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1月6日夜，上海大场机场。一架专机在等一个人。
上海统战部的干部找这个人找得很苦。开始，只知他大概住在虹口，找到他的单位，夜里没人值班，只好再找人事部门查，才知道他住在溧阳路瑞康里92号。
夜深人静，统战部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在深巷里挨家挨户看门牌，终于找到了他——赵超构，新民晚报社社长。
已经就寝的赵超构从被窝中惊起，急急盥洗更衣，随来员赶往南京西路统战部机关。已经等在这里的，还有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谈家桢。及至驱车到机场，登上专机，才知道这是毛泽东主席的专机，接他们去杭州。毛泽东想找他们三人谈谈天。飞抵杭州，十一点多，从机场到西湖边的刘庄，已近十二点了。
以上颇为生动的描写，引自张林岚著《赵超构传》。
1978年9月11日，赵超构著文回忆了毛泽东的数次接见，行文简单多了：
“一九五八年初，记得是一月六日，主席在杭州又接见了我一次。接到通知是在夜间，飞到杭州已是深夜了。同去的还有周谷城、谈家桢两同志。那是一个皓月当空的良宵，在西子湖边的一所水木明瑟的庭园里，主席还没有休息，就在当夜接见，直到次晨三四点钟。”
赵超构（左）与张林岚合影留念。摄于1986年10月。作者提供。
二
1946年5月1日，新民报上海版创刊，赵超构任总编辑；7月1日，“新民晚报”报头首次面世。自此，“夜报，夜报，新民夜报”的卖报声每天傍晚会在上海街巷响起。
同年9月，赵超构迁入瑞康里。
这套房子，是报社经理邓季惺为他租赁的。当时，赵超构因抗战已经和妻儿分别整整八年，终于一家团聚。这一住，就是42年。也因此，《虹口区志》和《虹口文化志》均有“赵超构”条目。
据《上海地名志》载，瑞康里位于虹口区中部偏东，介于溧阳路、海伦路、哈尔滨路、东嘉兴路和新嘉路之间，建于1931年。该里的弄堂较多，四面贯通，共建筑183幢，建筑面积约1.26万平方米，居民约3000人。难怪市委统战部的人深夜寻赵不易。
溧阳路上有48幢花园洋房，是虹口区比较洋气的一条马路，文化名人陆澹安就住在其中一幢洋房里。但瑞康里是石库门弄堂，相对普通。
《赵超构传》说，这是一套一楼一底一亭子间的房子，赵超构的卧室兼书斋只占前楼半间，约十平方米。一次陈望道来访，上楼一看，吃了一惊：“湫隘过甚了！你们这楼梯，既狭且陡，一不小心要摔下去的。”
赵超构的驾驶员小崔也在赵超构逝世后，告诉过新民晚报名记者钱勤发：“老社长的家在溧阳路瑞康里，这是陈旧的石库门房子，楼梯暗暗的，陡得让人心寒。再到前楼时，更为惊讶，阿会跑错地方？十来平方米的屋室，一张三尺半的铁床，一只写字台，一把陈旧的藤椅，还有3只矮矮的书橱，这就是老社长的全部家什。”
前不久，笔者在赵超构家乡文成见到85岁的退休教师徐世槐。1970年，他曾到瑞康里登门拜访，他对赵超构家的简朴也印象深刻。他还笑眯眯地告诉我：“赵超老跟我说的是家乡土话。”
三
1958年那个夜晚，在西湖畔，博学的毛泽东谈兴甚浓，聊天的范围非常广泛。对于赵超构，毛泽东提了两点要求：一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二要经常到下面跑跑，多接触工农兵，受教育。毛泽东与三人一直谈到清晨。临别，他很高兴地说，这样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隔了一天，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宴请周、谈、赵三人，毛泽东在席间让赵超构回家乡看看。
五六月间，赵超构回到家乡温州，在各地参观采访了两个月，回沪后，写了近三万字的长篇通讯《我自故乡来》，从7月20日至8月2日在新民晚报上连载。市委领导表示肯定并传话说“主席已看到你的文章”。当年，赵超构辞去总编辑职务，只任社长，总编辑由束纫秋接任。
《我自故乡来》是赵超构自1944年写出《延安一月》之后，第一次采写长篇通讯。
1944年，也是赵超构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那一年。
《延安一月》初版本。上海图书馆藏。
赵超构是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员到访延安的。记者团于1944年5月17日出发，在陕西、山西各地参观半个多月后，于6月9日抵达延安。6月12日，赵超构首次见到毛泽东。
这天，毛泽东宴请中外记者。赵超构在《延安一月》里记下他对这位中共领袖的第一印象：
“毛先生昂然走进来。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
晚餐后，是看戏。工作人员招呼大家从第二排坐起。耳聋的赵超构没听见，径直坐在第一排中央。不久以后，他发现毛泽东坐在了他的右边。看戏时，毛泽东“不断地让茶让烟，朋友似的和我们谈话”。这是赵超构第一次和毛泽东有了一对一的深入交谈。
