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从八十年代的西学热、方法热，到如今言必称“中国学术”、“中国学派”，更多还是建基在一种从自卑转向自大的心理意识上。更可悲的是，抄袭事件屡见不鲜，学术批评的公器难以建立，山头林立、地盘割据；正常的学术批评往往被引到政治解决途径；各个派别争夺向国外学界解释中国的权力；学者比的不是学问，而是能挣多少钱拿多少项目。
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高王凌（“必记本”注：1950年8月27日-2018年8月24日，历史学家，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作为路思学者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有心改革历史学的年轻学者，一同开始酝酿筹建旨在学术交流的“留美历史学会”。一年之后，“留美历史学会”正式成立。
二十余年过后，当年负笈求学的留学生经过岁月、现实生活的淘洗，已有一些逐渐进入美国史学界，也从最开始的“崇洋媚外”，到逐渐思考建立自己的历史视野和方法。《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正是这一批学者在美国治学、思考的结集。
那一代人为什么要去美国学习这样一门出路不好找，而且在美国学术界已经遭遇巨大危机的学科？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学术训练和思考过程，又对中国当下的学术状况有怎样的反思？
本文为雷天对高王凌教授去世前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王希的对谈，首发《历史学家茶座》，特此分享。
中国学界追求致富，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有犯罪的感觉
雷天：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批评在美国的情况怎么样？在中国，拿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一般各个学科都老死不相往来，即便同一门学科，各山头的学者好像也是不闻不问。
王希（1955年-）
王希：美国大学的历史系一般会有一些定期的学术研讨会，同系的教授出版了新著，大家会为他举行一个学术研讨会，请他把他的新作用20分钟的时间讲一遍，大家提提问题，哪怕不是做他这个专业的人也来听一听，向他表示祝贺，表示对同事的研究的关心。
高王凌：对，你是一个团伙嘛。你就要清楚他的学术研究。国内的情况是即便一个大学一个系，互相谁也不知道在研究什么。
王希：这是一个有形的学术共同体，另外还有一种无形的学术共同体，是通过学术批评的方式建立的。打个比方说，高王凌教授出一本书，本领域的学者们会来做评论，写书评，这是学者们必做而且也乐意做的一件事。一本学术专著出版之后，出版社请作者列出10个左右的学术期刊或对本书感兴趣也比较有信誉的报纸杂志，出版社免费把书寄送给这些刊物，由他们去邀请专家来写书评。期刊怎么找人呢？高老师的书是讲十八世纪中国土地制度的书，这本书送到了《亚洲学研究》期刊，该期刊会有从自己的学者档案库中找出相关领域中出过类似专著的学者的名字，然后把书寄给他，请他写书评。被邀请写书评的人如果事先评审过这部书稿，或与作者本人十分熟识，应该提出回避，改为推荐他人。这样，10个期刊可能发表10篇不同的书评，也就有了比较客观的、多元途径产生的学术评论。
书评的写作也有很多的讲究。一般来说，书评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要看著作本身的学术性，题目和研究有没有意义；第二要看材料使用得对不对，是否恰当和充分；第四是要看故事讲得如何，方法上是否有新意等；第四，可能也是最要紧的，是看著作在这个问题研究的学术史上的地位，因为历史著作不光对历史知识要有所贡献，对学术史也要有贡献。标点符号和印刷错误这类技术性错误一般都不在书评之列，这些被看成是出版社的责任。写书评也不能夹带个人偏见和成见，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但你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来长篇大论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喧宾夺主。你只能说他哪一点讲得不对，为什么等，而且要做到言之有据，不能来虚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使读者对这本书给予足够的注意力。作者可以对书评提出异议，可以反驳书评者的评论，期刊还要给书评者回应反驳的机会，并将双方的意见全部登出来。所以这是一种健康的交流。
高王凌：那个批评性很强，不像我们一写都是“抬轿子”。学术训练就是一个皈依的过程，没信仰做不了学术
雷天：比如我写一本历史方面的学术书，寄给10位专家，那些专家凭什么要为这个书写评论呢？
王希：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在美国做很多学术工作，都是没有报酬的。如果出版社请你审稿，这说明你一定的学术地位，你是专家，人家才请你来审稿，而为期刊或出版社审稿一般都是没有一分钱的报酬的，甚至书出来后都不会寄给你一本。你可以在个人履历中写“我为某某大学出版社审过稿”，这就是你的很好的资历。为期刊写书评，期刊会将被评的书送给你。如果你不写，就得把书寄还回去。
我回来后，遇到一些事，有一些说不清的感觉。譬如，你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或去做一个与学术相关的活动，做完之后，马上有一个同学或者年轻老师过来给你送一个小黄皮信封，里面装的是现金。我第一次拿这个小黄皮信封的时候，心里直打鼓，很不习惯，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好像自己在贪污，在犯罪似的。后来我才理解到，这是国内的一种做法，是对参与者付出的劳动的一种承认和补偿（车马费之类）。
