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六载（747），唐朝为广求天下之士，举行了一次特殊的考试。乡野之士踌躇满志奔赴京城，渴望将一身业艺售予帝王家。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布衣之士无有第者”。主持考试的宰相李林甫上表祝贺皇帝“野无遗贤”。言下之意，人才都被皇帝网罗进朝廷了，这些自拟珍珠的乡野之士，不过是些普通的石头罢了。四年后，天宝十载（751），杜甫向朝廷献《三大礼赋》，受到唐玄宗的关注，使待制集贤院，命试文章，主试者还是李林甫。杜甫还是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从政的希望再次破碎。后来，杜甫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写道：“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满腹怨气直指心胸狭隘的李林甫。奸相盘踞朝堂，遮天蔽日；贤才有志难伸，备受压迫。这样的朝廷，怎么能不衰败呢？到了唐宪宗时期，宰相崔群指出：“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盛唐的转折点不是安史之乱，而是李林甫专权。这一观点影响极为深远。《新唐书》将李林甫列入《奸臣传》，《资治通鉴》罗列了他的诸多罪状。此后，人们讴歌开元盛世，脑海中总会闪过姚崇、宋璟、张九龄这些贤相的名字；而回忆起帝国的坠落，免不了要责怪李林甫一番。用好人，有好政；用恶人，自然就有恶政，这是世俗的看法。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逃到蜀地，曾与裴士淹比较开元天宝时期的卿相。论及李林甫时，唐玄宗说：“嫉贤妒能，亦无敌也。”随后，裴士淹问道：“陛下何用之久耶？”唐玄宗却沉默了。李林甫任相十九年，是唐玄宗时期任期最长的一位宰相，而且，李林甫任相前期，帝国繁荣之景达到了极盛。这似乎不是一个单纯的“用恶人”问题。我们知道，唐初行三省制，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在政事堂议事，这就是宰辅中枢。唐玄宗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宰相们有了常设机构，这一机构掌握了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部权力，其他部门沦为下级单位，以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名存实亡。开元元年（713），玄宗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早在武周时就当过宰相，以干吏著称。史称：“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但姚崇不仅长于吏道，还精于权术，入相不到两个月，就将宰辅张说和刘幽求挤出中枢。一日，姚崇在退朝后故意拖曳脚步，装做有足疾的样子。玄宗问：是不是很痛？姚崇答道：痛楚不在脚上，而在心里。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是朝中辅臣，他秘密出入岐王家中，恐怕岐王要为张说所误，所以我很担忧。于是，唐玄宗将张说贬到相州。之后，姚崇又上奏称刘幽求对所任“散职”不满，“兼有怨言”，玄宗贬刘幽求为睦州刺史。在姚崇的排挤之下，其余宰辅要么被逐出朝堂，要么唯唯诺诺只会顺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主次分明、没有掣肘的中枢。开元四年（716），姚崇罢相。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完成，政治走上了正轨，就需要一个守成式的人物上台。于是，耿直的宋璟成了主相的人选。不过，宋璟拘泥成法，为相三年，招致众怨被罢免。被姚崇赶走的张说，在地方历练一番，反倒成为了一个出将入相的全才，再次进入中枢。他先是打压武将出身的宰相王晙，后与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各自结党，相互构陷。开元十四年（726），张说倒台。从未止息的内斗并没有将国家拖入深渊，反而造就了一个繁荣的盛世。开元年间的宰相们一般只干了三年多，少的甚至一年多或几个月。源乾曜干得比较久，他不敢与别人争权，遇事就推让，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一个署名的工具人。他一共干了九年九个月，最后因年老多病罢相。那些想要有所作为的宰相，必须主动出击，倾轧同僚，在掌权之后往往四面受攻，所以很快被淘汰下来。宰辅越独断，政敌就越多，就越依赖皇帝，权柄自然就操持于上。而且，这些宰相倒台之后，一般不再严加处分，反而给予名义上的高官以示恩宠。可见，他们并没有在外朝形成一个有威胁的势力，否则早就遭斩草除根了。唐玄宗隐于背后，如火纯青地施展制衡之术，能做事就提上来，不能做事的就贬下去。