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追求
文/邓立佳
一
1946年秋收以后的一天晚上，爷爷把刚刚收工回来的父亲叫到身边，对他说：“老光，现在农事不多了，你去广西长安把你哥哥找回来，现在日本鬼子被赶走了，我们总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爷爷把父亲叫老光，因为父亲在家里的名字叫邓隆光，尽管这时候的父亲才进十四岁，但爷爷习惯性地在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前面加一个“老”字，这样叫起来显得很亲切。
父亲向山外望了望，说：“去蛮，我去就是，就是不知道他在哪里？”
爷爷说：“你沿着我挑盐的路线去找，边走边问，总可以找到他。”
几天之后，奶奶为父亲准备了一些干粮，亲自把父亲送出了院门。父亲背着一个小包袱，大清早就走出岩头冲，向着东南方向出发了。
父亲虽然只有14岁，但是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他在爷爷的教导下，不仅学会了大多数的农活，而且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武术，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一般七八个人不是他的对手。
那时候我家乡的人出去搞副业，主要是两个地方，一是去绥宁砍树、拖木；二是去广西长安镇挑盐。从我老家去广西融安的长安镇大概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经过新宁到东安，走东大路去桂林，再从桂林去长安镇；一条是经过新宁走全州，从全州到桂林，再从桂林去长安镇；一条是从武冈到绥宁，经过通道到广西三江，再从三江到融安的长安镇。去桂林的话走新宁经东安沿途城镇多，是一条官道，最为安全，但是路途遥远；而走新宁直接到全州虽然很近，但要经过枫木界，那是土匪成堆的地方，很不安全。还有一条路虽然很近，但是山高路陡，很难行走，那就是从城步经龙胜去桂林。从安全和路程综合来考虑，一般少数几个人去长安，都是走绥宁、通道去广西。我问过我父亲，他选择的就是这条路。
沿途的事我不说了，就说我父亲找到我伯父以后，两弟兄非常高兴，一起到长安镇街上去吃芙蓉酥、看热闹。走到街头人多的地方，发现有人在打擂台，招牌上写着：谁能把擂主打下来谁就能得到二十两银子。
两弟兄在擂台下看了很久，发现擂主的武艺并不高强。那时候伯伯刚进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几次想跳上去与擂主一比高低，却被我父亲死死拉住。我父亲说：“你忘记了二爷的嘱咐了？出门在外千万要老成啊！”
后来，我父亲霸蛮拉着我伯伯离开了那里。离开的时候，我伯伯还一边回头一边说：“二十两银子呢！搞一年副业还不如去打一场擂台。”
我伯伯没办法，只好跟着我父亲回到伙铺去休息。等我父亲睡了一觉醒来，发现我伯伯不见了。他马上意识到伯伯可能一个人打擂台去了！于是，他一骨碌爬起来，操起两根扁担就往街上跑。跑到擂台边一看，果然是伯伯正在打擂台。我伯伯高大威武、英俊潇洒，武艺十分了得，尤其是年方十七岁，人称“出山虎”，只几个回合就把擂主打下擂台。然而，正当伯伯向主办方索要奖赏的时候，对方突然杀出十几个人来，将我伯伯团团围住，高喊：“你还要赏钱？你打伤了我们师傅，看你怎么走得？”
有道是“好手难敌两拳”，我伯伯虽然武艺高强，但毕竟对方人多，且已打过一场擂台，渐渐有些体力不支，只好被动防御。正当这个时候，我父亲及时赶到，他将一根扁担抛给伯伯，大喝一声：“哥哥，接住！”于是两个人一人一根扁担，背靠背，边打边退，很快就打出重围。这情形，哪里还敢回伙铺提取行李？这里全是当地人的天下！两弟兄只好尽快打出城去，连夜从桂林经龙胜、城步赶回武冈，这一夜加一整天，一共走路一百九十公里。
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大半夜了！我爷爷非常兴奋地说：“好！回来了就好！”连忙把奶奶喊起来又炒菜又温酒，十分热情地招待了我父亲和伯伯。三父子好好地喝了一大顿，然后才安然入睡。
二
父亲寻伯伯回来之后，按照爷爷的嘱咐，只想在家好好劳作，不求发家致富，就想弄口饭吃。
有一次快过年了，伯伯刚刚从外面回来，一家人正在围着火炉烤火，乡里的保长就带着一帮“狗腿子”跟进了院子。他们一共有几十号人，有的拿枪有的拿刀，耀武扬威，大喊大叫，一来就把整个院子围得水泄不通。
