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刘小样

故事树

这是一个女人间的故事。故事最初的种子来自一档叫做《半边天》的节目和一叠来自关中平原的书信。

从信纸上的文字到电视机里的影像，来自北方内陆平原深处的妇女刘小样，向主持人张越讲述了她对生活和所处环境的诸多不满。那是刚刚进入新世纪的2002年，那也是人们第一次在国家级的媒体平台，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女性的呐喊。「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的声音，如投入时代湖泊的一颗石子，击中了电视机前无数观众的心。

然而节目播出后，石子逐渐消失于湖心。此后二十年，人们没有遗忘那个身着红衣，颧骨处微微发红，仿佛始终发着低烧的女人：她后来怎么样了？她是否出走？她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2020年的冬天，铅灰色的天空笼罩萧索的关中平原。在平原深处一座砖红院落的大门背后，我见到了刘小样。

在小样的记忆中，我是她接待过的第二位「天外来客」。这位来客是当年电视机前的观众之一，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网络上搜索她的好奇者，是曾被她照亮和影响的人之一，也是一个以寻找故事和编织故事地毯为生的人。

在见到小样的那刻，我感觉门外的我更像是一位邮差。我送来外界的信件和包裹，其中包括与她失联十年的张越的问候，也包括观众们对她始终不移的好奇、想念和挂牵。

在开着鸡冠花的冬日庭院，小样告诉我，她在后院为猫咪波妞留了一扇窗，在前院给燕子一家留了一扇窗。或许也正是通过她给自己始终留着的那扇窗，我们得以进入这位普通中国女性波澜壮阔的半生。

犹如一场跨越时代、跨越媒体介质的接力，2021年夏天，人物杂志报道《平原上的娜拉》将刘小样的生命故事再一次推展到公众面前。这是继2002年《半边天》的呐喊后，红衣女性觉醒和出走之后的绵长故事。

再一次，刘小样用炭火般燃烧着的存在本身，打动了无数阅读这个故事的人。它讲述的是一个女性故事，但又绝不仅仅是一个女性故事。或正因此，这个进行中的生命故事，在20年后再度击穿地域、性别、文化、年龄、阶层的区隔，让许许多多读者感慨「我就是刘小样」「我们都是刘小样」。还有许多人为遥远的小样，创作了诗歌，音乐，绘画，教案，剧本。

再次站到潮水中央的刘小样，和二十年前一样静定。我们都以为，潮水很快就会退却。没人想到，热烈的讨论和传播在2022年突然再度出现。

或许是因为新冠肺炎蔓延带来的全球动荡，一种普遍的不安、迷茫、困惑，成为生存境遇和时代氛围的底色之一。在抖音、快手、b站、微博、小红书上，大量博主和账号从2022年上半年开始，再次对小样的故事和报道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传播。

一种奇异的矛盾也存在其间：出现在画质堪忧的久远采访视频中的刘小样，似乎是一个属于过去世代的「旧」人，然而时代的大手拂过，故事中的人再度被选中，历经新的接受史并穿越过急剧变迁的丰富时代地景，刘小样就这样成为一个罕有的既「旧」又「当下」的人类。

二十年，故事从种子长成大树。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永远需要故事。然而故事中心的人依旧沉默。她隐于潮水之后，对她再次出现所激起的回声和重重涟漪并不在意。人们熟稔朗诵她讲过的话，重复观看与她有关的一切。她依旧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

刘同学

「我还是想静静，在我的小花园里静静。」

2021年的报道，几乎没有改变刘小样的生活。她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律过生活。春天播种，夏天收麦子，秋天储藏粮食，冬天是漫长的农闲。

隔年六月，我在麦子成熟的季节再见到了小样。如果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冬天是雪花尘土的气味，那么第二次的见面是艳阳下麦穗干燥的芬芳。

