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证据如何影响冲突区域的谣言看法：以叙利亚为例 | 国政学人

罗杰斯（Rogers，1962）认为，谣言可视为一种特定的创新类型。这种将谣言与创新相联系的方式强调了选择相信或接纳谣言与其他创新（如新技术）的选择之间的相似性。谣言属于创新的一个子集，它给采用或不采用创新都带来了风险。

作为创新的谣言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信息和行动。“信息部分”是一个具体的（或时事性的）认知命题。它们或真或假，通常与口头传播相关联，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社交媒体或其他媒介传播。行动部分指的是在不明确的情况下反复出现的沟通形式，人们通过集体智慧共同构建对情况的有感知解释。与采纳创新类似，这个行动部分包含了个人和同伴的影响。个人会自行选择是否相信谣言，而这些选择会受到同伴的影响。本文将谣言评估方法归类为自我评估、来源评价以及集体感知。

当前的谣言研究在解释人们为何相信谣言的因素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对谣言评估过程的关注不足，并未提供如何考量证据、叙事和事实看法在评估过程中作用的指导。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这一过程产生了两种谣言看法的情景，如图1所示。

动机推理研究考察了证据和叙事如何综合影响新信息片段的评估。首先，人们常常误信虚假信息。这可能是因为信息不足或不确定哪些信息可信，也可能因为对与个人看法不符的信息抱有更高的怀疑态度。其次，人们可能会过度寻找与自己看法一致的信息来强化他们所相信的叙事，这可能使他们处于信息茧房当中。当他们确实遇到了与自己偏好的叙事相冲突的信息，人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反驳它。第三，即使事实看法发生变化，人们也往往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叙事。

当人们遇到新信息时，他们会首先根据自己认为的真实情况，即已有的事实看法来评估这些信息。这是对谣言看法的第一种情况。当新信息与人们已有的认知相抵触时，他们往往不会接受这些新信息。这里的情况是，人们普遍警惕，认为信息可能被篡改或不真实。然而，人们将这些信息的辅助证据看作是判断信息真伪的可靠依据，出于相信证据是真实可信且不可被篡改的。这样一来，现有事实信念限制了精英对谣言看法的影响力，使得精英无法随意说服人们相信任何一条信息。因此，很多信息并不容易在民众中传播开来。

面对不确定性，人们倾向于从依赖证据的谣言评估转向依赖叙事的评估。叙事通过讲述故事来提供更广泛的理解，它们汇集了众多信息片段，并用一个连贯的故事串联起来，旨在填补事实信念中的空白并提供额外的解释。如果叙事内容与新的信息相符，则会出现对谣言看法的第二种情况。因此，基于证据的谣言评估与基于叙事的谣言评估融合成一个更广泛的评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平民努力理解当前事件并获取信息，以帮助他们在武装冲突中生存。与此同时，精英往往因自身利益驱动，可能会通过操纵叙事来煽动那些引发暴力的谣言传播。

尽管平民希望通过证据来评估谣言，但他们可能难以区分证据和叙事之间的区别。在这种混乱中，精英可以利用叙事来影响对谣言的看法及其传播。精英无法直接选择哪些谣言会被传播，但他们可以通过操纵叙事来塑造对自己有利的世界观和认知。通过这种控制，精英在传播极度夸张的信息方面可能比传播基于现有证据、看似合理的信息更为成功。

叙事可以被定义为独立的故事。它们可能是关于个人经历的故事，也可能是关于争议一方如何理解事件的更广泛的故事。叙事是政治行动者之间动态互动的争议源泉。除了对领土、国家控制或其他具体问题的争议之外，各方还在争议本身的含义上展开较量。这种斗争即为“叙事竞赛”（Narrative Contest），它包括对立双方之间的框架设定和“反框架”努力。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因为胜者将决定平民如何解读新的信息片段。正如象征性政治理论（Symbolic Politics Theory）所主张的，叙事和反叙事在加深群体间的分裂和激发敌意方面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叙事竞赛还有助于阐释在多种情境下，为何群体之间会出现分裂。

收集有关叙利亚谣言的数据

叙利亚内战是一个研究谣言动态的重要案例。在这个案例中，面对新信息的个体不得不承担高风险，并对未来和正在进行的事件感到不确定。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利用社会机制来帮助评估新信息。然而，内战期间形成的沿着宗派和政治路线高度分化的网络也带来了挑战。信息很可能在共享群体身份和政治观点的个人网络内部流动，而不是跨网络流动。此外，叙利亚高度压抑的环境可能会阻止人们在可能发生“集体感知”的群体环境中分享信息。