开元十七年（729）宇文融的任相，就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他向玄宗提出的括田括户等措施，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宇文融被罢免之后，玄宗曾对大臣说：“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嫉贤妒能”不是问题，能不能做事才是关键。李林甫生于武后时代，是唐朝庞大宗室中的一员。他自小聪明干练，喜欢游猎，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但这并不是大问题。当时，进士、明经出身的人可以走清流一途，而他通过裙带关系照样可以获得一官半职，然后积累经验，展现才干，步步升迁。开元十四年（726），李林甫得到宇文融的引荐，被授为御史中丞。当时，朝中隐隐分成了两派：重文学的张说和重吏治的宇文融。张说一派大都是科举出身的人，十分厌恶无“文学”之士，宇文融一派则精通理财，擅长处理具体事务。宇文融曾联合崔隐甫、李林甫二人弹劾张说，最后两败俱伤，唯独李林甫安然无恙。原来，宇文融在张说罢相之后，穷追猛打，李林甫则选择果断抽身。玄宗觉得下面吵得太凶，各打五十大板，两边都贬斥一番，就这样，李林甫得以幸免。李林甫灵敏的政治嗅觉，成为他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获胜的法宝。但是，想要纵横政坛，光会耍阴谋诡计是不行的。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将宰相萧嵩与韩休罢免。这是一个信号：朝廷出现了新问题，该换人来治理了。当时，关中下了一场连绵大雨，粮食歉收，京师出现粮荒，唐玄宗只能移驾东都。这次情况非常糟糕，京畿地区粮价大幅上涨，斗米达五十钱。在驾幸东都之前，玄宗召见京兆尹裴耀卿，问“救人之术”，裴耀卿主张改革漕运，运粮来关中。之后，玄宗起用裴耀卿、张九龄为相。开元二十二年（734），京畿地区下起了大冰雹，关中农业丰产无望，朝廷必须减免农民的赋税，但这样就会导致财政缺口越来越大。裴耀卿正在主持漕运改革，张九龄忙着西北的战事，还需要有人站出来解决财政危机。经过多方考量，李林甫是最合适的人选。古代王朝到了中期，大都会有积重难返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官吏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僵化，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减省冗官，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尸位素餐的家伙少了，没用的部门可以裁撤，经费开支可以减少，百姓也不用应付各式各样的盘剥。考虑到官场复杂的人际关系，此类改革都是吃力不讨好。李林甫的执行力却是惊人的。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朝廷共减年支、色役等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八贯（一贯就是一千文）；政府召募的劳役，裁了一十二万二百九十四人；冗官裁了三百多人。臃肿的官僚队伍得以瘦身，庞大的开支用度砍了不少，这在唐朝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旧唐书》评价李林甫：“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文学一派的领袖换成了张九龄。自武则天时代以来，文学出身的进士在政坛越来越举足轻重，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他们并非目空一切，只会空谈，相反，像张说、张九龄这样的人都是干练之才。他们相信，唯有文学教化才能保证官员的品质，像李林甫这样不知学术的人，可以用，但不能为相，否则容易酿成大祸。牛仙客乃是胥吏出身，依靠军功爬上节度使的位置，在任期间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在河西地区行和籴之法，节省了大量军费，使得“仓库盈满，器械精劲”。唐玄宗想要让牛仙客担任尚书令。张九龄听后，和唐玄宗大吵了一架，他说：“尚书一职，一般都是让德高望重的人担任。牛仙客乃边隅小吏，目不知书，担此重任，恐不孚众望。”唐玄宗又问，封个爵位行不行？张九龄继续反对。李林甫则对玄宗说：“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还讽刺了一句，“仙客宰相材，岂不堪一尚书！九龄文吏，拘于古义，失于大体。”这句话直接把牛仙客抬高了一个等级，同时指责张九龄狭隘自固。张九龄罢相一事，其中自然少不了李林甫的“谗言攻击”，但更重要的是唐玄宗的心思。开元宰相一向以政事成败以定去留。开元二十四年（736），平卢讨击使安禄山伐契丹叛敌，轻敌冒进，遭致大败。张九龄坚持斩杀安禄山，玄宗不听。张九龄并非真的预测到了安禄山之叛，而是他主导的东北政策乃是固守，安禄山违背了这一原则。唐玄宗则想要追求武功，“冒进”要比“畏战”好，所以希望留下一员悍将，再图进取。