她上身一件宽大的鹅黄衬衫，下身一条灰绿色的棉布伞裙，是她用缝纫机自己做的。她领我去看麦田，小狗欢欢跟在她脚边。甩着胳膊走向麦田的她，简直是一位田园诗人。

她的小花园，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玫瑰，百合，月季，格桑，三角梅，正在盛开。眼前如一位读者所祝愿的，「小花园年年万紫千红」。她还是不想看书，只愿意抄写诗词。抄写本的姓名那栏写着：刘同学。

女儿和儿子都眷恋着妈妈的庭院。女儿在两年间，结婚，生下自己的女儿。一家三代女性，生活在翻新后的庭院里，这让小样感受到幸福和充实。她记得有一天，女儿坐在沙发上熨烫衣服，她抱着女儿的女儿在出神。女儿突然说，妈，你刚才嘴一抿，好看得很，像个小女孩。

这几年，小样的花园成了村里的景点。早上散步的人经过，她在院子里，外头的人说，你看人小样这花弄的，好得很。儿子喜欢在网上给妈妈买花的种子。有时候，她去地里头看庄稼，给儿子发去一张图片，「你看这庄稼多好」，儿子回复，那就写首诗吧妈妈。

这些年唯一看完的书，是张越寄来的《秋园》三部曲。我说，你比我们见面那年茁壮了许多。「现在比前几年好多了，我现在有力量」，她说，力量来自她自己，「我这条路，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她只关心自己的试卷。不走捷径，不抄近道，不上高速，以自己的具身实践为桥梁道路、舟楫风帆，在大地上镌刻冲刷自己的生命河道。

「我觉得我可坚强。我那样的境遇，我那样的境况，我都过来了，那么那么辛苦，我都过来了，我可真了不起。」这是我第一次明明白白地听到她肯定自己。再没有什么比得上自己给自己的嘉奖。

回忆张越和我这两位不速之客，小样说，自己从小到大好像一直在找一个说话的人，「这个人来了，那我们就好好说说话，这么多年，我就没有好好说过话。」

刘小样家中花园

吃花

今年5月，我在北京见到张越老师。她告诉我，她将和优酷合作退休后的第一档个人访谈节目《她的房间》，第一期想拍小样我们三人的相聚。

7月中旬，我收到张越的留言：安小同学，8月20号前后你在大理吗？如果你方便，我带小样找你去。

这一天终于到来。大理漫长的雨季夜晚，我在火车站接到张越。她一个人推了两只箱子。夜里12点多，我和她靠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门外传来车门开关的声音，一个高大的女人跌跌撞撞进来，是小样，她张开大大的臂膀，眼眶已经红了。我们三个紧紧抱在一起。

我把从小区里偷来的一朵玉兰花和一束暗红的刺玫送给她。她从挎包里掏出给我们俩的礼物：早晨出发时，从小花园里摘下的一把盛放月季。

第二天是不安排工作的玩耍日。我们去爬苍山。那段时间，张越膝盖不舒服。上下山的大部分时间，小样搀扶着她的手臂。她们俩慢慢走在我前面。

我脑海中闪过2002年冬天她们的样子。一个红色外套，一个蓝色棉服。风雪中的她们，像是隔着大峡谷试图互相喊话的两个女人。

二十年后，她们并肩走在苍山的小路上。我们去看寂照庵的花，这是一个以种植作为修行方式之一的寺院。坐在寺院的咖啡厅，小样聊起在浙江昆山打工时，有一天为了弄清楚山茶花的名字，连续问了三四个路人。

活着却不知道身边的花叫什么名字，她觉得「这不对劲」。如果人类连这么美好的造物都无视，「那我们岂不是辜负了它？」在困顿颠沛中，这个女人依然不愿意辜负一朵山茶花。

寺院咖啡厅窗外是一片山坡。坡上遍植雨季开放的绣球无尽夏。紫色之上，是高大的紫矿树林。最早是小样发现了那只胖胖的红腹松鼠。

它趴在林冠层，用两只前爪捧着桔红色的紫矿花朵在啃食。小样快乐极了，手掌重重拍打墙壁，「哎呀呀呀，它在吃花，快，快，快拍下来！」

但此刻是指望不上她的，白天她几乎不用手机，只有晚上回到酒店才会拿出来看看。胖松鼠衔着红花在树枝之间腾跃，小样的心也被它们带走了，「下来，下来，下来有花儿，太好了，第一次看到吃花的松鼠。」

