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真实战争故事。
抗战时期广东兴宁的陈家三兄弟，他们都在还未成年就离家参加了革命，其中大哥和小弟都没能回家。
七十多年过去，侄子陈向阳突然发现一个秘密，他从小引以为傲的大伯和叔叔，竟然在历史中凭空消失了。
他用了五年的时间，大海捞针般，把大伯散落在历史中的碎片找了出来，但越找似乎疑惑越多。
而这些疑惑不仅关乎失踪的大伯和小叔，更关乎无数战争失踪者的身后事。
陈向阳找到了我们，讲述了寻找的经过，只想让更多朋友能关注到战争失踪者的问题，以致敬那些无名的英雄们。
2019年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网络上浏览着各类信息，突然看到一则消息：
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沙鱼涌海滩建成了东纵北撤纪念墙。
东江纵队可是我们家共同的记忆，因为我大伯就有参加东江纵队。
我看消息后面还附上了刻在纪念墙上的人名，我顺着名字一个个看，想找到大伯的名字，第一遍没有，第二遍还是没有……
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在我们家人心目中，大伯为国家牺牲，数据库里面早就有他的记载，那现在建纪念墙了，肯定会有他的名字。
为什么没有大伯的名字呢？
我又赶紧找一下叔叔的信息，也一点信息没有，我小时候亲眼见到叔叔部队寄来的病亡通知书，那叔叔又安葬在哪里呢？
想起奶奶回忆两个儿子的时候，那痛苦表情可以用痛彻心扉来形容。寻找大伯和叔叔，这件事就重重压在我的心上。
我因长居澳大利亚，只能先整理大伯的信息发在网络，看看能不能寻找到大伯的知情人。
大伯叫陈保仁，广东兴宁市蓝田岭人，曾就读五华第一中学，1945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第十九届。
大约在1950年，家里收到我大伯的病逝通知，我哥哥记得，通知书是两广纵队的。
大伯病逝时还未成家，没有留下后代。又因我奶奶和我父亲都已经去世，很多信息都没法核实，我恳请两广纵队和东江纵队的老战士、后人、历史研究者，还有收藏家和广大网友们的帮助，希望能够发现和提供我大伯陈保仁的资料。
我当时寻找大伯的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在纵队历史纪念碑里面有他一个名字。
大伯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这个信息是无疑的，因为我爷爷去世后家道中落，大伯读书是祖饷供的，就是老家蓝田岭新屋陈氏家族一起出钱供最优秀的子弟读书。
而且我姐姐告诉我，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第十九届同学”照片曾短暂挂我家壁上，说明我大伯就在这个照片里面。
我们家保存的模糊毕业照二排左二很像大伯
孙中山先生在推翻满清以后，在广州建立了两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学校，一是国立中山大学，二是黄埔军校，一文一武。
国立中山大学先是在广州，1944年日本人占领广州，中山大学搬迁到广东省偏远的韶关市坪石，很快日军为打通粤汉线，又向粤北进攻，坪石告急。
1945年1月中旬，日军包围坪石之时，学校当局仓促通告紧急疏迁。于是，中大在抗战期间三易校址，往东走仁化、梅县等地，往西走连县，学校和各学院分散在三个地方。
中山大学的教授黄义祥的回忆文章中写到，中大面临第三次大搬迁前夕，中共地下组织抽调了200多名中大学生参加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他们立即分批奔赴抗日前线。
我们家留下的这张毕业照片，下方有“梅县惠罗德摄制”字眼，那大伯应该就是撤退到梅县毕业的。
毕业照有18位学生，其中一位姐姐说看起来像我父亲，应该是大伯，但因照片太模糊，无法辨别其名字，看起来像是“陈文万君”，或者“陈某某君”。
如果这位就是大伯，难道伯父在中山大学改名了？
“东江纵队”全称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1943年成立，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
曾生是澳大利亚归国华侨，他和杨康华都是国立中山大学的毕业生。
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大小战斗1400余次，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建立了总面积约1.5万平方千米、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有2500余名指战员牺牲。
