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特区”与中国经济的未来｜独思录 x 郑永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科创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决定性因素。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可以用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技术水平来衡量；同样，一个经济体的未来取决于这个经济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因此，无论是中国经济现实所面临的问题还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未来经济增长都取决于科创。

如今，我们已经走完了从低度发展到中等发展水平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并不简单，甚至极为困难。经验地看，今天世界上依然有大量的经济体处于低度发展状态，并且还将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不到4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用了150年甚至更长时间走的路。不过，就经济发展要素而言，低度发展具备通向中等发展水平的必要条件。在发展早期，经济要素成本低廉，包括劳动力和土地，发展早期人们对环保的要求也不那么高；再者，发展早期更存在着大量的经济增长空间，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通过现有技术的应用而来的制造业等等。只要找到能启动发展的资本，配置于有效的政策，增长就可以实现。在这个阶段，对企业来说，做什么都可以赚钱。

这个阶段的发展推动经济体从低度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从中等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的过程则比第一个阶段要困难得多。一是生产要素成本提高，二是新经济增长空间匮乏。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因此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世界银行《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基于过去半个世纪的观察，发现各国随着财富增长，通常会在人均GDP达到美国年度水平的10%左右时——相当于今天的8000美元——掉入世行所定义的“中等收入陷阱”。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

2023年底，108个国家被列入中等收入组别，其年人均GDP在1136美元到13845美元之间。这些国家共有60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5%，其中三分之二是极端贫困人口。这些国家在全球的GDP占比超过40%，碳排放占比超过60%。与以前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相比，它们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包括人口迅速老龄化，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抬头，还要顾及加快能源转型的需求。

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在13,000美元左右，离跨越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已是一步之遥。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如果我们要赶上这五个经济体的水平，那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银行1990年代的《东亚奇迹》（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从这些经济体的经济政策角度探讨了它们为什么能够成功。不过，这一报告依然带有过多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色彩。这也难免，因为当时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处于巅峰状态。在笔者看来，这五个经济体的成功主要是这些经济体实现了可持续的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这些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大量投入科创，几乎每十年实现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如果没有产业升级，那么很难想象这些经济体是如何成功的。如果说这些经济体的政策是成功的，那么成功的核心就在于政策促成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不仅促成了传统产业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增加新的经济活动。对社会而言，新增经济活动扩大了就业，劳动者增加收入，中产规模持续扩大；对政府来说，增加税收，有能力扩大对科研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现在，人们所说的“内卷”俨然成为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个重要特征。“内卷”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便是科创不足。在传统促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贸易和消费）乏力情况下，通过科创释放出更多的新经济活动就成为经济空间进一步扩张和实现增长的主要手段。二战以来，美国大量的新增经济活动（产品）都是通过科创而得以实现的。

正是因为意识到科创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把这三者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把这三者放在一起论述是因为在中国的管理体系中，这三块原来一直是分割的，教育属于教育部，人才属于人社部，而科技更加分散，散布于科技部、工信部和发改委等部委。现在，正确的论述和管理构架有了，但将这三块有机整合，构成一个大科创体系依然需要时间。

笔者认为，可以把教育和人才放在一起，因为教育就是要培养人才。笔者研究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了科技创新的“三驾马车”，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我们总结了自近代工业化以来不到300多年的科技发展史的经验，发现这三者缺一不可。当然，各国情况不同，尤其在早期，“三驾马车”不见得能够得到均衡发展。二战之后的美国最为典型，通过“三驾马车”有机配合，使美国的科技创性能力达到最强。其实，那些长期陷入低度发展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都可以通过这“三驾马车”的构架得到理解。

一般而言，基础科研的主体是大学和研究机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活动一般都是基础科研。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而是兴趣和自由密集型的，大都发生在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国家需要为这类科研群体（或者科学人口）提供一个体面的中产生活，给他们足够的自由去追求他们的科研兴趣。在当代，政府在基础科研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需要资助大学和科研机构，更需要打造基础科研所需要的实验室等。

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在西方，应用技术的转化主体是私营企业，即使政府想要搞转化，也是通过竞争性方式委托给私营企业。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便是典型。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政府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前苏联，国有企业承担了这一角色，但因为缺乏竞争机制，没有实现可持续性。

金融服务的主体一般是金融机构。政府通过财政系统支持基础科研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当然，在发达国家，很多私营企业也以不同方式推动基础科研发展，或是自主创新，亦或是大力支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科研。但政府很难支持应用技术转化，因为应用技术转化风险极高，政府很难用纳税人的钱去做那么高风险的事情。同理，传统银行也很难用存款人的钱去做那么高风险的事情。因此，二战以来，美国发明和创造了风投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风投是二战以来最伟大的金融发明。

因此，“三驾马车”把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主体）、应用技术转化、企业和产业化一体化了，也就是现在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理顺了科创的整体逻辑。人们可以把这“三驾马车”称之为“大科研体系”。

应当承认，尽管我们已经作了很多的努力，但还没有完全理顺科创的逻辑。尽管由于制度背景不同，各国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科研体系，但不管什么样的制度背景都必须符合科创的这个基本逻辑。人们所说的制度背景主要是指的是“三驾马车”在不同国家体现为不同的主体的问题。

要确立一个有效的大科研体系，首先要理顺体制机制要素。体制机制的改革也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

