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嘉明
著名经济学家，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曾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工业发展官员，曾任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自1984年开始，持续六年，《走向未来》丛书目标出版一百本，实际一共出版了七十四本，每本发行几万乃至几十万册，曾经产生过难以想象的影响力，形成了极为独特的《走向未来》丛书现象，至今余波还在。在过去十余年间，有学者开始以该丛书作为研究主题，至少在“中国知网”上能够找出相关文章四十篇以上。值《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四十周年之际，本文以一个参与者时隔四十年之后的历史视角，对该丛书的历史价值予以审视和评论。
1978年12月中国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是突破传统和僵化的思想束缚；其二是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理论。1980年代，不仅是中国改革与开放的至关紧要十年，而且是中国民众接受”思想解放”洗礼的关键十年。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11月30日至12月7日，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科学院主持，并得到安徽省委大力支持，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了“全国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联合学术讨论会”，同时举行了“中国未来研究会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达到五百多位。这次会议推动了与会者对于未来研究的关注和认知。也是1980年，世界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出版。1983年1月，托夫勒夫妇访问中国；同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第三次浪潮》中译本，当年年底加印十万册，此后数年发行数百万册之多。该书提出由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社会各方面变化的思想，在中国各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中国大地燃起”托夫勒热”。10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未来，不仅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而且成为全民共识和国家共识。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加剧了这样的共识在全国中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的传播。这个时候，思想解放的局面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不仅处于短缺经济状态，而且并存着现代知识及其产品的短缺状态。一方面，被思想解放唤起的民众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阅读渴望，群体性阅读需求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汇聚成一种崭新的社会能量；另一方面，尽管文革期间被封禁的大量书籍得到解禁，仍然没有可能满足全社会对于各类学科知识书籍的需求，加之出版界的书籍产出在质量和数量的严重滞后，形成全国性“书荒”。《走向未来》丛书酝酿和筹措于1983年，其后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第一批共十二本书籍。因为内容丰富和形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以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与精神需求。撰写于1983年6月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编者献辞〉对丛书的宗旨做了如下描述：”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知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这篇〈编者献辞〉引用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导言中一段著名的话，“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以增强文字的庄严感。此外，还通过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话，将“人类的福祉和尊严”作为丛书的根本性目标。《走向未来》丛书，将知识和那个年代的理想、精神和激情结合在一起，应运而生，自然产生了超过预期的社会反响。发起、组织和编纂一套丛书，绝非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完成的。《走向未来》丛书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强烈的团队意识，成立了一个具有共同理念和包括主要学科的编委会。编委会主体成员年龄约三十至三十五岁，且彼此之间相互熟悉。第一届编委共二十一人。在这一批编委中，属于经济领域的占很大比重：王小强（1952- ）、王小鲁（1951- ）、尹蓝天（1960- ）、朱嘉明（1950- ）、何维凌（1944-1992）、张钢（1948- ）、翁永曦（1948- ）、黄江南（1950- ），占比38%，可见那时的经济学是“显学”；属科学哲学领域的有：刘青峰（1947- ）、乐秀成（1946-1992）、朱熹豪（1947- ）、樊洪业（1942-2020）、贾新民（?-2001）、阮芳赋（1935- ）；还有政治科学领域的严家其（1942- ），出版界的董秀玉（1941- ）和陈子伶（1942- ），美术界的戴士和（1948- ）。1986年3月，在第一届编委基础上增加三人，形成第二届编委会。《走向未来》丛书设有主编和副主编：第一届主编包遵信（1937-2007），副主编金观涛（1947- ）和唐若昕（1955- ）。第二届主编金观涛，副主编陈越光（1953- ）[1]、贾新民、唐若昕。金观涛因其博学并出版了代表作《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与刘青峰合着），而为当时中青年知识份子所尊重。金观涛始终是丛书的核心人物，为丛书倾注了大量心血。《走向未来》丛书最初设置了七名顾问，他们当时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辈。