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
中山大学教授黄仕忠始终铭记着他的导师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当年的教导。
在中国戏曲史研究领域，黄仕忠教授数十年孜孜以求，成果卓著。最近，他出版了散文集《进学记》，记录他从一个爱读书的乡村孩子成长为高校教师的漫长旅程，亦描摹了诸多师友的风采，透过书中人事，隐约可见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的背影。
黄仕忠的夫人、学而优书店创始人陈定方在序言中称他是“新锐随笔作者”，也有朋友打趣他是“被学术耽误了的作家”。
近日，黄仕忠教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就读书、治学、写作、阅读等，与读者分享他的宝贵经验和感悟——
用精气神串起记忆碎片
羊城晚报：您现在的日常生活大致是怎样的？
黄仕忠：我每天早上都从中山大学北门沿着滨江路快走到广州大桥下，然后返回。在行走中，思绪涌动，有许多句子从脑海中流淌而过。
回到家，洗个澡，用过早餐，泡杯清茶，然后就开始写作；写累了，就又起身活动一下。我想送给年轻人一句话：注意锻炼，不要熬夜。
羊城晚报：《进学记》这本书也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的吗？
黄仕忠：是的。大部分文章是在近四年里，在这样的状态下陆续写成的。
羊城晚报：您的写作充满了细节描写，让人仿佛亲历现场，是如何做到的？
黄仕忠：其实每个人的记忆都是由一个个片段构成的，我们会清晰地记得具体的场景，那一刻人物的音容笑貌，甚至说话的语气、声调。我只是把脑海中的画面用文字还原出来而已。
当然，记忆的碎片通常是散乱的、不连贯的，因此写一个人时，不能光去讲述他的故事，而是要捕捉他的精气神——找到一个人最鲜明的特质，以此为主线，把那些零散的碎片串联起来。
比如在《徐门问学记》中，我记述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场景：徐朔方先生的母亲摔伤住院，我和几位同学作为帮手应约来到医院，一眼便看见徐朔方先生站在病房外的长廊上，双手捧着一本线装书读着。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合拢书本，带着歉意地说医生可能迟到几分钟，接着便问：“你们带书了没有？”
这样简单的一句询问，却在之后数十年里时常在我耳边回响。我不需要说徐先生求知若渴、视学术为生命，等等，这一个场景便足矣，无须言他。
羊城晚报：《进学记》开篇第一辑便回忆起在徐、王两位导师门下问学的日子，这两位恩师对您来说有何特殊意义？
黄仕忠：在我读书的时候，所有人都怕徐朔方先生，坦白说，我也有些怕他。但徐先生告诉我：学术里不该有“神”的存在。我觉得他这句话不仅在阐述学术的本质，更在解构我的那份畏惧——对他也应该作如是观。
徐先生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寻求真知，而非迎合世俗的要求；他不需要所有人都理解他，也就不用刻意讨好谁。这实际上就是以“精神贵族”自勉的态度，是学者应有的内在自觉。
王季思先生则让我感受到学术和人生的关系。我在王老师门下时，他已经80岁了，但在此后的十年里他依然不断在写作。他觉得他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还能写文章，还能指导学生、传授经验，学术是他生命最重要的部分。
羊城晚报：您未来在文学方向上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黄仕忠：徐朔方先生说，做文学研究的人，写论文一定要有可读性：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我近年在整理古籍、做文献研究之余，还写了一批回忆故乡的文字，结集为《钱家山下——乡土社会风俗随笔》，近期会出版。
现在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用随笔的形式来书写我对于戏曲史、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让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实证性学术文章要求材料翔实严谨，在随笔写作里，则允许更多大胆的想象与推测。我也许可以重构想象中的历史，把故事讲得更有趣一些。
做学问要守得住静气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学者要坐得住冷板凳”的说法？
黄仕忠：我不太喜欢这个说法，因为做学问并不存在“冷”的问题，同时也从来不会太热闹。真正投身学术的人，热情似火，乐在其中。因为读书求知，本是乐事，但这种快乐需要在静静地阅读中，细细地咀嚼、品味。
羊城晚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热潮兴起的时候，您也没动心过吗？
黄仕忠：从读研究生开始，我就很清醒地知道自己未来想要什么——做学问，做一名合格的学者。走出小山村，在很多人看来，只要在省城有一份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人生就圆满了。
但我认为只读了本科、硕士，积累不够厚，视野不够宽，长期停留在一所大学，会限制自己的发展，于是放弃在杭州大学的教职，南下广州读博士。
1993年，我已经是中山大学副教授了，但我觉得自己的求学经历主要在江南与岭南，而学术的中心在北京，我必须去了解。当时刚设立文科博士后流动站，我因条件受限而申请未果，却依然选择北上北京大学访学一年。
