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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讲述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少卿，从土耳其前后两个世纪经济发展的“失衡”切入，讲述了前现代社会的土耳其如何通过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式制度变革“坦齐马特改革”，实现了经济发展表现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一战后的土耳其又如何因为各种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导致经济增长的失衡，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三个重要结论和启示，以期为读者理解和反思土耳其经验提供重要见解。
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从理论和经验上进一步推进了此前诺思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强调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和组织的兴起是西方世界兴起的主要原因，也可以说，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失衡的世纪》，是一本以土耳其作为国家样本展开经济发展分析的著作，可谓是对今年诺奖成果的精彩注解。有趣的是，土耳其也正是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西莫格鲁的祖国，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也许他在土耳其生活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启发。
正如这本书的作者帕慕克所说的那样，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土耳其的发展成果并不十分突出，基本处于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的表现似乎更加可圈可点，尤其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表现，要远远好于土耳其。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放到一个更长的二百年的周期来看，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表现和中国是一样的，1820年到2015年间，土耳其和中国的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都是1.3%。当然，按照作者提供的数据，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土耳其在前一个世纪有更好的表现，而二战后则不尽如人意。这也正是本书书名的含义所在，土耳其的这两个世纪是失衡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过去两个世纪同样也存在失衡，只不过是和土耳其相反，中国在1820年以来的前一个世纪表现更差，而二战以后，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表现则要好得多。
对于这样的发展表现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绩效差异，作者分阶段详细地讨论了土耳其的制度和政策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前现代社会的土耳其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的中央政府很弱，而地方势力强大。国家能力建设的缺位，导致土耳其在19世纪初欧洲列强崛起的局面下处处落于下风。土耳其与英国在1838年签署了具有自由贸易性质的双边协议——这个协议类似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签署的《南京条约》。一年以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坦齐马特改革，这是一场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全面拥抱资本主义的改革。这个改革赋予了不同文化、种族、宗教信仰的人以平等的人身权，强调对私人财产进行保护，强调引入西方的海商法和审判制度，强调进行强化中央集权的税制改革，并且废除了农奴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无疑是土耳其在早期能够迅速启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条件。应该说，土耳其前一个世纪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表现更好，这次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式制度变革功不可没。不过，作者也指出，由于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进口工业品严重抑制了土耳其本国制造业发展。这一不利因素，为后来一战的失败及帝国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一战结束后不久，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通过民族独立运动获得了新生，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民主制度。这一正式制度的确立理论上有利于国家能力的建设，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作者的分析告诉我们，事实远非如此。原因在于土耳其早期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耳其的社会结构，从文化、宗教、城乡、内地和沿海等视角来看，土耳其依然是一个被严重割裂的国家与社会。在正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各种基于宗教、血缘和经济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不断地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导致政府出台的各种经济发展政策——也许其出发点很好，最终却变成了——用今年诺奖得主的话说——攫取性的政策，而不是包容性的政策。以二战后土耳其国家干预主义的进口替代政策为例，按照这一政策的设想，在收回关税自主权以后，土耳其政府通过适度保护措施，以促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得到加快发展，从而逐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内工业体系，将来就可以进一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但是，进口替代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实际上却变成了对本国具有强势政治影响力集团的资源倾斜与保护，国内市场难以形成充分的竞争，最终无法催生可以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力的土耳其企业，反而弱化了未来的发展潜力，并形成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局面，进一步撕裂了土耳其社会。
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触发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下、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项改革强调放松管制、减少国家经济干预，促进出口，等等。改革一定程度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尤其是1994年和欧盟签署的《关税同盟协定》，有效地帮助了土耳其加快融入欧洲和全球大市场。但是作者也指出，各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在这个阶段依然影响着土耳其的政策实施，并且形成了新的不公平现象。等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土耳其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而放缓，国内矛盾再次激化。在这段改革期间，土耳其的执政党本来按照欧盟的要求，强调建立遵守规则的各种制度和政策体系，以此希望能够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但是，新的矛盾激化导致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为了巩固政权，不惜破坏权力制衡的政治架构，转向威权统治，重新强化国家干预。2015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发现，只有那些能够迎合政府和执政党的商人与企业才能在这种环境下得到发展机会。一个轮回下来，土耳其又重新回到了强调民族主义和国家主导的政策体系，实在是令人感慨不已！
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中，为我们刻画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是如何因为制度因素而受到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这个影响从经济增长的核算上也可以得到明显的体现，那就是效率的改善，尤其是基于熊彼特意义的技术创新的效率提升，始终没有成为土耳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而实质上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成为了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也就是依靠资本数量积累为主而取得的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由于缺乏技术创新发展的后劲，等到后发优势利用到一定程度，低垂的果实被采摘完以后，就难以保持持续的增长动力。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去反思和吸取教训的地方。
帕穆克的这本杰作，为我们对土耳其过去两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展开了系统分析。我想，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制度变迁，尤其是正式制度变迁受到众多其他因素影响，如宗教、文化、社会关系网络、收入分配状况。土耳其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很重要。第三，政府作为正式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决策的独立性和能力建设不可忽视。土耳其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个不受各个利益集团所左右，能够从国家长远发展出发进行考量的政府是关键所在。而社会的知识精英在建立这样一个政府方面责无旁贷。
好了，《失衡的世纪》这本书就为大家简要介绍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还需要您自己去阅读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