也是在1944年的西北行中，赵超构认识了22岁的张林岚，后来两人成为一辈子的同事兼朋友。1944年5月20日，西安市记者公会为中外记者参观团举行欢迎酒会，张林岚当时在西安的一张叫《华北新闻》的报纸工作，老板赵自强命他代表报社出席，恰与赵超构同席。张林岚写道：“赵超构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个温文尔雅的书生。人长得瘦弱，中等个子，面色也不怎么健康；只是戴着金丝眼镜的两眼还有些神气。”
四
张林岚后来和赵超构一起从重庆来上海创办新民报上海版。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时，领导班子中，只有赵张二人是重庆新民报的老人。
其实，赵超构早就有机会搬离瑞康里，住进更好的花园洋房。那是1956年。
张林岚在《赵超构传》里说：“说起住房，我一直为之不安。”当时，市里拨给新民晚报社一套建国西路的住宅。第一人选，当然是分配给赵超构。“他连看也没有来看，让给了我，要我‘赶快住进去，免得发生变化’。”
关于赵超构坚持住在瑞康里，不愿搬家，最普遍的解读是，他为了在石库门里弄里了解民情民意，有利于办好新民晚报。但是，承继了低调、朴实家风的赵超构长子赵东戡另有解释。
他对邻居金洪远说：“父亲健在时就对这一说法很不以为然。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父亲听说建国西路房子租金是他收入的一大半，就断了去看看的念头，因为该住宅每月的租金绝不是我们家庭能够承担得起的。”
五
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复刊第一天，赵超构却对老朋友张林岚发了一次脾气。
张林岚任总撰的《飞入寻常百姓家：新民报—新民晚报七十年史》载：“复刊致辞是赵超构在出报前一天交给编辑部的。第二天正式出报的上午，副总编辑张林岚在看大样时，觉得原文中‘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两个‘百姓’字有重复之感，就将其中一个‘百姓’改成了‘国家’，变成了‘为国家分忧，与百姓同乐’。赵超构到报社看到报纸后，很生气，批评了他的老部下兼小兄弟。”
张林岚在《赵超构传》和自传《腊后春前》里，对此事的描写更为生动：“他霍地起立，勃然大怒，把报纸朝写字台上一摔”，“发完脾气，默默地把复刊头一天的报纸看了一遍，自觉无趣，负气下楼”。
张林岚说：“我与他相交四五十年，老哥儿们从来不出恶声。”之后许多年，张林岚一直在反省此事，“深深觉得自己浅薄无知，并没有理解他的用意和词义”。“处处与平民，亦即‘寻常百姓’站在一起，为他们说话；民忧亦忧，民喜亦喜，正是他平民主义思想的表现。”
六
今年9月，是赵超构为之奉献一生的新民晚报创刊95周年，11月，是赵超构名作《延安一月》出版80周年。新民晚报社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联合举办“林放不老——赵超构手迹暨《延安一月》出版80周年展”，展品中，有1944年出版的《延安一月》初版本，有赵超构1991年的“未晚谈”手稿，还有一本台历。
“上午市政协团拜，午赴报社、吃饭。”1992年元旦，赵超构在台历上如是记录。
一页极简的记录，耐人寻味。赵超构是市政协副主席，这天，他参加了市政协的团拜，并不在市政协餐厅用餐，而是“赴报社、吃饭”。这个月的9日、10日、14日，他三次到报社。24日，他“上午与毓刚同去探望巴老，承赠《讲真话的书》一厚册”。毓刚，即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沈毓刚，巴金，是赵超构生前出门探访的最后一位朋友。4天后，即28日，赵超构因病住院。1992年2月12日，赵超构与世长辞。
过了32年，新民晚报的老读者们，仍然对赵超构充满感情。“林放不老”展览的两个月展期内，每天都有老读者前来参观，深情怀念“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的赵超构。
“他自认为是个普通的人，一个寻常百姓。”
这是《赵超构传》的最后一句话。且看瑞康里老邻居金洪远的回忆：
“每到夏天的晚上，赵伯伯爱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方凳上搁一把茶壶，手里蒲扇轻摇纳凉。身边常有左邻右舍和他聊天，说些家长里短。”“弄堂口的那家叫‘胡一大’的粮油店常见他拎着酒瓶去拷绍兴酒。”
赵超构（1910—1992）
笔名林放，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长期主持《新民晚报》工作，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著有《延安一月》《未晚谈》《林放杂文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