在美国开学术会，没有什么人给你送什么小黄皮信封，如果是请你去讲课，会事先讲清楚，有没有报酬，如有，给你一张支票，是要扣税的。绝大部分的学术活动都是没有报酬的。教授的工资足够你过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你不会因为有500或1000块钱而去开一个会或做一个演讲，需要去的活动，没有钱甚至自己贴钱你也会去的。为什么？因为你追求的是学问，而不是钱。
雷天：对。
高王凌：在美国，这个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部分，不像我们这儿，这儿你写一篇学术书评，学界、单位还不认为你这个算什么东西呢！你去报成果，这个没用，不是什么东西，还得罪人。
雷天：我刚刚听王老师这样讲，其实这背后涉及到一整套学术体制、社会体制。
王希：对。当然，在美国大学，有些人拿到终身教职以后，也不干活了，歇了，这种人大有人在。但继续做学问的比例要远远大于前者。我一直在想，这种情况可能跟学术训练也有关系。研究生的训练就是从学生到学者的转换过程，如果你是真心想做学问的话，你就必须经过一个“皈依”的过程，必须接受和建立一种信仰。做学问的人一定要有这种信仰，而且一定要真信，不然你可能就会不认真，一次不认真可能就会导致第二次的不认真。
高王凌：这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你知道在美国求学是多么痛苦的事儿。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付出了心血的，塑造成为这样的人，像咱们这样随便偷一篇文章就交作业了，我就经常不要学生交作业，这在美国是不可以的，它是在这个过程里把他塑造成这样的人，有位在美国的教授，也是我的朋友，那些人都变成了“工作狂”一样的，就是把这个看成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他的生活第一目标变成了学术研究。
王希：对，就是说他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皈依过程的结果。这个特别重要，需要一批这样的人，美国的私立和公立大学加起来大概4000多所，你如果到历史系去看，你会发现所有的历史学家在很多地方非常相似，对学术规范的遵守、对学术史的重视，还有对他人学问的尊重等，他们的提问方式，写文章的方式等，都非常的相似。这些都是在长期的学术训练中形成的。
无论你是从哈佛拿的学位，还是从其他大学拿的学位，这个训练过程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美国教授的水平比较整齐，这样的训练保证了质量的统一性。我觉得这是美国大学比较成功的地方。而我们国家在清华、北大、人大这样的中央级大学受的训练，可能跟省一级大学受的训练差距太大。
高王凌：太大，我开过玩笑，说如果我当教育部长就把北京之外的社会学系都关闭的，他经常给你胡来。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了。
在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之间，找到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雷天：去美国学历史的话，请王老师以自己为例，谈谈当时对自己影响、触动最深的方法论。当时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在美国很流行，我还记得《在美国发现历史》有一篇文章讲，罗荣渠教授用在中国最时髦的“现代化论”去美国大学做一个讲演，但基本上没什么反响，因为那个在美国已经过时了。
高王凌：那当然了，他做的时候就已经快过时了。
王希：我的情况可能有些不太一样，我跟书中很多作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在国内是学外语的，不是学历史的，所以我的史学训练基本上是在美国的学术体制中进行的，国内史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是我在后来反过头来读中国的史学著作才逐渐体会和感觉到的。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觉得跟国内出来的历史学家讲话的时候都没有底气，因为我的确没有受过他们这样的训练，有些心有余悸。像高老师是比较宽容我的，我们在哥大的时候，与他聊过中国史，从他那儿学了很多东西。
高王凌：你太谦虚了。
王希：真的。我在美国上的第一堂课是美国早期史。美国通史我很熟，去之前就已经读完了，但美国教授讲的角度与国内很不一样，她一开始就讲种族、族裔和社会性别，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早期史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当时这种提出问题的方法让我感觉到很新奇。这就是新社会史，研究的不是精英和帝王将相之类，而是移民、劳工、妇女之类的普通人，还会研究监狱的犯人和码头工人等，真正的普通人的历史。我觉得这与我们传统学的历史很不一样。1984年我在美国读的第一本书是Warren Susman的Culture as History。这本书当时被看成是一部经典，讲什么叫文化史，怎么做文化史的研究。这个对我来说完全是崭新的。在美国做历史与我们在国内做历史的概念和方式很不同。在国内，你往往只需要学会叙事，把材料编辑在一起叙事，就可以写历史了。但美国人做历史的角度非常不一样，切入点也不同，组织材料的方法不一样。他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追求讲一个故事，他更多的是既要讲一个故事，还要把故事里面的含义带出来，它更注重解释和解读。诠释历史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者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做一个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学习做一个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必须要有很好的文字功夫，要有思想，要有组织材料、搜集材料、解释材料的能力。历史学家的训练是全方位的，我对这个感触特别深。