爷爷把门栓好，又搬来桌子靠在门边，叫大家闷不做声，他自己蹲在门边听外面的响声，观察屋外的动静。这样僵持了很多分钟，伯伯忍不住了，他对外面的人大声喊道：“你们这样算什么？我一个人出来和你们打，不要连累我父母！”
对方说：“那你出来啊！我们就是要你出来啊，你不要当缩头乌龟嘛。”
伯伯说：“好，我出来了啊，你们架好势啊！”
伯伯不顾爷爷奶奶的反对，在火塘里铲起一铲子火炉灰，然后猛地推开桌子、打开门，一手将火炉灰撒向外面的人，一跃就上了后龙山，等那些人反应过来，我伯伯早已跑得无踪无影了。
保长一帮人见我伯伯已经逃走了，就把家里其他的人围起来，威胁我爷爷说：“今天你不把你大儿子找回来，我们今天就不走了，他明天还不回来，我们明天也不走，总之就在你家里吃、在你家里住，一直等到你儿子回来！”
我爷爷虽然也有一身的本事，但是他身材瘦小，年纪也大了，知道自己不是这几十个人的对手，于是只好委曲求全，苦苦哀求保长看在一笔难写一个邓字的份上，不要做得太出格了，请求他们回去，自己再去寻找大儿子回来，到时候再向保长报告。
保长哪里容得我爷爷这般分说，一巴掌就打在我爷爷的脸上，命令爷爷和奶奶赶快去准备饭菜。我父亲看不下去，冲上去就要和保长对着干，被爷爷一把推开。
保长见我父亲主动跳出来了，瞪着我父亲看了很久，然后说：“好啊！老大走了，还有老二嘛！我看这个老二也已经长大了，当兵是个好苗子。来人！把老二抓起来。”
我父亲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不等保长讲完，趁那些“狗腿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早已经躲进里屋，跑掉了。
我父亲一开始并没有跑远，他从屋梁上溜走以后，在后龙山的一个刺棚子躲了很久，一直到听到院子里传来杀猪杀鸡的声音，才知道这般“狗腿子”真的不走了。于是，他只好沿着伯伯经常走的路线去寻找伯伯。
等他找到我伯伯的时候，他红着眼睛非常气愤地对伯伯说：“保长那家伙还打了二爷，我们两个杀回去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算了！”
伯伯说：“他们手里有枪啊！”
是啊，他们有枪。我父亲心里知道，这可不是光靠武艺就行的了。
三
我父亲当时还不到十六岁，按照规定还没到当兵的年纪，躲了一阵见保长一伙人走了也就回家了。而我伯伯则跑到高沙通过亲戚和朋友，弄了一身军装穿起来，又买了一支假长枪背在身上，春节的时候大摇大摆地回去了，还跑到保长的家门口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边走边说：“谁还要捉我的兵？老子现在已经是军人了，看谁还敢来捉我，谁要是惹火了我，老子一枪毙了他！”这样，捉兵这件事就算这样过去了。
到了1949年，家里的人口不断增多，田土太少了，一大家人实在吃不饱，我父亲也不甘心就在家里口朝黄土背朝天，每天还只能喝米汤，就和爷爷商量外出学撸匠。
父亲在洞口跟着一个师傅学撸匠，又灵活又勤快，又因为读过两年私塾，认得一些字，很得师傅喜欢。
有一天，撸匠铺子里来了一个外地人，一身工人打扮。他说是要和师傅谈生意，要将一些烂铜烂铁卖过来。他和师傅谈了一个上午，很是谈得来，师傅就留下他一起吃中饭。吃饭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朝我父亲看，又问了我父亲很多问题，比如家是哪里的？做什么的？家里有些什么人？等等。
得到满意回答之后，他把我父亲叫到里面屋子里，问：“你对武冈城熟悉吗？”
我父亲回答：“熟悉。我们家在武冈有亲戚，我经常到他家里去。”
那人说：“那好，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我父亲问。
那人说：“你回武冈城里去，摸清楚城防布置情况，然后出来告诉我，最好画好图，标记好位置和人数。这样，你就立大功了，我们一定会给你很大的奖励。”
我父亲有些为难地说：“可是我是来学撸匠的，才来两个月，补锅的技术还没有学到手，我怎么回去向父母交代呢？”
那人说：“没学到技术没关系嘛，你今后的工作由我来负责！”
我父亲心里想，这个人讲的一口北方话，刚刚才认识，今后到哪里去找他？就算找到他了，他说话还会算数吗？于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那人见我父亲硬是不肯丢开手里的工作，也就不再勉强，下午就离开了撸匠铺到别的地方去了。
事后，师傅问我父亲：“那人跟你说了些什么？”我父亲就把那人要他回武冈城为他们摸底的情况跟师傅说了。师傅说：“你蠢啊！那人是共产党，他们肯定是要打武冈城了！”