其中，代表科学界的是严济慈（1901-1996）和钱三强（1913-1992）；代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是陈翰伯（1914-1988）和侯外庐（1903-1987）；代表中国经济改革的是杜润生（1913-2015）；代表青年工作的是张黎群（1918-2003）和钟沛璋（1924-2021）。严济慈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创始人之一，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和物理专家，陈翰伯是中国出版家，侯外庐是历史学大家，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张黎群是《中国青年报》的奠基人，钟沛璋是青年问题和新闻领域专家。在那个历史时期，这样的老中青跨界组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互补，无疑是天衣无缝的。丛书是指一系列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书籍，而《走向未来》丛书共出版七十四本，选题坚持多元化、跨学科、前沿与历史结合等原则。大体分为经济学、科学哲学、语言学、信息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类别，包含原创、翻译及编译三类作品形态。可以说，该丛书是那个时代的一项思想工程。在经济学类别中，既包含介绍古典经济思想，如《看不见的手——微观经济学》、《凯恩斯革命——宏观经济学》；也有面向现实经济方面的著作，如《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没有极限的增长》和《增长、短缺与效率》；还有探讨中国现实经济重大问题的著作，如《现实与选择——当代中国工业的结构与体制》、《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探寻新的模式——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主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革》，以及引入新分析方法的《经济控制论》和《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以《增长的极限》和《没有极限的增长》两本书为例：前者是西方著名未来学研究团体“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的第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在人类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增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其他一些要素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长是有极限的，这在当时曾对许多西方国家的未来预测及长期战略的制订产生重大影响；后者是对《最后的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一书的编译，而原书对于增长持有乐观态度，与前书主旨大异其趣[2]。在科学哲学类别中，包括《整体的哲学——组织的起源、生长和演化》、《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理性主义》、《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第三次数学危机》、《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等。其中《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Ludwig Wittgenstein: An Introduction to His Philosophy），以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为主线，以思想发展过程为序，串联起逻辑与实在、逻辑与语言、可言说的和不可言说的一系列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学内容，很可能是在1980年代较早介绍维特根斯坦的中文专著。又如《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The Tao of Physics: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分析了现代物理学理论，并介绍了诸如印度教、佛教、道家、禅宗等东方哲学，让读者从现代物理学和东方文化传统中汲取综合养分。在信息学、语言学、心理学类别中，包括《GEB——一条永恒的金带》、《语言学与现代科学》、《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弗洛伊德著作选》。其中《GEB》一书是对美国作家、普立兹奖（Pulitzer Prize）得主侯世达（Douglas R. Hofstadter）《哥德尔、埃舍尔、巴赫：一条永恒的金带》（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的编译，精炼地反映了原著关于哥德尔（Kurt F. Gödel）的理论、埃舍尔（M. C. Escher）的美术作品和巴赫（J. S. Bach）的音乐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工智能、生命自我修复和人类思维的 奥秘。在社会学类别中，有《定量社会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发展社会学》等译著。以《定量社会学》为例，此书为《定量社会学的概念与模型》（Concepts and Models of a Quantitative Sociology: The Dynamics of Interacting Populations）的编译本，是中国第一部介绍定量社会学的著作，简要论述了协同学（Synergetics）和定量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模型，用计量方式讨论社会舆论的形成、人口动力学、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战争与和平等社会学问题。在历史学类别中，包括《悲壮的衰落——古埃及社会的兴亡》、《探险与世界》、《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信念的活史：文身世界》、《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计量历史学》等。以《悲壮的衰落》为例，此书运用现代系统论和组织理论，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古埃及社会结构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四种人类社会演化的典型模式，即静态停滞型、超稳定系统、灭绝型和取代型。