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面、系统地反映岭南文化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岭南文化辞典》（以下简称《辞典》）正式发布。
《辞典》的编纂是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统筹指导，广东省社科联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负责学术相关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负责出版。2019年启动编纂工作，黄天骥担任主编，叶金宝、左鹏军担任执行主编，李庆新、杨权、张国雄等担任各分卷主编，省内1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5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历时近5年完成。
《辞典》全书分为地理、历史、民族·民系、宗教、民俗、学术·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科技、建筑、饮食、中医药、武术、对外贸易、华侨·侨乡、海洋文化、人物等19卷，共计13379个词条、510万字。
岭南文化是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色。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李宜航表示，《辞典》旨在为岭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及其研究提供知识性支撑。“《辞典》阐释了岭南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变迁和发展现状，介绍了富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深化岭南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方向。”
岭南是一个地理概念。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岭南地区的行政管理和文化界定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辞典》主编黄天骥尤其注重“岭南之南又南到何处”问题。他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历史上中国对南海的发现、命名、经营、开发、管辖来看，岭南理应包括海洋部分，由此，本次辞典特别把海洋部分划入“岭南之南”。
岭南又是一个文化概念。明清以来，岭南文化高度融入中华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种要素齐全、结构完整、层次丰富、特色鲜明、高度成熟的区域文化形态。随着岭南经济、文化等方面实力的提升，岭南区域文化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也进一步提升。“《辞典》所言的岭南文化也是代指广东历史文化。”《辞典》执行主编叶金宝认为，岭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广东文化的代名词。
近年来，岭南文化研究和文献整理出版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既有《辞典》这种集大成的综合性著作，也有《杜凤治日记》这种细致的文献整理类著作。李宜航表示，接下来要继续发挥广大社科界的力量，提升岭南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以《辞典》为依托和契机，进一步做好岭南历史文化的数字化开发利用，充分展现岭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多元气象。
左鹏军（《岭南文化辞典》执行主编）：
展示一种动态健康的文化生态
在前人基础上往前一步
羊城晚报：请您从执行主编的角度介绍一下《岭南文化辞典》。
左鹏军：从2019年4月到2024年6月，《岭南文化辞典》的编纂历时5年。我们编纂团队以严谨的态度、刻苦的坚守，精益求精地编写这510万字的浩瀚长卷。作为广东文化强省工程重大成果，《岭南文化辞典》集结了500多位学者5年来的心血，黄天骥教授更是以九秩高龄亲自出现在辞典编纂的第一线上。
我拿到《辞典》的那一刻，心中充满了感动。12月16日的新书发布会，是我从事《辞典》编纂工作以来参加的第107次会议，这107份会议记录已经积累了厚厚一沓。
从编纂者的意图来讲，我们希望把从古至今岭南文化各个方面的成果汇集到一本辞典中。《辞典》的19卷大体涵盖了岭南文化的所有方面，包括地理、历史、文学、民俗、语言、学术乃至经贸、华侨、海洋文化等等。
从知识建构的角度看，屈大均《广东新语》是第一次有意识地完成对岭南文化知识的建构，《辞典》则是新时代关于岭南知识建构综合性、集成性的成果。它的基础性、工具性意义，它对岭南文化知识建构的意义，我想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读者从不同角度看，都会有不同的认识。
羊城晚报：对比《广东新语》《广东百科全书》等之前的岭南文化建构性著作，《辞典》对岭南文化的梳理与阐释有哪些扩充、深入与创新？
左鹏军：《辞典》编纂之初，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一步，如何进行提升与深化。从内容上看，我们不仅特别设置岭南经贸、华侨、海洋文化等新卷目，也在文学、历史、语言、教育与学术等传统卷目中着重介绍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学术发展成果；从整体架构上看，我们既继承古代史志传统，又结合新时代岭南文化新成果，对岭南文化精神进行提炼与展示。
与此同时，我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始终思考、探讨着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格局乃至世界文化格局中处在怎样的位置。通过一本《辞典》、19卷的鸿篇巨制，我们努力尝试着回答“广东之广东”“中国之广东”与“世界之广东”不同层次的问题和思考。
从他者视角到自我文化认同
羊城晚报：岭南文化的概念在历史进程中不停地被丰富和扩展，在《岭南文化辞典》中如何体现？
