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和叙利亚内战 | 国政学人

极性（polarity）的概念指代国际政治体系中权力的分布如何影响构成该体系的国家行为。这一概念被体系现实主义者（Systemic Realists）所青睐，并能在对叙利亚战争的评估中增强其效用。本文指出，叙利亚内战支持了现实主义观点，即国际体系中的威胁和均势理论会影响国家政府的行为，以至于影响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进程和结果。进一步讲，将有关极性对国家间战争的影响的讨论拓展到国家内战层面十分重要，因为当前国家间直接战争普遍减少，而外部参与者往往通过内战来展现对抗性。

目前有关叙利亚内战的学术研究很少涉及国际关系理论。部分学者将冲突主要归因于国内因素，后来才吸引了外部参与者。因此，他们的参考点着重于国家发展、身份政治和政治经济理论；另一组学者更加强调国际因素在冲突发展中的作用，但较少通过叙利亚的例子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本文旨在以叙利亚内战为例，来拓展理论层面对国际冲突的理解。即，强调并发展“极性”——这一新现实主义概念的持续价值。基于此，本文提出两个论点：首先，国际体系中的极性不仅影响国家间战争，也影响国内战争。因此地区体系（regional system）和全球体系（global system）同样重要。其次，全球和地区体系的多极性不仅推动冲突的爆发和扩大，也促进了冲突的结束。叙利亚的情况表明了“地区和全球极性”与“国家内战”之间的关系。

体系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均势，即一个国家的相对能力（如经济规模、人口、发展水平和将这些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意愿），会影响一个政府的行为。尽管这种结构并不完全决定其行为，但它塑造、推动、提供约束并创造激励。随着潜在敌人和盟友的数量增加，国家的计算公式发生改变。因此，这种结构性条件使得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更有可能在多极结构而非两极格局的国际体系中产生。大部分现实主义者着眼于此类国际政治中“少数重大且重要的事情”，而忽视了极性和结构如何影响国内冲突。

内战冲突很少在完全孤立的环境中发生，而外部的均势对国内战斗人员及其外部盟友的行动有着重大影响。叙利亚冲突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外部行为体的影响，尤其是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这些国家的行为被所处国际体系极大地制约和激励，并受到体系性因素的影响。体系现实主义的一些经典概念对于叙利亚内战的解读是有帮助的。具体而言，当前国际体系由单极向多极化转变这一动态十分重要，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多极性的几个特征与其相关：首先是对于国家间战争来说，多极体系意味着更多的流动性，相比两极格局，多极体系下有更多的对抗双方。叙利亚内战中涉及的大量国家，既没有结成一方阵营，也没有组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多个对抗阵营这一现实影响了它们的行为。

其次，多级性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参与者的注意力分散。因为存在数个可能的盟友和对手，国家往往会看到从两国争端中逐步获益的可能性与空间。就叙利亚问题而言，这场冲突不过是上述六国进行地区/国际竞争的若干场所之一。这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往往不仅受叙利亚自身情况的影响，还受其他时空的影响。

最后，多级性的第三个特征是“对反制联盟（countervailing coalitions）的恐惧使国家行为更加谨慎”。由于担心他国的反制升级（counter-escalation），行为者通常逐步进行干预，而非充分发挥其全部能力。虽然多级性还以其他方式塑造参与者行为，以上三个特征对于理解叙利亚问题较为实用，这三个特征“塑造和推动”的动态是本文想要强调的重点。

全球体系对内战的影响取决于它与另一个关键结构——区域体系的相互作用。早期现实主义流派对全球均势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不太关注，也无法解释同样具有多极力量分布的地区发生战争的程度不一的现象。因此，想要理解全球体系如何影响内战，需要先了解全球体系与区域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叙利亚案例中，全球和地区体系都在经历变革。地区和全球体系的相互作用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中东内战的性质，但全球和地区多极性的特殊组合使得后 2008 时代尤其容易爆发冲突。