在政治学类别中，包括《西方文官系统》、《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浅说》、《以权力制约权力——西方分权论和分权制评述》、《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等。以《在国际舞台上》为例，此书简明介绍了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各种学派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并评估这些理论的得失与缺陷。法学类别的代表作是《昨天 今天 明天——新技术革命与国际私法》。该书简明介绍了在新技术革命中应该采取的国际私法对策，涉及对于国际贸易状况的分析。《走向未来》丛书还有艺术和美学领域的著作，包括《艺术魅力的探寻》、《画布上的创造》、《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等。以《艺术魅力的探寻》为例，通过探究艺术魅力的本质，加以静态分析、动态考察、群体分析、方法论研究以及例证分析，对艺术魅力这一主题做系统性研究。《走向未来》丛书特别关注“人”的主体中心地位，包括《人的发现——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人的哲学——论”科学与理性”的基础》、《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人的创世纪——文化人类学的源流》五本着作。以《人的现代化》为例，它是《走向现代化》（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一书的编译本，探讨了现代与现代人、现代化与社会、家庭生活中的现代主义、促成人现代化的因素与环境、农业与人的现代化、个人现代化的行为表现、个人现代化的过程和个人现代化的未来等问题，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回答“如何才能成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人”。《走向未来》丛书没有忽视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包括《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以《儒家文化的困境》为例，分析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文化心理、认识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次，认为近代儒家文化因为缺乏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所以近代正统士大夫始终禁锢于传统文化心理的意识网络之中，对现代知识丧失学习能力，最终沦为阻碍历史进步的保守力量。影响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庚子事变”就是一个例证。在19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并非唯一出版的丛书。据统计，那个时期各类丛书总计数十种之多[3]。其中，1987年甘阳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问世，至1995年为止，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八十四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走向未来》丛书所产生的当时和历史影响无疑是最为显著的，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丛书的作者集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最前沿思考；丛书的社会效应推动了不断扩大、积极和进取的作者群。二、选题丰富，填补当时中青年读者群的多样化知识需求的大量空白；丛书之间存在深刻的逻辑关联性。三、内容前沿和创新，倡导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四、本土学者为主，译著为辅。丛书中的译著二十四种，本土著作五十种，后者是前者的两倍。五、篇幅适当，控制在十至十五万字之间，极大缩短阅读时间，有助于读者提高阅读效率和理解程度。六、开本适度，封面与插图新颖。丛书采用一种狭长的小32开本，读者携带和阅读方便；整套丛书的封面和插图在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主导下，以黑白抽象画风吸引了广大读者群。七、丛书的出版发行规模不断扩大，产生正反馈效应。八、丛书一度成为中青年知识分子交流的“符号”，他们因为丛书构成了相互交流的共同话题，彼此可以拉近思想距离，形成一种近乎罕见的“场域”。除了以上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和作者都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份子，通过丛书，展现了全新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为中国在1980年代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将走向何处”——直接和间接地提出了一种应答和解决方案，形成丛书、丛书作者和读者群持续互动，激发了一代中青年知识份子的思想解放，并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我们将《走向未来》丛书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Very Short Introductions）、企鹅出版社的《伟大的思想》（Great Ideas）加以比较，有助于从国际视角认知《走向未来》丛书的历史地位。《牛津通识读本》是从1995年开始出版的系列丛书。这些书是对特定主题的简明介绍，面向普通读者，但由专家撰写，大多数都不到200页。虽然作者可能会提出个人观点，但这些书旨在“平衡和完整”以及发人深省。《伟大的思想》是从2004至2020年出版的一系列非小说类书籍。该系列中包含的标题被认为具有改变世界、有影响力和鼓舞人心的意义，涵盖的主题包括哲学、政治、科学和战争。该丛书分为六个系列，每组二十本书，每本书约120页，大多数都包含一篇著名作品，通常由一位非常知名的作家撰写，其中一些略微删节。从三种丛书的比较可见：第一，目标对象差异。《牛津通识读本》和《伟大的思想》两套丛书的主要目标是向大众普及知识、传递思想经典，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和思维能力。其中，《牛津通识读本》着重于各个学科的基础知识普及，帮助读者在广泛领域获得“通识教育”；《伟大的思想》则将西方哲学、文学和思想的经典著作简化成易读的形式，旨在启发读者进行哲学和人文思想的反思。相比之下，《走向未来》丛书不仅仅满足于让读者了解最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趋势，以帮助整个社会理解科技进步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而且以探索中国如何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寻找定位为目标。