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都有经济学，战争也不例外，用经济学分析战争很有趣｜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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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眼中，中世纪盛期就是“城堡与骑士”，这样的形象也许会让历史学家难堪，但其中却的确蕴藏着重要的真实成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战争频发。

中世纪军队的刻板印象

一千年前的战争，尽管其规模在 21 世纪居民看来就是小打小闹，但它们却消耗了巨量的资源份额。这种消耗不仅包含发动战争的开支，还几乎无一例外地囊括了伴随入侵而来的对经济资产的蓄意破坏，有时还涵盖撤退的费用。

权力掌握在大领主手中。由于缺少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地方统治者能以几乎一切能想到的理由发动战争，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可以肯定的是，传统、骑士精神和法律（偶尔）确实为战争施加了些许限制，但对任何中世纪有产统治者来说，几乎不可能在一生中完全避开战争。

也少有统治者愿意尝试避免开战。他们自幼接受兵家的训养方式，即使是不那么好斗的人，也很少会为了避免战争而放弃领土或特权。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草率冲动地决定开战。任何经济学家都会提醒，资源总是有限的，中世纪统治者面临的限制远比今天更加严苛。现代国家可用于发动战争的工具令人印象深刻——国家税收系统、兵役制度以及信贷，而在一千年以前，所有这些都不存在。

统治者可以征税，但无论就经济现实、行政能力还是传统而言，都不允许其像今天这样有章可循地广泛征税。兵役制度更是闻所未闻。的确，人们会接受号令发起战争，但这仅限于历史上的特定时期。

直到 13 世纪末才出现整个国家层面的信贷，而这对小贵族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现实的选择。1008 年的国王远比 2008 年的总统更清楚做出选择的必要性。

在限制之下做出决定，这就是经济学的起源，而中世纪统治者的战争决策，成了决策研究的沃土。我们在此掌握的，很可能是检验经济学分析是否适用于军事史的绝佳案例。

有关这一时期，简明的流行形象——城堡与骑士——实际上大有裨益，不过二者的结合和部分细节存在误差。因为，考虑到支出，统治者无法做到二者兼得：要么构筑防御，要么雇用士兵，换句话说，要么建造城堡，要么招募军队。

尽管中世纪军队时常被视作无关紧要的乌合之众，其中真正重要的只有骑士，但近来的学术研究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看法。

乘马骑士的统治地位尤其受到质疑。我们将会看到，在进攻城堡时，身穿甲胄骑在马背上的士兵毫无用处。即便在战场上，情景也发生了变化：“中世纪骑士右臂夹骑枪、左手执盾牌和缰绳，统治着这一时期的军事计划和战略，这一观念只是史诗的材料。”中世纪的军队远不止装甲骑士，也远为复杂。骑兵的主导地位言过其实。

中世纪的勾镰枪兵、长弓手、长矛兵

加深这些误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与其统治者不同，这一时代的指挥官鲜少发动战役。比起在户外交战厮打，中世纪的武装部队更常上演机动部署、劫掠和围攻。这源于一种相当有条不紊的谨慎军事策略，不过其效果却出乎意料，令当时的军队和指挥者给人留下了不善战的印象。一直以来，中世纪军队都遭到了误解和低估。

而那些（今天仍旧）星罗棋布于欧洲大地，造价昂贵又无处不在的城堡则得到了中肯的评价。在军事史乃至欧洲史上，城堡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城堡是贵族或王室的寓所、政府所在地、防御工事、进攻行动的基地、避难所，也是实施压迫的手段。

对整体欧洲社会而言，城堡的总造价究竟几何，我们不得而知，甚至不知道这种计算是否可能。我们所能做的，是思考统治者在其工事上投入的经费，这些资金将无法再用于召集军队。

最强大的统治者当然有能力同时建造城堡和召集军队，但为一方拨款必然会减少另一方的资金。结果不容小觑。在某些情形中，建造城堡耗费的巨资剥夺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机会，拨款者依靠防御工事的防守力量来消耗敌人。