在全球层面，国际体系在20世纪末开始向多极化转变。中国的发展、俄罗斯在中东和欧洲的复兴、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促使世界格局从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单极时刻”向多极化转变。中国方面，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上升，这种经济能力的增长并没有立刻转化为相应的军事能力增长，但是其国防投入增加了。本文认为，虽然美国的国防预算仍为世界最高，且是中国国防预算的三倍多，但是中国经济和军事投入的共同增长增强了中国的能力，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在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可以与美国竞争的全球性力量。

俄罗斯方面，尽管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没有大幅度增加，但其使用这些实力的意愿却有所增加，这种将能力（capacity）转换为实力（power）的意愿显著影响均势。这一趋势从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显现，并随后在乌克兰、叙利亚、利比亚和哈萨克斯坦出现了。本文认为俄罗斯愿意在特定地区采取行动，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反击被认为将会是有限的而非决定性的。这表明国际体系影响国家行为：俄罗斯只在某些地区与美国竞争，在这些地区俄罗斯对霸权的挑战有助于单极主义的结束和多极秩序（而非由美中竞争决定的双极秩序）的发展。

同样，美国2003-2011年在伊拉克的失败导致了美国的衰落，虽然这并未直接影响其能力，但却影响了其将能力转化为军事行动的意愿，国内对海外军事部署的强烈反对给美国政客带来了更多限制。因此，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转变都导致了单极秩序的终结，并迎来了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叙利亚冲突将有助于加剧这些趋势，虽然它们在 2011 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嵌入全球秩序的中东区域体系也在发生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主导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主要为作为外部参与者的美国，其存在和能力极大地影响了地区大国的行为。美国在此地的敌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知道它们在常规冲突中的相对弱势，因此寻求非常规军事手段，如资助非国家行为者。相比之下，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沙特、埃及和以色列，依靠与华盛顿的联盟来发挥比单独行动更大的力量。基于此，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本地区体系被描述为单极或弱双极体系——来自伊朗和其他国家的挑战相对较弱。

这一地区秩序转变的催化剂（catalyst）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战争的结果导致了外部霸权的退缩，国内环境对美国的新限制和主导地位的减弱。可以说，中东地区的人口、资源和能力发布使其天生多极化，而自冷战以来超级大国对该地区的干涉阻止了这一趋势。美国2008年后的相对退缩消除了这一限制，随之而来的是地区参与者能力和行动意愿的改变，也强化了多极化地区秩序：

首先，伊朗在该地区更加活跃，敌对国家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消除了其障碍。石油价格上升和中国崛起不仅使伊朗的经济保持增长态势，也进一步增强了其军事实力。大幅提升的人均国防支出使得伊朗有更多能力去干预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而这迫使另一个地区参与者——沙特阿拉伯增加和改变在中东能力的参与模式（利雅得不再像过去一样严重依赖美国，而是发展和直接投射其军事力量），以遏制伊朗。然而，这并没有形成一个地区性的两极格局，因为沙特和伊朗都没有足够强大，以拉拢或是恐吓其他地区参与者与他们结盟。土耳其对地区的参与就是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在中东的退缩、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伊斯兰主义倾向和部分用于伊拉克战后建设的新兴制造业）共同帮助土耳其大大增加了其国防开支，并首次应用于中东。类似的情况在卡塔尔和阿联酋同样可以见到，多个参与者试图利用增强的能力支持新的代理人。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大结构性转变是脆弱国家（fragile state）的增加，这为地区大国创造了新的舞台，使它们能够利用自身增强的能力来展开对抗。从黎巴嫩、伊拉克、也门到叙利亚和利比亚。这些国家日益增长的被渗透性和脆弱性使得伊朗、沙特等国获得了资助代理人、培养委托人乃至发动代理冲突的经验。因此，中东的脆弱国家成为了地区多极化反馈的回路（feedback loop）：地区大国的做法使得脆弱国家的状况更加脆弱，从而激励了更多的干预，并使地区多极化长期存在。

