不及时，她们还希望我定期整理桌子。她们也会对一些选题提出质疑，比如去年有一本比较厚的书，我的同事觉得比较难进入那个故事，她写文案很痛苦，一直问我“彭师傅你为什么要签这本书”。所以即便我和那本书的作者和译者关系都很好，我之后也要对他们的书谨慎考虑。令我比较难受的还有出版社不接受我们已经签约的选题。有时候双方对某本书的销售前景判断不一致也可以理解，但已经签约的书却被合作出版社否决出版，我就会感到很被动。彭伦：对于出版人来说，选题和作者结构得是多样化的，但你不能为了追求这种多样化而选择一些没能力把控的选题。我以前在九久时就签过一本关于地球科学的书，也做好了翻译，但离开九久后我也没把书做出来。后来版权到期，我觉得译者不容易，就重新签约打算出版。我觉得这类选题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直到现在我还在为这个选题头疼。这提醒我未来要谨慎，除非我做好准备要长期出版相关门类的图书，且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编辑协助。彭伦：离开九久，自负盈亏。我当时也纠结了很久，因为在这家公司我得到了很好的成长，我在国际出版业的人脉就是在九久工作期间建立起来的，而且老板也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但人总要为自己做一些事情。过去在九久工作的时候，有的想法无法充分实施。有可能我想为我认为重要的作者做一些事，但公司不一定愿意承担风险。我当时签过一位美国作家的几本书，但是由于编辑、翻译过程不顺利，对方终止了合同。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续约的，但如果没得到公司的支持，我们和译者前期的工作就白做了。后来我把这些书的译稿推荐给签下这位作家的另一个出版社——最终至少，译者拿到了稿费，书也出版了，也算给译者们一个交代。而自己创业之后，如果我也遇上这种没做好的情况，就要自己承担，没法推卸责任了。当然，我也会在决策上格外谨慎。彭伦：就是当我看到一部非常喜欢的作品，能够把它做出来，以我认为得体的、合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如果能够被许多读者认可，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这就是令我着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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