在极端情况下，这些支出会使统治者破产。但城堡并非一项糟糕的投资。靠武力征服一座城堡，困难重重，既危险又耗时，就连火药的引入也并没有立即淘汰它们。

当然，火药最终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竖直耸立的高墙成了靶子而非障碍物。1450 年之后，在将英国人驱逐出法国时，重型火炮在“几小时内”便可推倒城墙。而用于抵御大炮攻击的防御工事，如棱堡，“造价高昂，只有最富有的国家和城市才能负担得起数十门大炮和大量建筑劳力”。

然而，这一切的出现都要晚于本章研究的时代。事实上，要晚得多：虽然欧洲在 1326 年便引入了第一门火炮，但直到一个世纪以后，火药的效力才超过了投石机。

然而，火药只是加速了业已出现的趋势，政府的集权化，开支的日益增加，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都与这种趋势相关。在城市扩张的同时，君主也以牺牲贵族为代价稳步获取权力。

例如，在意大利，有些城市甚至在文艺复兴之后还保持着独立。一些德意志城市直到拿破仑时期才并入更大的单位。

中世纪的城市扩张招致了颇为复杂的军事后果。虽然个体贵族无法攻破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但贵族对乡村的控制也并未受到严重威胁。随着大国的资本不断积累，战争规模和成本不断增加，强权依靠“压榨其经济”来资助战争，小国最终臣服于大国。

本章所研究的时期——公元 1000 年至 1300 年——在军事史上的分期相当明确。这一时期的战争不同于此前和此后时期的战争。这一时期可以被称为“城堡时代”。石制防御工事变得普遍。

到 13 世纪末，城堡的发展基本上陷入了停滞。14 或 15 世纪，设计没有出现重大改进。但这究竟是由于战争性质的变化，还是因为设计的可能性已经穷尽，超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

有足够的理由重申，典型的中世纪统治者常常选择建造城堡，而放弃仅剩的另一个相关军事选择——雇用军队。选择建造城堡，便会失去创建军队的机会。

研究城堡与战争的经济学还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那个时代的信息。以“复杂”或“众说纷纭”描述某一时期虽是常有之事，但很难想出还有哪个时期比中世纪更适合这种形容。

信息零碎散乱，数据往往有误。界限清楚的中央政府也不存在。即使是最常用来描述当时生活的术语——封建主义——也会引发争论。

一些历史学家完全拒绝使用这个词。另有一些人对那个时代“制度”的真正含义存在异议。例如，这是“契约政府”（与公法相对），抑或仅仅是暴力团伙对其权力的合法化？后者统治着土地，并将纯粹的力量转变为人人都必须遵守的传统和原则。后一种主张认为，那些有能力组织暴力活动的人，也最理应拥有自身利益去组织政府。

小群体间更有可能缔结和约，因为大家都能看到共同安全的益处，而在比较大的实体中，个人无法非常清楚地看到好处，只能看到成本，因而不太可能自愿为城堡、武器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事项支付费用。如果这一主张是对的，那么它将能够解释这一时期为何内战频仍。

中世纪统治者在战争上耗费巨资（事实上，他们似乎很少在其他事务上花钱），这意味着战争的每一个面向都对经济趋势有着重大影响，反之亦然。

税收制度的改善（当然，“改善”是对统治者而言的）使军事支出得以可能，而战争十分需要此类改善。在 10 或 11 世纪，一个地主也许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以修建一座简朴的城寨城堡—由一个土丘、一堵或数堵圆墙，以及中央作为最后撤退点的防御塔楼构成——但较逐渐攀升的战争成本而言，地产收入不过杯水车薪。

随着拥有土地对君主而言变得没那么重要，统治者们变得越发富有创意。英国国王征收古老的土地税，经营空置的主教区，从铸币中获利，收取一切能想到的封建应缴款，为发动十字军向信众征税，并奠定了转向普遍征税的基础。