朱德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我大伯是在什么时候加入东江纵队？以什么名字加入东江纵队？这些谜团都困扰着我。
2020年8月28日，我联系到东江纵队后人“老哥”，他很热心，将我寻找大伯的信息发到纵队后代的群里，也询问了一些有关人员。
一些热心人士开始帮我寻找，但查遍东江纵队以前的名单，都没有“陈保仁”这个名字，如果我大伯是改名参加了东江纵队，那我该如何寻找？
我在电话中询问母亲，母亲也确切说以前有听我父亲说过，我大伯当时怕连累家人，改了名字。大伯文笔好，是在东江纵队和两广纵队政治部工作，负责写战斗报或者战斗报告的文书。
就在苦恼之际，我看到东江纵队老战士夏洪的回忆文章，他是《北撤进行曲》作者，也是国立中山大学毕业生。
他的学生名册上面有他的真名：黄杰文，他的回忆文章中还有个重要信息，国立中山大学学籍表有填写家长的名字。
中大学生参加东江纵队几乎都改名了，如果大伯也改了名字，他在学籍表上会留下父母的真实名字吗？
大伯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他名字叫陈申桂，我奶奶的名字叫林俊英。
我爷爷之前是做生意的，但他四十多岁就去世了，我们家也随之家道中落。
大伯作为家中的长子，本可以承担养家的职责，但他很早就参加革命根本顾不了家，都是我奶奶一个人在拼命养活孩子。
我们家最后穷到什么程度？奶奶和我说过，过年的时候全家人只有一碗稀饭，就一块臭豆腐。
大伯因成绩很好，就靠陈氏祖上祖饷得以在外求学。
蓝田岭祖上留下的老屋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叔叔还没有出生，是遗腹子，所以我叔叔出生以后，家里已经非常艰难了，靠我奶奶挑盐走山路从兴宁到江西去卖，艰难赚钱养活7个孩子。
我的叔叔从小就没有父亲，看到的都是母亲艰难的维持家里的生活，所以他想让母亲将来有一个好的生活，他想报答母亲。
奶奶跟我说，叔叔16岁离开家去当兵，走的时候说，以后他在外面生活好了，要把我奶奶带出去过好日子。
我小时候曾经看过叔叔给奶奶的信，非常漂亮的小楷字，开头是：“母亲大人”，他对他母亲非常尊重。
奶奶说，16 岁出门， 20 岁人就不在了。
说到这话的时候，奶奶那种痛彻心扉的表情，让我现在想起来都难过，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拼命去找大伯和叔叔的原因。
我叔叔叫陈保胜，我小时候看过叔叔的病亡通知书，是第四野战军发过来的，我也一直把叔叔当作白求恩式的人物崇拜。
叔叔那么小离家参军，估计也和我大伯有关系，包括我父亲参军，也应该是我大伯安排的。
我父亲1949 年 10 月前参加革命，所属为闽粤赣边纵队的单位。离休前任广东省兴宁市宗教局局长。
我父亲不同时期的照片
叔叔到部队后成了一名军医，最后是在武汉的陆军医院服役，一次在帮别人做手术时感染病逝了，去世时才20岁左右。
我大伯和叔叔，都是为国家贡献自己一生，没有结婚，也无后代，我作为他们的侄子，怎么能不寻找。
哪怕一路遇到不理不睬，各种乱七八糟，甚至哥哥姐姐都劝我不要找了，担心引来麻烦事，可我放不下，想起奶奶我就放不下。
更何况，我自己也是转业军人，这种情感也不一样。
我是1979年高中毕业被一所军校录取，这是中国第一批从地方高考招生进入军事院校。记得到学校报到后的第一天晚上，学校组织看电影，第一场电影是美国电影《巴顿》。
巴顿是二战时期美国的一位将军，带兵严苛，对自己也要求严格，标准的军人。我想学校放这个电影是有深意的，就是希望大家成为一个标准的军人。
当时我们宿舍楼下有个中队，他们都是来自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模范英雄，这些是刚刚经历了生死考验的老兵，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也感受到真实战争的残酷，所以学习时也特别刻苦。
我在军校第一年的照片
毕业后我被分到了福建厦门的部队，后转到地方武装部，再后来转业到一家集团公司坐办公室。
当时，集团有个技术员申请了去澳洲留学，他快走时随口和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去。
我完全没想过要出国，也不太在乎他说的话。但我喜欢看书，经常去书店逛，有一天在书店就看到一本香港出版的书，薄薄的一本，写着澳大利亚全部学校的电话地址。
想起同事说的话，我就把它买回来，照着上面的地址写了十多个入学申请，真收到五六个学校的回信。
当时都没人知道澳大利亚是怎么回事，我去图书馆找了地图，才知道悉尼是最大的城市，我选择了悉尼的一所学校，顺利出国留学了。
这一晃，就几十年过去。或许人在海外，对家国的概念也更强烈些，找大伯，也找回走远的自己。
