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收到家，人人笑哈哈。拿起书本儿，冬学学文化……知识学得多，道理解得下。不做落后人，不做睁眼瞎。”这首《上冬学》生动表现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冬闲时读书问学的历史风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区冬学在组织形式、教育内容上逐步调整完善，既关注普遍问题，也关注特殊问题，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一是在最基本的识字方面，一大批农民实现了从“文盲”到“文人”的转变；二是在劳动技能方面，劳动能力的进步带来生活质量的提升；三是在意识觉悟方面，民众进一步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坚定了抗战信念。
一是学习语言文字。
上世纪30年代，边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文盲数量占农民的90%以上。开展文字扫盲教育，是冬学的首要工作。
1940年，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中国文化》上先后发表《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等文章，积极倡导和宣传新文字，从理论上为边区开展扫盲教育举起旗帜。
《新千字文》是较早使用的扫盲课本，编排顺序从数字开始，再“进阶”到常用的单位和杂字。边区文教大会后，在《边区民众读本》的基础上，又编成《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等教材，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在常用字的选择问题上，边区教育工作者根据群众识字、用字需要，研究整理出1800个常用字。延安大学教育系学生对《群众报》一年间用过的字进行统计，按照使用频率筛选出2768个字。教育家、出版家、通俗读物作家辛安亭以此为基础，参考11种初小课本和成人识字课本以及故事、秧歌等通俗读物，精选出1800个字。同时，按照这些字所表达事物的性质，分成自然、动物、植物、生理、心理、食、衣、住、用、生产、家族、社会、军事、政治、文化等15大类，不仅涉及语义，还涉及语法，是比较全面的字书编写方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辛安亭还对边区群众的姓氏进行调查，收集到270多个姓氏，删去不常见的，选出184个单姓，编成四言韵文，形成《新百家姓》，作为补充教材。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边区教员采用多种灵活的教学方法，不断调动群众学习兴趣。有的教员根据字音、字形特点改编出谜语、俗语、顺口溜等，以方便民众识记。如常见的姓氏“李”字，根据笔画可拆分为十、八、子，顺口溜就是“十字打架，八字救架，吓得子字坐下，却正好凑成一个李字”。同时，鼓励小学生、青年人先学习，引导他们争当“小先生”，帮助长辈识字，进而组织家庭竞赛，形成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氛围。
二是培养劳动技能。
冬学以扫盲为重点，以生产为中心。为了让群众学到更多实用知识，边区还广泛展开功能性扫盲教育，即为了适应生产、生活需要而开展的专门性、技术性知识技能教育。
比如，教放牛娃“放牛”二字，再练习数字，便于他们清点、管理牛群；对卖面粉的商贩，则教会记录“石、斗、升、合、斤、两”等基本单位，再进一步教记账……由切身事物逐步延展至周围事物，联系实际地学习，不断提升能力和水平。
又如，贯彻“国防教育”方针，学习抗战常识和军事知识，开展自卫训练，使其可以配合正规军活动。还有一些战时工作训练，包括构筑战壕、救护慰劳、交通运输、侦探敌情等工作。米脂县还“把参加冬学的人按自卫军连排班编入，由识字多的冬学生负责教字，学校和自卫军干部督促检查”。
再如，对年轻妇女展开简易的医药看护和妇幼保健教育。1944年冬，边区政府在刘家城、高庙两个村庄试办妇女冬学。延安大学学生李冰珠被分配到那里当教员。当时，妇女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生产卫生常识。刘家城的39名育龄妇女，一共生育194个小孩，却只养活88人。立足于实际需要，妇女冬学确立了“卫生第一，识字第二”的教学方针以及“妇女卫生为主，一般卫生为辅”“从卫生教学中进行识字”的原则。妇女冬学讲授卫生知识的消息传开后，学员很快由26人增加至70人。
冬学结束时，刘家城、高庙两个村庄的妇女进一步认识到日常卫生的重要性，也注意不让病人、儿童喝生水。很多家庭的大人、小孩还养成了每天洗手、洗脸的习惯，摒弃了陈旧的、迷信的偏方、习惯等。从无知到认知，从认知到行动，边区妇女更加意识到学习文化和科学的重要性。在短短两个月里，学习能力强的能识200余字，一般的也能识近100字。
三是塑造民众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讲，冬学也是政治动员、军事动员运动，旨在通过思想政治和时事教育启发民众的觉悟，提升民族危机感与爱国主义热情。
文艺做外壳，思想为内核。相关冬学活动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借助音乐（戏曲、歌谣）、绘画（壁报、墙报）等开展教学，帮助暂时不识字的人通过听、唱来学习知识和文化。
声势浩大的“新秧歌运动”，是边区文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新”在去除封建愚昧、低俗鄙陋的元素，也“新”在集体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上，多为塑造民族意识、激发家国情怀的题材，也有反映边区新生活、新风貌的，大体采用富有民族特色且广受欢迎的秦腔、山歌样式，显现出鲜明的通俗化、大众化和地方化特点，在满足民众基本文化娱乐需求的同时塑造与提升精神风貌。
总的来说，冬学将生产建设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将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不仅提高了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还广泛提升了全民抗战乃至当家作主意识。正所谓，“人人有文化，救国有办法。小管这家务，大就管国家。会生产会打仗，有文又有武，创造新中华”。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付健玲，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段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