恐怕这时，唐玄宗就觉得张九龄已经不适合在相位了。玄宗一朝，均田制趋于崩坏，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走向破坏。前者影响的是唐朝的财政，后者影响的是唐朝的军事力量。所以，唐玄宗越来越需要兴利开边的“事务官”，要开辟财源，要会算天下田土的账，要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改革税制，要招募精兵，要能够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要改革律法……李林甫就是这样“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他从东宫开启政治生涯，后在国子监任职，又走到御史台，然后进入尚书省，还当过中书令，六部里除了工部其他部门都干过。恐怕没有人能够比他更了解唐朝的行政机制。他在任期间，推动了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时像一台机器，有条不紊；有时像一位艺术大师，写意潇洒。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风格：去繁就简，顺应形势。既然均田制已经破坏，那么就重新颁布均田令，量入为出，征收赋税。既然有人广占田土，有人家无寸田，就按照财产与人丁情况征收地税与户税。既然京城缺粮，那就让关中百姓不用上交布匹绢麻，全都折换成粮食。既然江南输粮麻烦，那就让江南百姓只用上交布匹，朝廷再用这些布匹就近购买百姓手中的余粮。既然折冲府已经征不到兵，那么就直接召募的长住边境的兵防健儿，这样山东（崤山以东）各州郡不必受征兵之苦，边地也能扩充军队。《旧唐书》载，李林甫“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官员的升迁必须要“循资格”，就算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也得老老实实遵循法度。在那些惊才绝艳，不甘寂寞的文人眼里，这不正是“嫉贤妒能”的体现吗？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断狱，天下死囚只有五十八人，大理寺前门庭冷落，乌鹊竟在树上筑巢。开元二十六年（738），朝廷无事，天下和平。唐朝进入李林甫专权的时代，也就是史书上常说的“小人得志”的时代。其实，李林甫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嫉贤妒能，不如说是迎合上意。李林甫能够战胜张九龄，就是因为事事站在皇帝这一边。皇帝想要从洛阳西幸长安，张九龄认为农收没结束，不如等农收结束之后，再回长安。李林甫私下说：“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皇帝想要任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反对，李林甫私下说：“天子用人，有何不可。”皇帝想要废除太子瑛，张九龄认为“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李林甫私下说：“此乃天子家事，何必与外人商议。”李林甫反复表达一个意思：天下都是皇帝你的，所有大事都是你的家事。最后，玄宗的想法都得到实现，李林甫的位置也越来越稳。玄宗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宰相，来打造盛世，同时，这个宰相不能忤逆自己。只有李林甫长久地做到了这一点。看似是宰相专权，实则是君主独裁。天宝之后，社会呈现出繁荣之相，唐玄宗丧失了进取精神，最大的追求变成了长寿升仙和开拓疆土。繁杂的庶务就交给一个会做事且听话的宰相，不是万事大吉吗？唐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他已经和当年那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判若两人。李林甫虽然大权在握，却体会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废太子李瑛，李林甫建议立寿王李琩（李瑁）为太子。这是一次政治投资。可第二年玄宗立了年长的第三子忠王李亨为太子，李林甫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尴尬了。唐玄宗虽然怠政，但制衡之义仍在。各路新贵蜂拥迭起，政敌永远比朋友多，李林甫只有放下本就不高的姿态，更加迎合皇帝。再辅以高超的政治手腕，拉拢一批，挑拨一批，打压一批，才能勉强保住相位。天宝元年（742），唐玄宗任李适之为左相，代替逝世的牛仙客。李适之的升迁非常夸张，一步三个台阶，“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很明显，唐玄宗是有意提拔他来对抗李林甫。太子李亨的羽翼也日渐丰厚：军方有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财计之臣有太子妃兄韦坚，左相李适之也向其靠拢。