我从没想过去赚大钱，也没想过去做行政。既然我已经找到自己真正喜爱的学术，而这也是通过努力就可以自己做主的领域，为什么还要去寻找那飘忽不定的、由他人做主的东西呢？所谓守得住静气，其实是源于吾心已定。
羊城晚报：您近二十年在东瀛访曲、影书的感受如何？
黄仕忠：首先，在一家一家图书馆、一册一册地看书并做记录，构建了我的文献版本目录基础；同时在中日学者学术方式的比较中，在对日本近代学术形成过程的了解中，我拓展了国际学术视野。
其次，我能感受到日本前辈学者的学术责任和担当，看到学术共同体的传承作用，让我坚信学者应当走在学术的大道上，而不能为世俗的观念以及考核指标等等所左右。
我到50岁后，老师辈学者们纷纷退居二线，我意识到自己也应该有学术的担当。所以后来我创办学术刊物《戏曲与俗文学研究》，为年轻一代学者组织学术会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希望为中山大学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留下一份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
我始终相信，学者应当做对学术有意义的研究，而有意义的学术一定能经受住任何形式的考验，如果为了迎合考核指标而舍弃学术本心，那无异于舍本逐末。
羊城晚报：您的学术思路有何特别之处？
黄仕忠：真正的学术，大道至简，殊途同归。如果要具体地说我和其他研究者有哪些不同，那么，相比于人们常说的通过历史来了解现实，我习惯通过观察现实来理解历史，然后再以历史为镜来反思现实，如此循环往复。
因为古代的记录流传下来的东西太少，只有粗线条的轮廓，而现实所看到的都是鲜活的、丰富的，这些具体的感触都有助于我们对历史作想象。
羊城晚报：古代戏曲怎么和现实联系起来？
黄仕忠：很多年前，我带读小学的儿子去新疆，他背了一整套玄幻小说，7本全背在身上。在四个多小时的飞行中，我随手拿了一本看，意外发现还真不错。之后我也就关注了网络文学这一块。
网络为创作者提供了无限的空间，虽然很多作品都难称佳作，但若在数千万种作品中择取最优秀的百种，便不会逊于任何“严肃文学”。正如在古代戏曲小说难登大雅之堂，为正统文人所不屑。
网络小说不正是古代的戏曲小说吗？汤显祖写《南柯记》，不就是当下的“穿越剧”吗？
读书不能停留在“舒适区”
羊城晚报：《进学记》中忆述了80、90年代的高校教学与生活，您感觉现在的高校氛围和以往有何不同？
黄仕忠：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学生都有着艰苦的生活经历，能考上大学主要靠自学，有自觉的意识，喜欢读书。
大家都是从基础文献阅读开始，带着怀疑精神去探究，待读书有所得，就写成文章。但是现在的学生，一入学就考虑如何发论文，“主题先行”，只检索资料，而不是先读基础文献，所以我常感慨现在大多数人都是来“做论文”的，而不是来“做学术”的。
做人文学术研究，其实如同农民种地，做一个项目，研究一个专题，犹如耕种一块土地。需要先划定范围，平整地块，引水筑坝，继而深耕播种。
果树五年才能结果，苗木十年方能成材，这中间的过程最是难熬，需要耐心养着，也需要学会安排，因为地块上还可以种些粮食的嘛。现在许多人一块地还没认真去种，就在想要怎么才有产出，便只会助长焦虑而于事无补。所以我经常请学生细想“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的含义。
羊城晚报：您大学时期读书的状态是怎样的？有什么经验诀窍吗？
黄仕忠：进大学时中文系有“必读书目”，大多是我没听说过的外国名著，也读不懂，但是老师说这是名著，你得读，那就只好硬读。
一本一本慢慢啃，等读了十来本以后，忽然就有点感觉了，慢慢能够欣赏到外国小说描写的妙处，读过几十上百本之后，就开窍了，能比较中外小说的长短了。
在研究生时，我开始系统地读古代戏曲原著，也是味同嚼蜡，云里雾里。但我给自己定了要求：读完之后，没有感觉、没有搞懂，也得调动所有知识与理论，写出一份札记，我称之为“胡思硬写”。
我现在也拿来教育学生。因为通过“硬写”，你得把所拥有的知识都充分调动起来。再读戏本时，慢慢就会有“抓手”了。
所以说读书不能停留在“舒适区”，有时候得硬着头皮读，读到足够多了以后，从量变到质变，慢慢便会找到感觉。这也是做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
羊城晚报：现在电子阅读很普遍，以您的阅读经验来看，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哪个更重要？
黄仕忠：我不太喜欢说哪个“更重要”，因为这样会把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对立起来。
首先，互联网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更应思考如何在适应它的过程中加以正向引导。
第二，亲眼所见的也不一定是事实，为什么这样讲？没有互联网，不读书的人就会去读书吗？如今，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意味着所有人都是阅读者，总的阅读人群和阅读频次其实是升高的。
虽然对于一部分传统纸质书的读者而言，碎片化的阅读可能占比更大了，但与此同时，原来的非读者群体、边缘读者群体，也以电子阅读的方式加入到阅读大军中。
我们应当观察在电子阅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会构成怎样的阅读习惯，然后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而不是一味指责或叹息。
文|记者 何文涛 吴小攀 实习生 熊安娜
图|记者 吴小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