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对我国悠久历史的深刻概括，科学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命脉和价值追求。北京，作为承载千年历史的古都，拥有丰富的城市营建史。作为燕、蓟、辽、金、元、明、清以及新中国的首都，其都城营建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不仅彰显了北京作为中华之都的独特魅力，而且加深了我们对历史的自觉认识，坚定了文化自信。
绵延不绝，贯通古今——中华之都的连续性。北京，作为“中华之都”，承载着千年的城市营建辉煌历程，其城市形态与营建规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与发展，铸就了贯通古今的北京风貌。西周时期，燕蓟建都奠定了北京城市发展的基石。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展现了早期都城规划的雏形，其水系选址、轴线意识、夯土技术、青铜礼乐文化等为后世北京城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蓟国在今广安门附近建都，其城址历经战国风云、秦汉统一、魏晋南北朝更迭，至唐代发展为地方重要州城——幽州城。辽金时期，北京的都城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实现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金中都继承和发展了中轴线布局，并保留了辽南京的部分建筑，如延寿寺、悯忠寺等。金中都外城西南城门——端礼门的考古发掘取得重要进展，发现了城墙、城门以及城内道路、车辙等，反映了当时的城市布局和繁荣景象，其命名也体现了金朝对中原儒家文化的认同。元大都的建立，标志着北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大都市，为明清北京城的建设提供了重要蓝本。明成祖迁都北京，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建明北京城，奠定了此后数百年北京城的格局。明清两代最终形成了以紫禁城为中心、“凸”字形的城市布局，并以中轴线、琉璃瓦、红墙等元素彰显皇家威严和“中华之都”的政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正式被确立为首都，其作为“中华之都”的政治功能得以全面展现。由此可见，北京都城营建史连绵不断，贯通古今，充分彰显了“中华之都”的深厚底蕴与有序传承。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中华之都的创新性。“中华之都”自建立以来，始终秉持创新发展的理念，与时代同行，其都城规划设计与具体建筑设施的构建，均深刻彰显了其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自早期的燕蓟，至隋唐幽州城，城市设施持续精进，城市轴线亦日益凸显。辽金时期，城市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辽南京在继承唐幽州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和改造，形成了“宫城—皇城—外城”三城环套的独特布局，金中都的建设则更加注重中原传统文化，继承并发展了中轴线布局，同时在建筑技术和材料上也有所创新，采用砖石结构代替夯土结构，提高了建筑的耐久性和防御力。元大都则确立了南北贯穿的中轴线，并融合汉、蒙、西域等多民族建筑风格，其宫殿建筑更是融合了斗拱、穹顶等建筑结构。明清两代在都城建筑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均有创新，明代北京官式建筑多用砖渣层和素夯土交替夯筑的基础，清代则普遍采用三合土基础。箭扣长城的“空斗墙”建筑方式和敌台顶部炮台设施的考古发现，进一步展现了明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创新性。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都城建设迈入崭新阶段，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亦高度重视城市文化与生态建设，于北京中轴线延伸线上精心打造了一系列生态文化空间，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国家体育场（鸟巢）及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等，充分展现了北京这座“中华之都”在继承与创新中蓬勃发展，日益彰显其独特的文化与政治魅力，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追求与不懈奋斗。
天下一统，多元一体——中华之都的统一性。辽金时期，北京作为都城，其营建规划逐步融入统一的国家都城体系，尽管辽南京和金中都由少数民族政权营建，但其都城布局，如坐北朝南、宫城居中、多城环套以及中轴线的雏形，都与中原王朝的都城规划理念相契合，体现了对中华文化和政治传统的认同。明清时期，北京城在城市规划上继承和发展了前代传统，形成了更加完善和成熟的都城模式，体现在三城相套与宫城南向之精妙设计、依水而筑之城池及其周边环境的精心规划、中轴线与街道网络的科学构建，以及商业市场的合理设置、城市水系与运河的蓬勃发展等方面。此都城模式深刻反映了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凸显了北京作为“中华之都”的统一性与多元性。地安门外市肆遗址的发现，展现了“前朝后市”的布局，体现了都城规划的统一性。明清北京城虽借鉴了《周礼·考工记》的思想，但也并非简单的复制，元大都的“左祖右社”布局和中轴线设置，都展现了自身的特色。此外，在建设“中华之都”的过程中，国家祭祀设施的营建亦被持续强化，体现了“国祭一体，天下一家”的核心理念。自辽金时期始，太庙、社稷坛等国家祭祀场所即被纳入都城规划之中，至元明清时期，北京都城中的国家祭祀建筑更是蔚为壮观，形成了以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为主体的坛庙体系，分别祭祀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形成了既统一又多元的都城祭祀空间格局，这一演变历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对于国家统一与世界和谐的执着追求，彰显了其根深蒂固的统一国家观与世界观。