当然，美国史学界使用的方法非常多，有时候会使人产生眼花缭乱的感觉，让你无所适从，有的题目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什么意思。但你仔细地看。我曾经做过一篇研究丹佛的华人群体内部结构的学期论文，是为一堂社会史的研讨课写的。19世纪后期在丹佛的华人苦力有1000多人，丹佛市档案馆保留了他们的人口统计资料，每个人年龄多大，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结婚没结婚，住在哪条街，都有记载。获得这些资料后，你要去把他们当时居住的环境复原，把当时他们与旧金山的华工的通道和关系重新理顺，一下子就能看到当年这些华工们是如何从广东到了旧金山，然后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丹佛居住下来。你可以看到他们进入美国时遭受的磨难以及他们怎样应对的，在这样一个白人世界，他们是怎样生存的，怎样保持自己中国文化的传统的，你会发现这样的研究其实是很打动人的。
你会欣赏他们在在逆境中的那种创造力。这些人过去在美国历史书上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作为历史学者，你通过这样的研究获得了什么？表面上你不过是叙述了这些事实，但是你获得的是更多的精神上的东西，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你只有通过做这些项目，才能意识到历史学家的责任感，觉得应该把这些人的历史讲述出来。
高王凌：没错，就是有这个责任感，要让这个社会知道这些事。
雷天：开始认为这个题目、这个方法没什么意思。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获得了很多东西。高老师呢？
高王凌：史学方法的问题，我不认为我们美国同行重视这个问题。
雷天：中国的同行重视吗？
高王凌：中国同行也未必重视，中国人现在我认为是考据学派当家。就是做一些填补空白什么的研究为主，思想性的东西比较缺乏。
王希：我想问一下，国内注不注重历史解释？
高王凌：不重视。有一派讲方法论的就管考据派叫“光拉车不看路”的，这个批评太尖锐了点，但是也不无道理——你并不是只要做一个没有思想的东西，所以他们强调思想，但是他们的东西好多都是外国来的，我管他们叫“洋片儿汤”，你从“洋片儿汤”到“洋片儿汤”就没意思了，到最后你得自个儿创造一个东西嘛。像你讲的故事，最后要有一个理儿，这个理儿是什么？你不是从别人那儿来的，可能受到一些启发，或者是一直受美国教育，但是你不能说我总跟在美国的后头。美国的东西其实是从哪儿来的？欧洲的，法国和德国，美国好多就是“二道贩子”，咱们这边跟着闻风而动，这也不好。
王希：我很赞成高老师讲的这个观点。
高王凌：在我来说，我的美国同行，比如曾小萍这些人，王希的老师，他就不认为理论是这些东西，什么是理论呢？比如中国人口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得说出点道道来，你得有解释，这就叫理论。比如说张五常（“必记本”注：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写过《佃农理论》，这就叫理论，不是那些“洋片儿汤”才是理论，他们在回答的时候要做出个结论，他不能说这个故事完了就是这个故事，咱们就事论事，美国学者可不干这个事儿。美国学者也是要做一个解释的，为什么清代有这样的成就，清代经济到底怎么样，他要追根这个东西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在他们那里头，那种理论是根本不值钱的，就是李零的话，“理论是敲门砖”，没用的东西，敲完门就没用了。我最近碰到香港大学的一位讲座教授，他说我最讨厌做理论，他是英国毕业的，现在是他们那儿有名的人。而且那些人也不重视方法，方法就是你爱用什么用什么，跟这儿喜欢用这个，就用这个，在那儿合用那个就用那个，不以方法领先。但是我觉得人家还是以问题意识领先。
王希：我很同意这个观点。
高王凌：以问题领先。
王希：我觉得我们讲方法论的时候，好像对方法论有一个误解，我看国内的博士、硕士论文，前面都是有一个什么选题、意义，然后方法论。我记得看过一篇博士论文，其中提到要要用三种方法，包括历史学的方法和国际关系学的方法等。实际上对方法论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
在美国的史学著作里面，你很少看到某某历史学家可以说我的著作用到什么方法。一般不会这样说的。我觉得高老师说得非常好，最要紧的是提出问题，然后围绕问题来准备和组织材料。所谓方法是通过对材料的选择和组织来表现。
高王凌：要根据情况，不是一概而论的，这个情况用这个，那个情况用那个，这个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王希：重要的还是要立体地呈现历史，注重把故事讲全了，讲好了，讲真了，讲透了。
高王凌：对。我的法国同行他们主办一个年鉴学派的杂志，他看了中国人的稿子，就是第一部分，他咔碴就撕去了，看也不看，然后从第二章开始看，法国人就这么干。说戴个大帽子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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