但我决定找大伯时，又刚好遇上疫情，人也回不来，只能通过邮件、网络，还好遇到好心人了。
2020年9月4日，中山大学曹天忠教授帮我找到大伯在国立中山大学的学籍表，一看那学籍表，我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呀。
学籍表上面大伯的照片很清晰，他和我家里的人都很像。
大伯果然改名了，叫陈文芳。
改名怎么知道他是我大伯？因为学籍表上父亲那一栏，大伯填的名字：陈申桂，这正是我爷爷。
在1997年版本《广东兴宁陈氏族谱伦公分谱》357页可以看到我们家族的关系：陈通祥——陈申桂——陈保仁、陈保渊、陈保胜。
陈保仁是我大伯，陈保渊是我父亲，陈保胜是我的叔叔。
另外在祖父一栏，大伯填了“陈亨祥”，真实大伯的祖父真实名字是“陈通祥”。
大伯虽然将他的祖父名改了一个字，但“亨”和“通”是相关的，连在一起是“亨通”，是顺利的意思，可见大伯的用心良苦。
大伯的中山大学的学籍表
这张小小的学籍表里面的信息还是很多，从学籍表里面分析，我得出结论，大伯是在入读国立中山大学之前，就参加了共产党组织。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大伯改了自己的名字，还有改了他祖父的名字，在过去讲究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只有革命者为了革命，不得已才会改名换姓。
为什么父亲的名字，他写了真名？因为当时他父亲已去世多年。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大伯大概14岁，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他为了革命改了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不敢改去世父亲的名字，所以如实填写了“陈申桂”。
就是这个名字，让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陈文芳就是大伯。
另外大伯填表是1944年，他22岁，推算可知他是1922年出生，但他却是故意将出生年份填为：1912年。
在家长一栏，大伯没有填当时在世的母亲名，填了几个其他“兄弟”的名字，家庭地址也没有填写真实的。
学籍表里面明显感觉到大伯是有意在隐瞒自己家庭的真实情况，当时参加共产党抗日组织，一方面面对日本人的报复，另外一方面还得面对国统区国民党的迫害，情况非常复杂和危险。
所以，大伯应该是上国立中山大学就加入了地下组织，不然不需要在学籍表上如此大费周章。
而且根据我网络查到的资料，在我大伯入读广东五华第一中学的时候，校内学生内部就有共产党组织。
1939年10月，五华第一中学学生抗日英雄陈宜广任五华县立一中党总支书记。陈宜广比我大伯小一岁，是同班同学。陈宜广后在九龙新界鹿颈鸡公岭同日寇搏斗中被俘，惨遭杀害，时年20岁。
大伯另外一个五华第一中学的同学张日和，也是在毕业之前就加入共产党，他后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第四团政治处主任。
兴宁在广东东部，以前算是比较富裕的地方，粮食丰产，人才辈出，工业也发达，人才分布国共两党，将军出了上百名 ，大学校长也有五六十人。
大伯就读中学时，日军已经占领广州和潮州，日军飞机频繁轰炸老家兴宁，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有志青年加入抗日组织是必然之路，大伯肯定不会落后于他的同学们。
我坚信大伯陈文芳就是抗日英雄，我要找到他的历史印记。
但仅仅从化名来判断谁是地下党员，很难，你明明知道就是，但却没法证明，只有找到档案才行。
我和哥哥通话时，我哥哥非常肯定告诉我，他看到的我大伯去世通知书，上面就是两广纵队的红色函头。
我哥哥也是退伍老兵，对这些他应该是很敏感，不会认错。
两广纵队解放后列入广东军区建制，后来番号撤销。但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单位保管两广纵队的档案？我只能试着给广东档案馆去信。
2021年4月21日，我收到回信，里面提到在温华的回忆录《无悔》中，《动员青年到游击区去》一文提及“陈文芳”这个名字及相关描述。
温华是当时广东兴宁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党委书记，解放后为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他的文章二处提到“陈文芳”：
“九连地工委，先后派罗汉基、陈文芳、刘史桢、刘云、蓝海等人回到兴宁和地下党组织配合组织革命青年参军。”