我父亲一打听是这么回事，拿起行李就往外面跑。他到处打听那个找他谈话的北方人，可是再也找不到了。
后来，他干脆回到武冈城，果然见到城边上驻扎有部队。见到这样的情况，他哪里也不去了，很快回到家里，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爷爷奶奶和一大家人，大家听后非常高兴，纷纷说：“今后再也不用怕了。”
后来，每当听父亲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都要问：“您当时为什么不答应那个北方人的要求？他是要吸收您为地下党啊！要不然，您现在不也是老革命了？”
父亲说：“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也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您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但您回武冈城帮他们一个忙也只有那么大的事啊？”
父亲说：“哦？那不行的，那时候我就是靠着学撸匠出身的。”停了一下，他又说：“不过，我还是帮了他们的，我告诉他们武冈城墙哪个地方最薄弱，哪里最容易攻进去，这也算帮了他们的忙了。”
对于父亲的这个说法我们也只能是笑笑，但心里总为他感到有一些遗憾。
四
新中国成立后，我爷爷一家真是扬眉吐气了，再也不用看保长他们的眼色行事，再也不要千里迢迢去广西担盐，再也不要东躲西藏来对抗“捉兵”。
父亲在武冈师范读书不仅学习非常用功，而且对体育有特殊的爱好，尤其喜欢武术和体操。我父亲中等身材，四肢肌肉发达，特别是臂力过人，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单手举起石磨在院子里转圈。我后来想，如果不是后来出了一次事故的话，我父亲很有可能成为李宁一样的体操运动员。
那是一次单杠训练，父亲在单手转了好几圈之后重重地摔在地面上，由于姿势调整不到位，落地的时候不是脚先着地，而是双手着地，结果导致手臂骨折。
学校要把他送往医院救治，他为了节省经费，坚持要回家治疗。爷爷问明原因之后，一边用他特有的手法对父亲进行治疗一边大声责骂。他担心送去医院之后不仅花费很大、家庭负担不起，而且不一定能够接好。如果父亲的手臂不能接好，那么他不仅不能继续读书，而且还会失去劳动力，成为家庭的负担。好在我父亲坚持回家治疗，只需要爷爷徒手接好之后用草药敷上一段时间即可。
伤势好了之后，爷爷要父亲承诺不再从事体操运动才允许他继续读书，否则打算不让他完成学业回家当农民算了。就因为这件事，我父亲终于打消了成为著名体操运动员的梦想。
毕业之后，我父亲被分配在乌鸦井小学教书。他把对党、对新社会的热爱转化成无穷的工作积极性，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因此，他的教学水平提高很快，工作表现十分突出，很快就被组织作为先进分子培养。在四房头小学锻炼了两年之后，他很快就被安排回乌鸦井小学教高小，后来又被安排去邵阳师专进修。
大概在1970年夏天，他从邵阳师专毕业了。毕业之前，他们全体学员被安排去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旧居。回来之后，我看到他威武雄壮、意气风发，走起路来特别有劲，不仅去爷爷那里汇报了学习的情况，而且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毛主席少年时候的故事。我对毛主席的感情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建立的。
五
我父亲从邵阳师专毕业之后，被分配在水浸坪中学教语文。他工作十分努力，尤其在学校勤工俭学以及学校基本建设中积极肯干，冲锋在前。那时候学校办了一个养猪场，父亲主动负责这项工作。有一次，几头生猪跳出猪圈骚扰了周边群众的菜地，父亲领着几个学生好不容易将猪赶回了猪圈。当他关猪栏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栏杆跳起来之后又重重地打在他的腿上，导致他的膝盖脱臼，而且刚买的手表也打了个粉碎。后来学生将他背回宿舍，连续一个多月不能动弹，洗脸、吃饭都是问题。
当时我在水浸坪小学读书。那天下午放学以后，我的班主任通知我不要回去，说：“你父亲负伤了，你这一段恐怕都要住到你父亲那里去照护才行。”