汇聚八方，包容并蓄——中华之都的包容性。北京都城在建设历程中，持续吸纳并融合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独特元素，逐步构筑起独具魅力的“中华之都”营建典范。元大都的建设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深刻彰显了多元文化的汇聚与共生之势。其建设不仅促进了各民族居民间的深度交流与互动，还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人口的自由流动，强化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感。其宗教建筑方面展现了极大的包容性，从藏传佛教寺院到基督教堂、道教的天师庵，再到清真寺和蒙古巫觋立祠，充分展现了“中华之都”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北京都城建筑风格的多元融合，体现在皇家宫殿、民居四合院以及融合汉藏风格的雍和宫等各种建筑形式上，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城市景观。此外，北京都城在规划管理层面亦体现了对各民族文化的高度尊重与积极学习，通过设立民族学校，让各民族子弟共同学习与传承各民族历史文化，从而铸就了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文化格局。时至今日，北京已跃升为世界瞩目的国际性大都市，其在城市发展中持续融入世界文化元素，塑造出既现代化又具国际视野的都市风貌。北京中轴线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提升了其国际知名度，更为国际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通过“中华之都”这一璀璨的文化名片，北京始终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姿态与合作精神，积极与其他文明开展交流互鉴，充分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和合相生，互鉴共荣——中华之都的和平性。北京都城营建历程中，众多民族，尤其是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往互动日益紧密，共同致力于都城的构建与发展，彰显了对“中华之都”的共同构筑，当然，这里也伴随着各民族间或战争、或冲突的复杂交织。然则，这一切纷繁复杂的互动与冲突，均在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洪流中得以整合与统一，共同铸就了北京这一“和合相生，互鉴共荣”的中心城市，成为各民族和谐共处、商贸繁荣的重要舞台。金中都之规划，外城墙特设马面以增强防御能力，城门辅以瓮城以固安全，皇城之内角楼、武楼巍峨矗立，宫城周遭苑囿环绕，尽显皇家气派。至元大都，城市建设重心偏向民居、仓储、市场等民生设施，军事防御设施相对简约，体现了时代变迁下的新风貌。明清之际，北京城墙防御体系虽规模庞大，然其核心宗旨在于防御而非扩张，城墙上的城楼、角楼等建筑，更多地用于观景和警戒。箭扣长城敌台出土的武器装备和“隆庆四年题名鼎建碑”，也印证了明朝对边疆和平稳定的重视。同时，明清两朝设立鸿胪寺和理藩院等专门机构来管理少数民族事务，促进了民族交流融合，体现了“中华之都”对和平稳定的追求，民族关系亦由此前的对立冲突逐步走向共生共荣的和谐新篇章。如今，北京城市功能更趋多元，展览展示、文化活动等频繁开展，使古老遗址在保护中焕发新机，不仅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祭祀文化精髓，更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北京，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璀璨文化遗产的古老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重要力量。
北京，作为“中华之都”，其城市建设的演进历程，深刻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特征，这一历程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自觉认同，还进一步夯实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基石。同时，它也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所独有的迷人风采，以及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在当代北京的城市建设中，我们在传承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尤为注重中轴线的保护与发展，以及国家祭祀遗址的妥善保护与合理利用，这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对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高度重视，以及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的追求。
（作者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丝绸之路与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肖小勇 史浩成 陈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