工作日准时到来。8月21日早上，一走进她们的酒店，我自动连接上一种焦灼的无线氛围。

前一晚的工作会，张越告诉大家，她唯一的不安是能否与小样一起再次跨过这座山，她们能否再度完成一个好的谈话。我能共感张越内心的焦虑不安。我也在小样身上看到同样的压力痕迹。不说话的时候，她右手包住左手，手指反复在皮肤表面摩擦。

摄像，收音，监听，一切就位。二十年了，她们终于走到山林海间，面对面坐下。

巨大的不真实感包裹住我。当年，我是坐在深夜电视机前的一个观众。现在，我成为这场重逢对话的现场目击者之一。这是真实的吗？生命的脚本究竟如何写就？我们又是如何抵达这里的？

我挪到摄像机不会拍到的最近处，不想错过她们的每一句话。

奇迹时刻

那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完美下午。原本节目组预计，这次对话可能会因为紧张的状态，分成几天才能完成。可是小样让所有人意外。那天下午，她看不到张越之外的所有人，看不到环侍的镜头。她没有一丝疑虑，没有像二十年前那个雪夜一样想要彻底消失。

回望半生，她将一路跋涉求索，日夜开采内心矿藏，年复一年「用石头打磨石头」的兴奋、快乐、艰辛、跌宕、搓磨、盘旋，不打折扣，原原本本，极高分辨率地向故人回溯与讲述。

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摄影师在现场不住地微笑——为他们听到的美且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她是我们真正的「天才女友」。

二十年前，雪花簌簌落在两人的肩头，她和她在反复的问答中探询自己和所有人存在的目的和正当性。二十年后，横断山脉的澄澈阳光打在她们身上。在她们的正前方，太阳正透过云层，勾勒出苍山山脊也勾勒出所有人的轮廓。

对话完成的那刻，她的脸烧得通红，她坐在地板上，张开双臂朝张越喊：「张姐，你快抱抱我！」

从来，我们都是彼此的桥梁和道路，彼此的渡口和港湾，也是彼此的火把和星光，彼此的舟楫和灯塔。我们通过不懈发送生命的电波，隔着或远或近的时空，读懂了彼此生命的语法。也在荆棘和花朵交替的路途，确证了此生的地球任务，矢志成为朝向「自由」和「美」不断进化的个体。

那个下午也是一个奇迹密集降临的下午。

小样带来了自己抄写的二十多本读书笔记。在采访的后半段，她抽出一本作业本，给张越朗诵契诃夫《三姐妹》中的几个段落：

「活着而又不知道仙鹤为什么会飞，孩子为什么生下來，天上为什么有星星………要么知道人为什么活着，要么一切都不值一谈，都无所谓。

人类需要这样的生活，要是这种生活现在还没有，人就必须预先体会它，期待它，渴望它，为它做准备……

我常常想要是重新开始生活，而且是自觉地生活，那会怎么样呢？但愿头一次的、已经过完的生活是所谓的草稿，而第二次的生活则是誊清稿！到那时候，我们每个人，我想，都会首先极力不重过老一套的生活，至少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生活环境，安排像这样的住处，有花，有大量的阳光……」

「你听！」她提醒张越，「他最后说，『有花，有大量的阳光』，这对着呢，这说的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他虽然是俄国人，但他说的话，咋跟我想法那么接近。」