我一下惊呆了，急急忙忙赶到水浸坪中学我父亲的宿舍，发现他坐在床沿上，腿上绑着绷带，完全不能行走。我只好帮他去食堂打饭、洗碗，然后又去打水帮他洗脚，晚上就和他睡在一个床上。这样招呼他一个多月，他才能自己行走，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由于我父亲积极肯干，教学又很有方法，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他很快就被上级指定为水浸坪中学的负责人。但是由于他不是党员，所以，上级一直没有正式任命他为校长。
对于入党的问题，也不知他写过多少次申请书了，反正这一次组织上终于要研究他入党的问题了。
我听父亲对妈妈说：“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妈妈说：“不是还要支部讨论吗？”
父亲说：“是的。上次就是支部讨论没有通过。”
妈妈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一次会没有人反对呢？”
父亲说：“现在我已经主动和那几个人搞好关系了，他们也当面向我保证一定会支持我入党。”
妈妈说：“不一定。”
事情果然如妈妈说的那样，支部会上仍然是那几个人坚决反对我父亲入党，具体理由我不知道，但我现在估计是讲我父亲骄傲自满，脾气很大，民主作风差等等。
由于没有入党，我父亲最终没有能够当上校长，后来只能调到邓家铺五中去当老师。虽然没当领导，但五中比水浸坪中学大，也算是提升了一个层次。
我妈妈觉得很不好，主要是离家里太远了，完全不能照顾家里。我父亲倒是没有半点怨言，走路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虽然邓家铺离我们家有二十多里路，但是到了星期六，我父亲照样能够赶回来吃晚饭，有时候还在邓家铺买一些特产带回来。
到了1976年，教育局响应中央的号召，决定在水浸坪大岭上兴办五七中学。我父亲主动向组织提出，他愿意带头去大岭上创业。
那年暑假，他基本上没回家里休假，整天带领一部分老师和学生在大岭上制砖制瓦，很快就修好了两栋房子，建成了可以办三个班的学校。我初中毕业时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因为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们认为我们家的高中生已经很多了），结果没有被推荐上高中。后来就是因为办了五七中学，我才在几个月之后被补录在大岭上读书，不然，我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我对大岭上的五七中学还是很有感情的，可惜这个学校早已被废除，砖墙垮塌之后，逐渐被淹没在一片森林之中，再也找不到她的原貌了。
六
我父亲不仅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很严、很能吃苦，而且对我们兄弟的教育也要求很严。由于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所以他很少有时间来过细地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有到了周末，他才回来问问我们的学习和表现，一听到对我们不利的反映，就开始对我们进行管教。
他信奉“棍棒下面出好人”和“三句好话当不得一马棒”等古训，出手就是巴掌和耳光。我哥哥至今对他有很大的怨言。因为我哥哥小时候聪明绝顶，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经常惹事生非，总要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所以，我哥哥小时候没少挨我父亲的打。
我小时候被父亲也打过很多次，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三年级的那一次。那次，我的语文作业本已经写完了，我本来打算不要了，就在老师批改过的地方针锋相对地批驳回去。但后来我没有找到新的练习本，只好在旧作业本的封底上做了当天的作业交上去。当老师看到我反驳回去的那些话之后，他十分气愤，找到我父亲狠狠地告了我一状，说：“这样的学生我实在是教不下去了。”
我父亲一听就火冒三丈，回家之后就对我从严管教，连续打了我十几巴掌。我只觉得脑壳金星四溅，脸上面又麻又烧，后来是在我妈妈的劝解下，我父亲才停下手来。第二天，我的脸完全是肿的，一下子觉得胖了很多，但是这件事让我永远记住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做事情必须认真，对老师一定要尊敬。