从大科研体系的要求来看，现在很多制度要素并没有理顺。从现象看，现在科创体系上我国又能列出一长串问题列表。

就教育、人才、科研三者关系来说，这三者依然由不同的政府部门负责。尽管有协调机构的存在，但协调力量非常单薄，行动主体仍然是各个部门，并且各部门各自为政的情况还非常严重。

科研管理的问题更大更多。首先是“人才”的定义。“人才”基本上还是以人们所说的“帽子”来定义的，而“帽子”则是以研究成果来定义，过分强调学术人才，而大大忽视了应用性人才，尤其是工业人才。若仅在基础科研领域，学术人才的定义并无大碍，但一旦到了工业领域，这种人才定义显然是不科学的。只有在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之后，才会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我们只看到了那些获得“诺贝尔奖”（即“帽子”）的人才，而忽视了类似马斯克、比尔盖茨、奥特曼、黄仁勋那样的人才。

这种人才定义也影响了科研经费的分配取向。我们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在那些已经有了“帽子”的人才身上，往往是比较年长甚至老龄人才，而年轻群体则得不到足够的科研资助。尽管国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也为年轻群体设立了一些项目，但因为分配者依然是具有“帽子”的这类群体，因此年轻群体缺乏资助的情况依然严峻。比较而言，美国最大量的资助流向年轻群体，而非年长群体。考虑到人类自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年轻群体已经成为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则很难实现具有突破性的科创。

人才定义也影响到了对“科研”的定义。在学术界，很多人对科研和发表论文之间的关系有错误的认知，把发表论文和科研等同起来。为了追求学术，大多研究者都在发表论文，而非科研。因此，尽管我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增，但转化率非常之低。道理很简单，研究者的目标是发表论文，而非真正的科研。这种情况的存在又涉及到教育和科研部门的评估体系。这个体系依然存在太多的问题，背后反映出的是官僚主义，而专业精神依然很低，甚至缺失。

就科研的工具而言，我们众多的科技实验室都呈现为一个个土豆，互不关联，互不开放。尽管理论上“产权”都属于政府，但实际上的“使用权”呈现出过度“私有化”的性质，甚至是“个人化”性质。尽管国家实验室越建越多，但大部分实验室使用不足，造成过度的浪费。如何把实验室的“多而不强”转型成为“又多又强”呢？这需要系统性的体制改革。

在技术转化端也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对产学研过程有科学的理解，现在一些部门鼓励甚至要求做科研的人也要去做技术转化。这相当于要求一个科研人员既要做基础科研，又要做技术转化，同时还要去筹钱。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经验地看，这样做成功的案例少而又少，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导致了基础研究的“应用化”。

应用技术的人才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种重视并没有转化机制。职业学校没有纳入人才培养系统，它们缺乏好的要素，包括政策、人才、资源等等。因为得不到实际上的重视，就很难产生工匠，更难有工匠精神。尽管从产业升级和科创而言，这个领域的人才越来越重要，但国家最大量的资源依然投入在高等教育上。

在创新领域，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没有确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制度，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表现在金融支持方面。严格说来，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科创的金融系统。国家并不缺钱，缺少的金融系统的有效运转。尽管已经确立了“金融强国”的命题和目标，但还没有体现在金融体系的设计上。

连接“政产学研用”需要的是一整套体制机制。这方面的改革亟待加强。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和东亚其它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早期是应用技术，随着技术的积累，逐渐转向原创。今天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出现大量的原创性技术，但由于监管过度或者监管不科学，使得这些技术不能落地，很多流落到海外。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产生的很多“新质生产力”正在流向可以落地的经济体。

必须意识到，美国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独角兽企业来自一代、二代移民，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移民。考虑到新的经济活动需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获得，这些技术的流失就导致了新的经济活动不足。这也是前面所讨论的“内卷”的原因，因为所谓的“内卷”，就是对存量经济活动的竞争。即使偶尔产生新经济活动，但也因为种类过少，导致各地一哄而上的局面，目前对“低空经济”的竞争就是这种局面。这种情况只有通过增量经济得到解决。

当然，类似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做一个无穷尽的列表。问题是怎么办？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需要尽快确立一个大科研体系。如前所述，理念已经有了，但落地依然需要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机制改革是政府的责任，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包括二战之后的美国。尽管自下而上也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体系，但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在国家间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很难想象能形成一个完全自我生成的大科研体系。

第二，需要进行试验区式的改革，即设立科研科创特区。在我们条块管理的体制内，很难通过“条条”发生有效的改革，因为“条条”的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很难掌控局面。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改革，但很快就会发现改革无法推进。在“上下一般粗”的体制内，改革往往涉及到太多的部门和人员调整，最终导向碎片化和分割化。

因此，有效的改革要从“块块”进行。这里，新加坡、沙特等经济体的改革特别值得参照。尽管这些都是很小的经济体，但也是通过“块块”方式推进改革的。中央政府给予“块块”充分和完全的授权。因为这种授权往往是一揽子的，而非通过中央各个部门，“块块”的改革和改革所产生的科创系统会验证系统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再向国家其它地方扩散和推广。中国早期的特区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应当指出的是，“块块”既可以体现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也可以体现为一个功能领域。

实际上，我们可以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需的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等有条件的地区设置数个表现为“块块”科创特区，真正实现基于“三驾马车”之上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科创成果。

今天，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正在推动马斯克的政府体制机制改革计划，一旦成功，就会对科技界带来巨变。我们也会在各个层面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唯有改革，才能进步，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