这里有个大历史背景，抗战胜利后，为了实现国内的和平，中国共产党同意让出八个解放区，并将八个解放区的抗日部队逐步撤退到陇海铁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
广东解放区是中共让出的江南八个解放区中最大的一个，为履行协定，东江纵队主力奉命于1946年6月北撤山东，留下一部分在广东继续打游击。
留下的这部分在1947年春，成立中共九连地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九连工委”。“九连工委”先后组建14支人民武装，后来和两广纵队和四野一起解放广东。
广东兴宁第一次解放，罗汉基和我大伯陈文芳的名字都出现在兴宁军管会名单里，陈文芳担任财粮科副科长，罗汉基担任人事代理主任，他们俩应该很熟悉。
第一次看到“陈文芳”的史料信息，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因为只要有一个人记得他，就会有更多人记得他。
可这些老革命的回忆录网上大都查不到，都躺在各地档案史料馆里，我着急也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在网上发帖，继续在网上大海捞针，期待出现奇迹。
2021年4月25日，我在百度找到“罗汉才”的人物介绍，里面再次出现“陈文芳”：
“罗汉才支持人民解放事业：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陈汉欣、罗应芳、陈文芳等人经常在其商铺内会面和住宿”。
罗汉才为广东兴宁龙田苑塘乡人，有名的民族工商业家，85年才获得平反，其兄罗雄才任过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文中提到的罗应芳，有个弟弟是中山大学的教授，回忆文章提到罗应芳早就是中共地下党，职务还很高，后来遭到处分降为普通工人。还说罗应芳有肺病，一个人住在贫民屋。
我突然警觉，我的大伯会不会遇到和罗应芳一样的遭遇，之前家里只说他病逝。
我们当地的党史办，档案馆、退役军人事务局，我都去找过，后来兴宁党史办也给我提供了陈文芳的相关信息：
这些照片是1951年时候拍摄的，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慰问苏区，兴宁属于苏区，上面没有记录陈文芳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做报告。
这些信息我不知道提供给哪个部门才能证明，这里的陈文芳就是化名了的陈保仁……
我离大伯似乎越来越近，但我依然只能在门外徘徊。
美国是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战争失踪者，而我们国内据我了解好像只有民间在做，我给过一些部门去过信件，没有下文。
我想如果大伯是抗日的地下党，除了组织那他应该跟谁说自己的身份呢？他的亲弟弟得交待一下吧。
所以我父亲应该是知道我大伯的真实身份，可惜父亲已经不在了。
但我没有放弃一丝机会，今年6月我终于回到老家，回去后就翻箱倒柜找，反正家里每一张纸我都打开看了。
真找到我父亲以前填过的一个表格，是他1949 年参加培训班的一个简历表，里面写到我大伯的化名“陈文芳”。
这个表填了以后，我父亲又把大伯的名字划掉了。可能又换了另外一个表格，那个表格估计就是没有填我大伯名字的。
所以，父亲也应该从小就被他大哥教育，他的身份要非常保密。
这次回去我在家中找到一本1996年印制的册子，是广东兴宁“新陂镇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纪念册”。
纪念册第16页清楚写有“蓝田岭新屋的陈文芳同志”；第20页记录了陈文芳担任了广东省兴宁县人民解放军第一团政治部副主任。
我的祖屋就是广东兴宁新陂“蓝田岭新屋”，这是我们祖先在清朝就建的一个围龙屋，那这里的“陈文芳”是我的大伯吗？
这本纪念册提到陈文芳的地方多达7-8处，都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事迹，未提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陈文芳。
纪念册里面记录了修建这个纪念碑的捐款人名单，里面有“陈文芳”的捐款。
如果这个陈文芳是我大伯，那这笔钱只有可能是我父亲捐的，那父亲为什么不写自己的名字？他是想用这样的形式纪念他的大哥？
这又是一个谜团。
在家里我还找到了父亲的离休证，我非常小心的翻看证件的每一页，突然看到在封底里面好像有一张照片。
我拿出来一看，竟然是我小叔陈保胜50年代的军装照。
叔叔的军装照就藏在父亲的离休证里
看到照片时，我真的是感慨万千，父亲在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把弟弟的照片放在自己离休证里，好像弟弟是和自己一起工作了一辈子，现在可以休息了。