这一模式——因战争而产生的税收现代化——也可见于法国和西班牙。在法国，1180 年至 1290 年间，普通财政收入从 86,000 图尔里弗尔 * 增至 400,000 图尔里弗尔，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用于资助战争和十字军的特别税。西班牙王室也达成了类似的结果，通过货币贬值进一步扩充国库。君主的权力和财富俱增。

只有神圣罗马帝国没有遵循这种模式，因为帝国“政府”缺乏强制支付的手段。

君主因而能够获得建造城堡和军队的资金，使战争成为强者的专属，普通贵族无法与之匹敌。但这也需要时间。

中世纪的欧洲君主几乎没有合法的征税权力，其组织和制度也太过薄弱、杂乱无章，无法维持稳定的资金流。用付款替代服务的做法很普遍，但由于掌控起来格外困难，这种做法在 14 世纪消失了。

然而，王室财务官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他们向城镇收取特许费，接管教会财产，行使征用权，用现金以外的手段购买物资，贬值货币，借贷，摊派公债。然而这些仍然不够，战争蚕食着国家的财富。

本章将以如下形式展开。我们首先围绕以城堡为基础的战事，研究机会成本的概念。其次，我们将介绍城堡的数量，尤其是与英王有关的那些。然后，我们将评估建造城堡的成本，并说明为何尽管开支巨大，收益仍高于成本。

军队并非无关紧要，但其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最后我们将讨论，除了机会成本原理，城堡建造史还体现了哪些经济学原理。

*    图尔里弗尔（livre  tournois），中世纪法国流通的货币之一，也是早期现代法国使用的一种计价单位。

机会成本是一项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这一成本并不是购买某件商品的花费，而是指本可购买的其他选择中价值最高的一项。

例如，在此时阅读本章节，意味着放弃利用时间从事其他事情的机会——比如阅读其他书籍、下厨、打扫、赚钱、和家人共度时光，或者单纯享受静谧的闲暇。做任何事，都意味着放弃做其他事情的机会，这就是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原理虽不难理解，却又难以应用，部分原因在于，每个人为替代的行动方案赋予的价值都不同。就战争而言，机会成本可以应用于数个层面。这里考虑的层面涉及支出决策，不过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并非事情的全部。

20 世纪，政府支持战争的能力大大提升，但不断变化的技术使选择过程变得更加艰难。

首先，必须决定购买哪种武器系统，这在军队内外引发了争议。军中的不同部门纷纷争抢资金，竞争有时甚至蔓延至部队之外。重大计划引来外界关注，而支持的声音可能时涨时落。例如，美国的 B-1 轰炸机由尼克松—福特政府批准，后被卡特政府取消，又经里根政府重新批准。

第二，技术变革带来的潜在成本不断增加。更大型的计划自然需要更多资金，但当今武器的性能和强大战力已经发生了变化。军用飞机的性能和成本都迅速攀升，以至于某次计算曾预言会出现“独一架飞机的空军”——仅此一架天价飞机，就足以掏空全部采买预算。选择这种路径，就失去了一切发动现实战争的机会。

机会成本原理的另一应用层面是作战领域。一支被派往北方的部队无法同时向南行进。部署在某区域以抵御进攻的后备部队无法在其他区域抵御另一场进攻。

军方领导人试图避免或至少缓解这一难题，例如，将决定性的部署延宕至最后关头。当然，最终还是要做选择，不过，通常是在关键时刻保留了强大后备力量的一方在战斗中取胜。

另一个方法是让敌人难以防守，例如，通过机动部署使敌人不知所措，直到为时已晚。改进机动性也是缓解机会成本问题的方式之一，因为良好的机动性能够进一步延迟最终的决策。但是，选择必须做出，次优的选项必须放弃，因此，机会成本总会产生。唯一的问题是，被放弃的这一选项究竟有多大价值。