其实，我从来没有怪罪过父亲，更不会怨恨他对我小时候的管教。我知道，如果不是父亲的严厉管教，也许我早就学坏了，也许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绩。我父亲其实是出于对我和我哥哥的期望才这样严厉的，他越是期望很高越是要求严格，当然这也与他年轻时候的脾气有关。我发现他对我其他四个姐妹很少动手，我也发现他对我弟弟很少动手。我弟弟小时候长得很漂亮，也很乖巧。也许是他最小，我父亲对他非常喜欢，不仅很少打骂，而且还喜欢逗他玩。从韶山参观回来的那一次，我就看见父亲亲切地将三岁的弟弟双手夹起来转圈，逗得我弟弟“格格”发笑。
七
由于我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上勤俭节约，工作又十分能吃苦、肯卖力，对自己的身体不太注意，有一年患了严重的肝病。我父亲想了很多的办法都没有治愈。他自己怀疑是肝癌，休病假的时候带着我到处看地方，可能是准备后事了。但我估计没有那么严重，顶多是肝硬化。因为，两年之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和我哥哥一年之内连续考上了大学，他的心情一好，病就自然而然好了，而且再也没有复发。
我父亲最值得骄傲的是他在大岭上教的毕业班，那一年同时考上三个大学生，这在当时全县所有毕业班当中都是很突出的成绩。这三个大学生中就有我，因此，我也就成了我父亲最值得骄傲的学生。他对我不仅要求严，而且花费的功夫多。前面我说了他对我和哥哥管教很严，曾经多次对我们进行掌掴，其实他也经常对我们进行言传身教，告诉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特别是经常跟我们讲英雄人物的故事，使我们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和良好的价值观。在我小时候生日的那天，他几乎每年给我买一个鸡蛋或鸭蛋，就是到了我几十岁以后，只要他有空或者力所能及，他都要赶到我身边来陪我过生日。他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前年他九十岁，也就是这两年他实在是年事已高了才没有赶来长沙。
八
我父亲退休之后，热衷于修路架桥、引水建池。他说，爷爷曾经告诉他，他的阳寿不会很长，必须多做好事才能延年益寿。因此，他在退休最初的那些年，牵头为村里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牵头修了一条连接水天公路的村道，牵头将岩头冲的井水引出来为大家饮用，牵头筹措资金整修贺古岭寺庙等等。在牵头和主持这些公益事业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不知疲劳，忘我工作。但是，建成之后却没有几个人说他的好话，原因我不是十分清楚，隐隐约约听到有个别人说他非常固执，不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
我曾经一次对他提过意见，我说：“您为村里做些公益事业我非常赞成，但您为什么总是弄得大家都有意见呢？”
他说：“谁有意见？叫他来跟我来讲啊。”
我说：“您可能没有事先听取大家的意见吧？”
他说：“做一件事各有各的想法，你要都去听他们的意见，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那我一下子就说服不了他了。
后来又有人说他做公益事业的时候，筹措到的资金一个人管理，说不定从中贪污了不少。对于这种说法他十分气愤，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几个工程的账目进行了认真地整理，一五一十地向村支部做了汇报，又把底稿送给我看了。我发现他的账目非常清楚，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只是问他：“您为什么要自己管理账目呢？您要别人管不是很好嘛？”
他说：“叫谁管？别人管真要贪污了怎么办？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从他的回答中我大概明白了他做事的风格，或者说是缺点，以及做好不得好的原因所在。但是，他是我的父亲，而且已经七八十岁了，改也是很难了的。于是，我只好劝他：“您年纪也大了，今后这些事要年轻人多干一些，您就保重身体、颐养天年算了。”