总的来说，叙利亚内战激发了人们对新信息，包括谣言的需求，但同时也带来了自我评估的重重障碍，如混乱和评估失误的风险增加；对信息来源的评估也变得复杂，因为对那些不共享相同群体身份和政治观点的人存在高度不信任；集体感知构建（Collective Sense-Making）的过程也受到阻碍，人们担心被敌方情报人员发现的感知风险。采访样本与在约旦和土耳其的其他叙利亚难民样本相似，主要是逊尼派阿拉伯人，并且普遍反对政府。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财富和社会地位多高于平均水平。通过滚雪球抽样法，在确定多个接触点后，研究识别了这些融入叙利亚社区的受访者。

进入新闻媒体的信息已经通过口口相传在大量人群中传播。正如一位叙利亚受访者解释的，“一直以来都是谣言。我们总是讨论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所相信的，真实或虚假不得而知……在靠近霍姆斯的塔勒·阿尔舒尔村，人们渴望听到谣言，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只有5%到10%的人能够上网。” （受访者T092）。几乎所有被问及的受访者都能识别出他们确实相信的某些信息片段和他们不相信的其他片段，这一事实表明，某种评估过程正在发生。比较这两类信息有助于分析平民如何选择相信哪些信息片段。

叙利亚精英驱动的叙事竞赛

2011年3月6日，十五名德拉市的学生因在墙上喷涂“人民希望推翻政权”的口号而被逮捕。德拉的政治安全局局长阿提夫·纳吉布将军坚称，他的手下逮捕这些男孩是正当的。阿萨德的支持者声称，纳吉布同意在他的私人办公室会见这些男孩的家长，并为继续拘留这些男孩的合法性辩护。反对阿萨德政权的人则声称，纳吉布斥责这些男孩的父亲纵容孩子的不当行为。无论哪种说法，都加剧了叙利亚的政治冲突。此外，由于这些学生来自叙利亚南部的显赫部落，这促使南部的强大社群采取行动。人们普遍认为，这次特定的冲突是将叙利亚的不满情绪升级为革命，进而演变成内战的导火索。

在2011年3月叙利亚政治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对这一关键事件的不同说法成为了叙利亚政府和世俗反对派更广泛叙事的一部分。一位受访者甚至明确意识到了这种分化现象，他说：“那时人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信息在各自阵营内迅速传播，但不会跨阵营传播……我总是相信我们自己这边的信息。”（受访者T029）。

在巴沙尔·阿萨德2011年3月30日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窥见政府阵营的叙事：“他们（反对派）几周前就开始煽动，在发生动荡之前就已开始。他们利用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但一无所获。然后，他们通过煽动叛乱，开始制造假信息、声音、图像等，一切都是假的……我们发现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是高度有组织的。多个省份有与国外一些国家联系的支持团体，有媒体团体、伪造团体和所谓的“目击者”团体。”世俗反对派则将这场起义描述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革命。他们认为叙利亚经历了一场与阿拉伯之春期间其他起义一致的民众非暴力革命，这场革命是超越宗派的，并非内战。

当巴沙尔·阿萨德在2011年3月30日发表全国讲话时，政府的支持者可能感到宽慰和安全，但反对派却将这次讲话视为侮辱。反对派将其视为政府又一次的粗暴镇压，因此他们呼吁民众走上街头。然而，尽管叙事竞赛影响深远，政府和世俗反对派都无法完全左右民众对谣言的看法。这是因为证据有时会促使民众相信与现有叙事不符的谣言。

那些无法分辨事实与虚构的人不太可能根据实证证据来评估谣言。相反，他们更可能依赖叙事。对于自认为能够分辨真假的人来说，叙事和反叙事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评估，但并不会完全排除证据。受访者的回答可以归纳为三类：（1）依靠个人经验和调查来判断谣言是否合理（自我评估）；（2）评估谣言的来源；以及（3）与他人讨论谣言（集体感知）。第一类是个人层面的策略，采用这种方式评估谣言的受访者相信自己有能力独立评估。第二类是社会关系层面的双向策略，评估谣言来源的平民会根据与信息源的关系特征来判断其可信度，政治立场、社区地位、族裔和宗教归属等因素变得重要。第三类是群体层面的策略，平民在与他人讨论他们听到的谣言时，谣言评估变成了一个群体过程，这也被称为“集体感知”。