那一刻，现场每个人都与小样发出的频率共振了。三年前，《平原上的娜拉》刊发后，我参加播客《随机波动》的录制，在那期节目的结尾，我几乎念诵了和小样一样的段落。

奇迹还在继续降临。等我们从室内来到洱海边的狭长湿地，节目组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一位中年女性正坐在海边草地上阅读《月亮与六便士》。就在两个小时前，张越和小样也在对谈中讨论了这个故事。

张越和小样坐在海边的椅子上继续聊天。她们说起当年的红色外套和电影《红衣少女》，几乎同时刻，一位身穿红色毛衣的渔民大姐，撑着船篙驶过她们身后的海面。

这是每年一度的开海季。傍晚时分，渔民们拖着渔网驶入洱海深处。张越和小样聊起她们都爱的《老人与海》。拍摄快结束的时候，洱海对岸竟然出现了一道彩虹。

Puhpowee 

但我心头的谜团还是没有解开。究竟是何种力量让小样终于愿意推开家门赴约？拍摄的最后一天下午，休息的空档，我俩躺在草坡上晒太阳。

我问小样，这次怎么愿意出来了。她说，「就感觉所有的事情都是到了点了，突破点，22年的一个突破点。2002年的时候，我吓死了，回不过神来。这次就觉得一切到点了，自自然然的，然后水到渠成，这次突围就不用很大的劲儿。」

「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又想说话了？」

「我和张越姐联系上后，打了几次电话，每次叨叨叨一个多小时。最近一次她打电话过来，今年春天，下雪，我刚好到地里去了，雪下得大得很，她问我说话方便吗？我说我的天哪，我说你这家伙电话打的，你好像知道我这会儿在地里。然后我就在雪地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雪大，把小麦都盖住，我就想跳着舞说着我的话，我走来走去，我说你知道吧，我这会儿一个人在雪地里，你听，我在雪地里走路嘎吱嘎吱的声音，你听，然后说，你看见吗？现在的雪好大，地里就我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就我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太好了。你听，我在踩雪，你听到了吗？」

小样说，就是那次雪中的电话，「走出感觉了，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像是火山喷发，后来我就想这样跟人说话了，就火山到了喷发的时候了，谁也挡不住，自己都挡不住，挡不住，岩浆要出来。」

我问张越，那个大雪中踩雪的电话，你在那头听到融化的声音了吗？她点头。她回忆，那个雪中的电话是她这几年间最高兴的一个时刻。挂了电话，她「觉得轻松了，放心了，不然老有一个地儿揪着心」。

我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

北美的原住民植物学家，从浩瀚的民族历史中打捞出一个词汇：Puhpowee。古老的印第安人用这个词描述「让蘑菇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的力量」。西方的科学系统中没有这个术语，但它准确又神秘地命名了一种美妙莫测的生命力量。

我想，Puhpowee也是让小样从厚厚的雪层下冒出来的力量吧。尽管我们用尽力气，有时只是完成了最普通的生活。在这个钻出地表的过程中，我们三人的生活都有了新的展开和变化。

小样不再惧怕摄像机和陌生人的注视。她真是一个十足十的狮子座。这个八月初，她刚刚过完56岁的生日。她说她很少哭了。四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走后，她说她没哭。她还正视了自己对交流的渴望。那扇留给自己的窗，其实一直是一种对话的邀请。

很长一段时间，读书和写字令她痛苦。她把书籍藏在卧室的门后积灰，她烧掉所有自己写过的字句。和费兰特笔下的莉拉一样，自我消除，浪掷天赋，不以之兑换声名。

最近两年，在抄写诗词之外，她又能看书了。上个月她告诉我，她重新打开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从云南回来后，能看懂了。」儿子也说这套书特别好，妈妈快看吧。

书柜正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从卧室门后来到了前厅的整面墙，每位客人一进门就可以看见的位置。只有一个变化令我意外——我以为会一直永远陪伴在她身边的小狗欢欢，在某一天决绝出走了。据说是为了爱情。