他说：“是啊，我做完这几件事也不想再做了，顶多掌掌本算了。”
八十岁以后，他果然不再牵头做什么事情了，但是对于周边的一些事务，他还是喜欢操些空头心。比如周边群众的红白喜事，他是有请必去，有的不请也去，或写字或讲话，或者出主意，他都积极得很。我伯伯去世前后的那几天一直是他在管事。那天晚上，他一个晚上没睡，三次从自己家里爬到山上面伯伯家里了解伯伯的情况，向身边的侄儿布置相关工作，最后是他向伯伯作了最后的告别，又是他挨家挨户通知别的兄弟和亲人。
九
八十岁以后，我父亲对自己的身体仍然十分自信。他不仅在八十八岁生日的时候还能表演南拳，而且在八十九岁的时候出门还敢去搭摩托车。终于，在一次走亲戚的路途中他从摩托车上栽了一个筋斗摔下来，不仅肩膀上、大腿上大面积擦伤，更重要的是摔成了颅内出血。从此他的身体急剧老化，到现在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然而，他虽然行动不太方便，但头脑还非常清楚。在他九十岁之前的一次家庭宴会上，他居然明确提出还要入党！
那天，他的兄弟姐妹都来了，酒过三巡，大家都非常高兴，一致夸奖我父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又说他头脑清醒思路清晰，每天还能喝半斤米酒，纷纷祝福他活过一百岁、甚至一百二十岁。
我哥哥站起来感谢其他在座的亲人，他给每一个长辈和乡村干部敬完酒以后，即席发挥，讲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他说：“我们家里过去是很穷的，深受地主恶霸的欺侮，搭帮毛主席、共产党才有今天，大家对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在父亲的兄弟姐妹中，有大伯、三叔、五叔是党员，两个姑姑和两个姑爷也都是党员……”
话还没有讲完，我父亲把桌子重重地一拍，大声地说：“我还是要入党！”
大家被他的话深深地镇住了，一齐把眼光瞪向他，只见他讲得十分认真和郑重，心里不由得产生一些敬意。
三叔认真地对父亲说：“你还要入党？你都九十岁了呢？”
父亲说：“党章上没有规定九十岁不能入党吗？”
三叔说：“规定呢是没有，但是，你还能为党做什么贡献呢？”
父亲说：“我还能说嘛，党需要我做什么，只要我力所能及我做就是了。”
五叔插话说：“那也不是你想入党就行的，你还要符合条件才行的。”
父亲说：“有什么不足请党组织指出来嘛。”
五叔接着问：“指出来你会听得进去吗？”
父亲认真地说：“我不仅听得进，我还要改正嘛！”
三叔特意问：“你脾气那么大，你不会骂人吧？”
父亲诚恳地说：“我改蛮，你看我的行动嘛！”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激将我父亲，我父亲始终表现出十分认真和真诚的态度。
这次宴会之后，我父亲果然口述申请书，请我姐姐书写之后递给了村支部。
接下来，他认真学习了村支部送过来的有关资料，又接受了党支部专人的辅导和培训，思想觉悟确实有很大的提高。
后来，经过严格的程序，他终于在九十岁的时候实现了他自己一辈子追求的目标，成为全市年龄最大的预备党员。这在全市党员干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入党之后脾气确实好多了。他不再经常板着面孔，而是常常露出和蔼的笑容，不再动不动训斥别人，而是轻言细语地和人商量，也不再经常和母亲闹别扭，而是主动关心母亲的身体和生活，甚至，在协调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时，他说话也变得慎重和客观。他经常会这样对我们说话：“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跟你们说……”“我是党员，不会跟你们说假话……”
然而，在他脾气变好的同时，我也明显地感觉到我的父亲真的变老了！尤其是他把一副不太适合的假牙扔掉之后，脸上的肌肉明显少了很多。他的双唇深深地凹进去，使得长长的下巴更加凸出来，更显示出老态龙钟的样子……
我今年的生日特意回去和父母一起过，看到他们慈祥而老态的模样，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希望老天多给我父母一些关照，衷心祝愿他们真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