自我评估

受访者在自我评估谣言时强调了判断信息是否合理的的重要性。一位受访者说：“如果信息过于夸张或过于完美，我就知道它是假的”（受访者T144）。然而，识别合理信息可能很困难，尤其是在冲突初期，这种困难尤为突出。另一位受访者补充说：“冲突五年后，任何人都应该有经验去分辨。但在冲突初期，你无法区分事实和虚构”（受访者T019）。有些受访者会亲自调查新的谣言，“我通常会去现场核实信息”（受访者T028）。在这些个人评估中，证据可能会被考虑在内，但鉴于先前经验和对哪些谣言可信的预期的强烈作用，叙事和反叙事显然扮演了重要角色。

谣言的来源评估

在社会关系层面上，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叙利亚境内时会“检查信息的来源”。这意味着他们会考量信息发布者的政治立场、对当前冲突动态的专业知识，以及其他可能的潜在偏见。他们还会评估与信息来源者的关系性质，也就是说，他们更倾向于相信那些可信的来源（受访者T016）。这种对他人的评估可能涉及多个细节，“首先，我会注意这个人的性格和背景。我也会观察他的手势和肢体语言”（受访者T062）。这种对关系的评价大多只是间接考虑证据。相反，通过评估关系来评估谣言应该具体化那些已通过既定叙事和反叙事所创造的分歧。

集体感知构建

在群体层面，与他人交谈也很容易加深不同叙事和反叙事之间的分歧。这些对话通常发生在朋友和家人之间（强联系），如果不与他们交谈，往往就会发生在同族人（族群同质性）或政治观点相似的人（意识形态同质性）之间。在与他人交流时，受访者声称：“如果你从不同的来源获取（一致的）信息，你就可以确定它是真实的”（受访者T001）。少数受访者表现出有意识地尝试超越这些强联系、族群同质性和意识形态同质性的界限。其中一位受访者解释说：“我会倾听双方的说法，然后比较他们的故事”（受访者T047）。总体而言，受访者似乎在将证据与现有叙事分离方面存在困难。许多受访者甚至不相信他们能够区分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似乎完全依赖于叙事。当受访者认为他们能够评估谣言时，叙事仍可能驱动他们评估的结果。集体感知构建最有可能帮助平民基于证据评估谣言，即使这与现有叙事相矛盾。

通过比较叙利亚境内平民相信和不相信的信息，可以分析平民谣言评估过程的结果。这项研究揭示了受访者对大多数谣言使用了基于叙事的评估方法。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谣言基于证据进行评估。因此，有些谣言的传播是违背精英意愿的。

当受访者回忆起他们相信和不相信的具体信息片段时，他们往往更容易分辨出不相信的信息。当他们提供具体的例子，说明他们听到并相信的信息时，这些信息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反对派的叙事一致，即一个严厉、压迫性的政府和为人民而战的反对派。受访者意识到某些信息属于政府的叙事范畴，但由于他们反对政府，因此那些看似政府散布自己叙事的谣言被排斥。

尽管叙事和反叙事在影响平民相信哪些信息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有许多谣言因为与现有证据相去甚远而被平民选择拒绝。在高度争议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相信夸张的信息，但这一见解揭示了证据确实重要且有影响力。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平民根据自己的悲观解读拒绝谣言。最常见的例子之一涉及巴沙尔·阿萨德。许多受访者报告称听到过巴沙尔·阿萨德被杀（受访者T022、T020）或逃离叙利亚（受访者T144）的说法。这甚至被视为经常听到的虚假信息，“每个拜拉姆节，阿萨德都被枪杀，这显然是虚假的”（受访者T144）。虽然叙事和反叙事影响着大多数人接受或拒绝新信息的决定，但证据也扮演着角色。精英不能随意创造他们希望的任何叙事，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身资源或能力的不足；还因为平民通过自我评估、评估信息来源和集体感知构建方法来评估谣言，这些是精英无法完全控制的。这种动态是冲突期间谣言传播的一个关键因素。

谣言可以是极有价值的工具，帮助人们发展对冲突事件的理解，即使这些理解并非纯粹基于事实。本文描述的关于暴力和各种安全问题的谣言并非全部属实，但它们确实迫使人们顾虑危险并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更广泛地说，评估新信息的方法是否影响平民安全？从这个角度看，信息评估与平民安全有着至关重要且复杂的关系。

Motivated Reasoning

动机推理

Narrative Contest

叙事竞赛

Symbolic Politics Theory

象征性政治理论

Collective Sense-Making

集体感知构建

校对 | 赵伶卓 韩欣洁

审核 | 施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