张越从央视退休，重新开始上路采访。她依旧对世界和人充满好奇。作为不同世代的记者，我们走过了极为相似的道路。如果不是厌倦了ta人和书本上的二手三手经验，当年她不会辞职在家憋了两年，最终创办了《半边天》周末版。我也不会走出校园，成为一个记者。

时代的季风塑造陆地和河流的形状，行动和做事是唯一的船桨。退休后的一年里，张越参加了很多档节目的录制和主持。《她的房间》共享《半边天》的基因，但它们是两棵独立的树。

两棵树所处的海拔、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已经大为不同。今天，麦田已不再需要农人躬身收割，人们不再如当年那样郑重打开电视，记录者们不再密集地背着行囊风尘仆仆奔往现场。

但纵使时代肌理更换，媒介变迁，故事仍是不灭的篝火。

重生

我们相聚的最后一天，有半天是在晒太阳喝咖啡中度过的。我和小样调转话筒，向张越发射问题。

印象最深的，是她生命中的两次出走。1988年，张越从首师大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密云郊区的一间中学做英语老师。

那是八十年代末，一个年轻的文艺青年在山里的中学待得别扭。有一天，她教完了几个新单词，跟学生说你们自己背会儿，我等会儿回来测验。她走出教室，沿着村道一直走到外面的公路。她在公路上越走越远，一辆大货车开过来，她问卡车师傅：您去北京吗？我想搭您车回北京。

一个刚分来的年轻女老师就这样失踪了。没有打招呼，没有请假，宿舍里所有东西都在原地。张越就这样跑了。

后来，她偶然以主持人的身份进入《半边天》。做了两年后，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她觉得自己每次在演播室里「耍一些语言的花腔，但它们跟真实生活没一点关系」。她不能接受自己占用一个公共资源和平台，却不提供公共价值。

就像那一年她不管不顾依靠直觉从教室中出走了一样，1997年的春节后，张越径直去找领导辞职。领导问她为什么，「我觉得特没劲」，领导问她要做什么节目才有劲，「我不知道。」

此后两年，张越蹲在家里，她想搞清楚自己究竟要做什么，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在不停歇的自我质询和盘问中，新千年到来了。她似乎捉住了自己想要的轮廓，那就是汹涌人潮中，每张脸背后的普通人的故事。

2000年，张越回到《半边天》，创办周末版栏目——张越访谈。她真正的职业生涯，在这次出走和归来之后缓缓展开。

我想起两天前，摄制组去拍外景。那是214国道边一个种着高大核桃树的院落。核桃快成熟了，墨绿果皮的表面，已经看得清丝络。

面对摄像机，张越坐在核桃树下，讲述另一个女性生命中的那次重要出走。这个女性是作家伍尔夫在讲座中虚构的一个人物，她是想象中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她拥有和哥哥一样的禀赋，但同样出走的两人，却走向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向大学的女生们讲述了这个虚构的妹妹的故事。而这也是张越新节目的名字的由来。

一百多年前，当讲述完虚构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后，伍尔夫曾告诉讲坛下的大学女生们：

「你们不要去莎士比亚的传记中去寻找她，她很年轻就去世了。现在我相信，这位从未写过一个字、被埋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依然活着。她活在你我的心中，也活在今晚不在场的其他女性——因为她们在洗碗、哄孩子入睡——的心中。然而，她依然活着，因为伟大的诗人不会死去，她们一直都在，只要有机会，她们便会亲身降临与我们同行。」

而「重生」的前提是，「当我们都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和写出自己真实想法的勇气……当我们可以直面事物本身，观察天空、树木和一切……当我们的关系不再局限于男女之间，而是与真实的世界相连，那么机会就会来临，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逝去的诗人，将激活她沉睡已久的躯体，重获新生。」

在伍尔夫讲述完这个故事的一百年后，在张越接力复述完这个故事的下午，小样也坐到了树下看书。阳光透过核桃树的巨大树冠，罩在她和她的四周。我看到无数的「她」，无数的过去历史和现实当下的「妹妹」，在那一刻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