想到这里，我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这张照片也是叔叔唯一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小叔是遗腹子，没有看见过自己的父亲，而我大伯高中以后就一直在外抗日，所以，家里比他年长的男性，就是比他大3岁的二哥了。
我父亲是很坚强很严肃的人，一辈子忙于工作，我们兄妹从小就轮流回家给父母做饭，都不知道父亲内心还有如此柔情的地方。
直到看到父亲离休证里藏着叔叔的照片，我仿佛是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内心世界，为国家忙碌了一辈子以后，是多么的想自己弟弟啊。
还有他的大哥，毕业照虽然很模糊，但姐姐告诉我，父亲还是拿出来挂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取下去了。
我还找到的一张奶奶和两个儿子的合影，当时大伯应该在外读书了，我父亲用手紧紧握住弟弟的手，好像生怕弟弟丢掉了一样。
可惜父亲最爱的弟弟，还是那么年轻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心中的这些苦痛从来没对我们说过。
哥哥紧紧拉着弟弟的手
这就是我这5年找大伯和叔叔的经过，过程其实并不容易，还有很多让我寒心的地方，但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目前依然没有单位可以确定陈文芳就是陈保仁，也没有资料可以证明陈文芳参加过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我想记录下寻找大伯的经历，因为这并非我大伯一人的事，明年就抗战胜利80周年，这些秘密的地下工作者，难道真的只能成为无名的英雄了吗？
面对这些无名英雄我们该如何铭记？铭记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他们？
我的大伯，16岁就改名参加抗日组织，为了国家民族不顾自己的家，最后把命都搭上的人，他不是烈士，他是什么？
我的叔叔，一个16岁就参军，像白求恩一样救人感染而牺牲的军医，他不是烈士，他又是什么？
或许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死得那么悲壮，但他们也是献出了最为宝贵的生命，如果他们不是烈士，那他们是什么？
我想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讲究盖棺定论，他们不是烈士，总要有个身份，总要有个安息之地。
我只是想找到大伯的真实历史，然后在纪念墙上刻上他的名字，找到叔叔的安息地，给他扫扫墓，这是我作为他们后人的一点心愿。
如果真的找不到，我都想在祖籍上刻上大伯的雕像，或者他们三兄弟的雕像。
但那更多没有记录在案的英雄，他们又该如何铭记？或者，还有人愿意去铭记他们吗？
上面的问题，陈向阳问得很真诚，他是发自肺腑的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需要有人关心去解决的问题。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通话，不是围绕他家故事本身，而是围绕这个问题本身。
因为不仅是陈向阳，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得知失踪亲人的下落，无论是生是死，都是一个重要的情感需求。
陈向阳的讲述很冷静，但只要一提到奶奶他就泣不成声，他真切体会到一位母亲对儿子的那种刻骨思念。
这是人之常情。
我们后台最常收到的信息，也就是寻找失踪亲人的信息，有二代，也有三代。
我知道他们是抱着怎么的期待给我们发出的留言，但凡有一点其他办法他们应该都不会找到我。
每一场战争结束，“失踪者”的家属都会被不断前行的世界抛在后面，只能独自追寻亲人的下落。
我想，不过过去多少年，寻找亲人的安息之地，确定他们的身份，是帮助家属了解真相，让家庭能够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和情感上的闭合。
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对社会正义的一种追求。找到他们，才能让每一个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纪念。
我能做的极其有限，只有先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也只能交给时间。
编写：霞姐
照片由陈向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