或者说，它不仅关注科技的未来，更力求为中国未来探路，被看作是一剂关乎中国前途的“药方”。第二，方法差异。《牛津通识读本》和《伟大的思想》面对个人的哲学思考或知识探索需求，侧重个人的思想启发与知识扩充，帮助读者在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找到智慧和力量，是知识的启蒙工具。《走向未来》丛书则通过全新的知识体系，让读者在理解中国现代化战略性选择的同时，勇于实践，推动中国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第三，历史作用差异。《牛津通识读本》和《伟大的思想》主要的作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大众的思维深度和知识水平，帮助人们理解复杂的思想体系、哲学问题和科学概念。读者主要通过阅读获得个人知识增长与思想启发。《走向未来》丛书对于读者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甚至可以延续终生。它的影响突破了知识学习的范畴，能够直接改变读者的世界观，是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的重要标志。第四，框架差异。不同于《牛津通识读本》和《伟大的思想》的固定结构，《走向未来》丛书的框架具开放性，允许更多思想和理论进入讨论。该丛书并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引领人们思考的起点，它激励了大量后续的学术和科普出版，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总体而言，《牛津通识读本》和《伟大的思想》丛书面向的是全球读者的知识启蒙与思维扩展，而《走向未来》丛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书籍，体现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不仅仅是一套科普书籍，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寻找未来发展路径的一次集体努力。这种结合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宏大视野，使得《走向未来》丛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了独特而重要的地位。1986年，《走向未来》丛书在继续出版的同时，创刊《走向未来》杂志，由丛书编委会主办，金观涛担任主编，王小强和陈越光任副主编。《走向未来》杂志的核心内容是科学和文化，不仅丰富了丛书体系的扩展，也为中国思想界提供了更多交流与讨论的平台。三十八年之后的今天，翻开这本杂志的任何一期，其上每篇文章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实在是令人震撼[4]。近乎在同一个时期，《走向未来》丛书还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令人瞩目的生命力、想象力和张力。例如1988年底成立了基于未来学本土化的“二十一世纪研究院”；1989年春，与中国文化书院、二十一世纪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共同发起，在北京香山举办了”五四与知识分子国际学术研讨会”，二百多位学者参加；并开始筹备”走向未来艺术节”。丛书一度成为了一个历史符号。但是，至19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未来》丛书悄然落幕，没能实现原来出版一百本的宏大目标。与此同时，《走向未来》杂志和其他正在筹划和实施的计划，也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这之后虽然仍有其他不同的科普出版物，但是像《走向未来》那样反映全球科技、思想和社会进程的系列性丛书已经不复存在。导致这一结局的根本原因是国内外大环境发生急速转型，社会与思想环境的变迁。在中国国内，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全方位崛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重心从精神转向物质，从知识追求转向为商业利益追逐。媚俗化、娱乐化、消费化冲击。在国际范围，全球化进入黄金阶段，互联网进入中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与世界的信息和知识交流模式愈趋多元化。今天回望《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的历史全过程，那是一个未竟的事业，是一种历史的遗憾。纪念《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四十周年，还应看到其历史局限性和从内容到形式的众多不足。最大的历史局限性是当时中国和国外的科技与人文科学的交流刚刚起步，作者群体和当时全球科技前沿和人文科学现实存在严重的信息差距，科学知识和人文学术的积累有限，加之彼此之间缺乏深刻的交流，尚不能提出丛书的长远规划。此外，由于丛书各个主题的选择和确定以当时中国思想环境和现实问题为导向，因而当这样的时代逝去后，丛书的影响力必然消散。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肯定丛书的历史贡献，它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维框架和国际视野。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探讨如何反思和借鉴这段历史经验，以求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挑战，继续推动与时俱进的思想启蒙和学习革命。因此，1980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不应成为历史的绝响。四十年之前，中国打开国门，实现了与世界的全方位融合；四十年之后，中国在经济崛起下，将对未来世界和人类做出其独特的贡献。
注释：
[1] 陈越光，1981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3月任《走向未来》丛书常务副主编，之后兼任《走向未来》杂志副主编，并主持了丛书和杂志的善后工作。现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西湖大学校董。其代表作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北京：三联书店，2018）。
[2] 为行文方便，不在正文中列出全部外文原著标题，详见本文附录。
[3] 参见Shallyce：〈八十年代出版的丛书系列〉（2011年4月4日），豆瓣网，www.douban.com/note/143636731/。
[4] 以1988年2月出版的《走向未来》杂志（总第5期）为例，首篇文章是金观涛的〈科学：以人为中心——论鉴别理论与经验可靠性之标准〉，还有顾昕的〈论科学的自主性〉、王德禄的〈奥本海默案件：美国的科学与政治〉，以及讨论相对主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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