左鹏军：“岭南”指五岭以南，最早其实是中原地区对岭南一带的称呼。这种他者视角，后来逐渐转化为我们岭南人自己的一种文化认同。从建置区划上看，岭南的地域范围在不同时期是不停变动的，并不能以今天的省市来简单划分，在历史行政区划上边界线比较模糊，也时常有相互交叉、变化的情况。
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将历史上归属过广东省并属于粤方言区的广西梧州、贺州、北海、防城等地，也归入岭南的地域范围。同时，我们还纳入海南、澳门、香港和南海诸岛。岭南文化区域的开阔，使得《岭南文化辞典》的编纂意义与一般一个省、一个区域的文化辞典不同。
从秦征南越、宋元之际到明清时期，历史上岭南文化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再到新时期改革开放，岭南始终应和着中国的重大变迁而向前迈进，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与文化精神。
羊城晚报：《辞典》编纂团队希望传递怎样的岭南文化形象与精神？
左鹏军：每当提到岭南文化，一些人喜欢首先想要给它定性，是不是兼容并包、求实创新？是不是商业性、海洋性文化？甚至是不是“远儒性”文化？我觉得这种定性有些过急、过于草率。从学理上说，这样的所谓定性毫无价值，也毫无意义。我想《辞典》能不能展示一种动态健康的文化生态，去阐释岭南文化中最古老与最时尚、稍纵即逝与历久弥新的张力性结构形态与内涵空间？
在内容的选择和词条的设置上，除了努力追求知识的准确性、合理性以外，也需要站在今天人类科技与文化的高度对岭南文化的丰富内容、多样形态、各种现象进行审视和选择，要具有文化的内涵和底蕴，要符合人类真善美的理想追求和发展方向。比如有一些以今天的价值观看来是糟粕的内容，我们就没有收录。
仅仅就岭南文化谈岭南文化没有什么意义，必须从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格局和视野观照岭南文化。岭南文化的鲜明与特殊，首先要立足于中华文化的参照体系。在《辞典》的编纂中，我们力图站在现代人类文明的高度来展现岭南文化的知识、审视岭南文化的历程、提炼岭南文化的精神。
羊城晚报：您对《岭南文化辞典》有什么样的期许？
左鹏军：我希望这套《辞典》能够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发挥它的文化效用，这也是我们为岭南文化作出的一点应作的贡献。
编纂中我们坚持学术文化导向，希望提供尽可能完整准确的岭南文化知识，尤其是基础性、共通性的“硬”知识。专业人士如果沿着《辞典》考镜源流、进行文献的打捞追索，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及相关学术文化信息；同时，《辞典》还是大众读者的百科型读物。
在数字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我们不能成为或者只培养出一些数字化、工具化、技术化的动物，而缺少或遗弃了人文精神、思想追求和理想向往。越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越是需要有一双文化的眼睛，有一颗文化的心灵，拥有并保持温润美好的诗性的文化态度和文化追求。
李庆新（《岭南文化辞典》历史卷、海洋文化卷分卷主编）：
体现辞书的科学性、前沿性
后来居上展现新见解新水平
羊城晚报：您同时担任《岭南文化辞典》历史卷和海洋文化卷的主编，这一安排最初是如何定下的？
李庆新：《岭南文化辞典》是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重点项目，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统筹指导下推进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肯定经过周全谋划的，至于为何将这两卷的编纂重任委托给我们，并由我担任主编，我并不知情。不过当我们接到任务时，感到义不容辞，没有太多考虑，而且地方史、海洋史研究是我们的优长学科，我们也承担过国家和省里许多重大攻关项目，集体协作攻关经验丰富，有自信能够胜任并完成此项任务。
羊城晚报：历史卷和海洋文化卷两个分卷各有什么特点？
李庆新：《辞典》共有19卷，结构体系庞大，历史卷和海洋文化卷只是其中两卷，在内容上各具特点，各有侧重。历史卷主要展示岭南历史人文的基本概况和发展脉络，强调整体性、系统性、概论性；海洋文化卷则主要反映岭南文化的海洋属性和突出特点。
两个分卷词条的撰写工作主要由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承担；历史卷由历史所地方史研究人员负责，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部分考古词条编写，海洋文化卷则由海洋史研究中心负责。作为主编，我主要负责两个分卷的总体安排、统筹指导和统稿、定稿，以及少量词条编写。
羊城晚报：以历史卷和海洋文化卷两个分卷为例，《岭南文化辞典》跟此前出版的广东文化辞典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庆新：在此之前，我省出版过一批文化主题的专门辞典，我也参加过《广东百科全书》（1995、2006）的编纂，在改革开放前期属于文化建设的鸿篇巨制了，但就规模体量与学术水平而言，《辞典》无疑是后来居上，不仅是岭南文化研究的重大收获，也是我国区域文化的最新成果。
由于几十年来的学术积淀奠定了基础，加上新材料的发现、新领域的开拓、新成果的吸收，使得两卷词条在内容上有新拓展和更多新见解。特别是海洋文化卷，反映了当下学界岭南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新水平。
一次难得的学术历练
羊城晚报：跟学术著作的写作相比，辞典编纂有何不同？
李庆新：辞书编纂与写论文、写书有很大不同。虽然都讲究学术规范，但写书、写论文围绕主题，可以长篇大论，尽情发挥，篇幅字数没有太多限制。而辞书不行，辞书有自己的风格、定位和体例，要求语言简洁、凝练，每个词条按等级有字数限制，讲究权威性、知识性、通俗性。当然，辞书编纂也要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吸收学术前沿成果，体现辞书的科学性、前沿性。
羊城晚报：历经近5年时间，《岭南文化辞典》最终付梓面世，这对您个人而言有何意义？
李庆新：《辞典》编纂意义重大，我承担其中一部分工作任务，感到很荣幸。5年中与两个团队成员一起，互学互鉴，带着任务去熔铸旧学新知，去拓展新的领域，有收获，有提升，有新感悟，我觉得是自己四十年学术历程中又一次难得的学术历练。
文｜记者 朱绍杰 文艺 何文涛 实习生 熊安娜 通讯员 崔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