当然，机会成本可以很低：移动缓慢、能力低下的部队可以被“完全消耗”，而无需放弃什么高价值的机会，至少从指挥官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在那些受决策影响的士兵眼里情况则并非如此。

所有这些分析都还只停留在表面。机会成本原理在战争中还有其他应用。发动战争的决定也许是最重要的。应考虑多种机会，如打不同类型的战争，考虑选择发动或解决冲突的非战争选项。

在军事体系中，不同“选择者”面临的机会成本不同。对于统治者、最高统帅、下级军事指挥官和普通士兵来说，侵略性或任何其他性质的军事战略所涉的机会成本也都不同。这一原理看似简单，应用起来却有着几近无限的潜在复杂性。

即使将机会成本原理的应用限定在一个方面，例如中世纪盛期的城堡建造，也涉及许多困难。中世纪的税收、预算和支出情况只能用 “毫无章法”来形容，由于缺乏记录，至少看起来如此。

若能了解中世纪君主们在本国防御工事上的花费， 那将非常有趣。众所周知， 城市为建造城墙、构筑壁垒、挖凿壕沟投入了大量资金。不幸的是，完全没有这一时期与费用相关的资料。

上述引文出自一部这一时期军事史的权威著作，揭示了该研究所遭遇的一些挫折。幸运的是，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关于确切数值的争论还将继续，但中世纪防御工事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本成本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推算。

关于总体费用并无太多争议。中世纪统治者在支付战争费用方面遇到的困难最大，而强大的君主——尽管最初有更多的启动资金——也面临同样的麻烦。“所有人都被迫采取极端的权宜之计来实现收支相抵。

”雪上加霜的是，拥有更多的权力和领土，也就有更多东西需要保卫。城堡和军队都很必要，因此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筹集资金。“从西塞罗和塔西佗的时代到 15 世纪乃至以降，作家们总说，若无军队，国家便无宁日。若无军饷，便无军队。而若无贡金，军饷也无从谈起。”

寻找资金导致了一种“更接近掠夺而非税收的制度”，这绝非比喻。例如，在英格兰，商人有时会被没收货物， 直到他们缴纳“ 税款”后才予以归还。然而，这永远都不够。

战争促进集权

尽管拥有英格兰史上最强力的税收制度，爱德华一世（1272 年—1307 年在位）仍不断超支。1294 年至 1297 年间，英格兰与苏格兰、法国和威尔士开战，需要征收繁重的战争税，信众和神职人员因而一齐反抗，引发了一次严重的宪制危机。

这不仅仅是王室的贪婪使然，糟糕的政策是另一重诱因。在爱德华统治的最后几年，王室司库（负责军队开支的部门）的账上甚至难有千镑，而在其统治初期，该机构可以一次性向出纳员拨付 5,000 英镑。

信贷也并非长久之计。自 12 世纪以来，信贷制度在整个欧洲稳步普及。爱德华一世动了心，采取了两步措施：他先从银行借钱，然后不还，至少不完全还。他通常从意大利银行家那里贷款，其主要债主里卡尔迪银行，未能收回 18,924 英磅借债；弗雷斯科巴尔迪银行差了 25,000 英磅。

然而这也只是杯水车薪：爱德华一世在死后留下了约 20 万英磅债务，几乎是王室岁入的 4 倍。公正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国王的政策，这位国王不仅频频发起战争，他所奉行的政策也几乎必定导向更多的战争。

不难意料，和平时期使得财政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但事情的真面目不仅仅关乎国王过度且公开的好斗行为。更有意思的是，尽管在法国、威尔士和苏格兰反复征战，他仍选择倾尽钱财，建造城堡。

本文节选自《城堡、战役与炸弹：关于战争的七堂经济学课》，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是别开生面的“战争经济学”著作，有助于大众从经济学角度加深对战争决策的体会，推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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