然而，太子一方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壮大势力之时，引起了唐玄宗的警觉。天宝五载（746），太子与韦坚密会，韦坚又与皇甫惟明密会，李林甫拉拢御史中丞杨慎矜进行弹劾，自己煽风点火称韦坚勾结皇甫惟明，欲拥立太子为帝。这般不留余地的做法，实在不符合李林甫“口蜜腹剑”的风格。李林甫几乎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唐玄宗的疑心病上，断绝了所有退路。唐玄宗闻言大怒，将韦坚、皇甫惟明贬官，并命李亨休弃太子妃韦氏。李林甫也不敢穷追猛打，只能翦除太子的羽翼，这同样也是唐玄宗希望看到的。李适之很快请辞宰相之位，唐玄宗又任命了一位只知唯诺的陈希烈。短短几年，李林甫排挤陷害的大臣不计其数，有宰相，有节度使，有御史台的人，有六部尚书，几乎“怨仇满天下”。而他与未来的新君，已经势同水火。正是这一时期，玄宗对李林甫的宠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唐玄宗醉心于武功与升仙，消极怠政；李林甫恋栈权力，不肯放手。两人都到了无可救药的境地。后人认为，李林甫为了专权，杜绝出将入相之源，向玄宗进言：“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于是唐玄宗开始重用安禄山。唐任蕃将，由来已久。玄宗朝边境战事不断，需要一个熟悉环境、骁勇善战的边将长久坐镇，李林甫推荐胡人，不过是沿袭旧制。而且，玄宗一直想要取得不世之武功，对安禄山十分宠信。唐玄宗曾命令安禄山见太子，安禄山见后不拜，说道：“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玄宗说：“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安禄山回答：“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然后才不情不愿拜太子。安禄山不尊太子的立场十分讨玄宗欢喜，李林甫应该能看出一些端倪。不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李林甫出于自身危机感的加重，干脆与炙手可热的安禄山交好，寻求几分保障。然而，李林甫的败局早已注定。太子李亨经历过暴风骤雨的洗礼之后，以其谨小慎微的态度得到玄宗认可，父子关系表面上得到缓解。另外，一位同样以理财著称又工于权谋的外戚杨国忠正在蚕食李林甫的羽翼，时刻准备取而代之。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的政治伙伴王鉷的弟弟卷入了一场谋反案。当时，杨国忠是御史中丞，王鉷为御史大夫，杨国忠趁机攀咬王鉷，想要扳倒他。李林甫一开始还想为之辩解，结果发现左相陈希烈已经和杨国忠勾搭在一起，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便退出了争斗。此后，李林甫被唐玄宗疏远，大势已去。同年十月，南诏寇边，剑南告急。李林甫奏请玄宗，让身为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赴任，想借机把他调离朝廷。杨国忠哭着对玄宗说：臣一旦离朝，必为李林甫所害。唐玄宗安慰道：回来就让你当宰相。最后一搏不成功，李林甫彻底没了斗志。他自知结怨于人，屡屡梦见噩兆，竟然病倒了。在惊惧之中，他没有等来唐玄宗的好脸色，便离开了人世。李林甫死后，天宝十二载（753），接任宰相杨国忠还诬告其谋反。唐玄宗要为新宰相开路，不可能为一个已死之人寻求真相，于是下《李林甫除削官秩诏》，将李氏亲党全都坐贬。要说李林甫有造反之心，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天下人相不相信并不重要，在政治上抹杀李林甫才是关键。既然李林甫结怨于天下，那么就把“嫉贤妒能”“媚事左右”等罪名加诸其身。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派人去吊祭张九龄，意思很直白，要是张九龄继续执政的话，天下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把历史还原成忠奸对决，那么，最该负责的皇帝就能完美隐身了。太子李亨即位之后，李林甫的名声进一步恶化。这位皇帝对李林甫积怨颇深，恨不得将其挫骨扬灰，他大搞“政治平反”，所有被李林甫打击过的政敌都洗刷了冤屈。这样，李林甫的罪名就很难洗得干净了。唐玄宗的推卸责任，唐肃宗的泄愤清算，造成了李林甫层累的罪臣形象。随着盛唐的崩解，李林甫的功绩早已湮灭，但安史之乱的恐怖记忆依然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人们需要一个坏人作为坐标，避免再次踏入相同的河流之中。[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黄永年：《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最爱历史，作者：我是艾公子。获取更多好看文章，请关注最爱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