值得探究的是，为何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多极化的转变在叙利亚内部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毕竟该地区过去也曾经历过多极化）。本节审视了1945年以来中东所经历的不同全球和地区秩序以及所发生的内战，以了解国际体系可能或不可能对国家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其中，本文发现了一种显著的模式：在地区和全球多极化的时代，内战更为普遍，涉及的国际行为者也更多。自二战以来，中东地区从殖民统治国家为主转变为独立国家为主，其地区均势经历了数次演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 阶段1——1945-1967年，全球两极格局中的地区多极化：两极格局中，该地区并未立即卷入超级大国对抗。此时地区大国相互竞争以获取优势或者确保生存，往往寻求或者接受全球大国的庇护。多个全球参与者的利益使得部分地区大国寻找不同的保护者而非在两极体系中与单一阵营结盟，埃及和阿拉伯国家间“松散的两极对抗”和其他地区大国的独立政策是此时的主流。

2） 阶段2——1967-1990年，僵化的全球两极格局中松散的地区两极格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 Six Day War）使得地区参与者更多寻求两个全球超级大国的盟友地位。因此中东地区开始更多地反映全球两极格局，虽然这种地区集团的流动性远大于全球格局，超级大国是此地区影响因素之一，但并非主导特征。

3） 阶段3——1990-2008年，全球单极化中的地区单极/（弱）两极化：苏联的解体，美军1990年在波斯湾的沙漠盾/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hield and Storm）开启了一个全球单极化下的地区单极化或者弱双极化的时代。美国在波斯湾大量增加的军事基地为其对伊拉克和伊朗施行“双重遏制（Dual Containment）”的政策提供了力量投射。与此同时，美国的地区盟友有效利用与华盛顿的联盟来超越自身投射力量。尽管部分破坏性行动继续在美国的保护伞之外行动，它们的选择仍受到该体系和美国主导地位的限制，迫使采取非常规手段，例如支持非国家民兵组织。

4） 阶段4——2008至今，全球多极化下的地区多极化：如前文所述，这种新的地区多极秩序并非由冷战时期新兴的两极秩序所构建，而是由全球“单极时刻”的崩溃以及全球多极性的出现所促成的。

明确这四个阶段有助于理解中东国际体系与内战之间的关系。对该地区自1945以来中东的国内冲突以及主要的外国干预国进行统计，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结果。首先从经历内战的国家数量上来说，阶段3（1990-2008）的数量最少，而阶段1和2最多。另外，从吸引外部干涉的内战数量来说，阶段2的外部干涉很少，且大多来自地区而非全球。超级大国在这个两极时期往往参与国家间冲突而非内战。在其他时代，大多数内战都会有地区和全球大国的外部介入。最后，当前多极时代的显著特征是内战中涉及的外部参与者数量，就平均而言2008年后的内战吸引的外国干预者远多于其他时代。这表明，在当今全球和地区多极性的结构条件下，干预者的数量显著增加。缺乏双极和单极的国际和地区约束结构，增加了外部行为体参与内战的动机。

本节通过应用上文提出的区域/全球多极性与干预内战的关系于叙利亚冲突的案例，以理解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并展示关键外部行为者的行为是如何受到体系极性的极大影响的。

多极化与叙利亚内战的爆发

受中东地区其他地方“阿拉伯起义（the Arab Uprisings）”的启发，叙利亚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始于2011年3月，并受到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暴力反应，进而导致抗议活动加剧。尽管如此，这场早期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和平且本土性的。然而，外部力量和物质支持能够加剧国内争端，甚至期待和鼓励军事解决方案，这从叙利亚的动态中可以看到。阿萨德政府的盟友俄罗斯和伊朗各自支持当局的暴力升级，从2011到2013年，包括但不限于军事、媒体顾问、武装人员支持和贷款，以及通过安理会否决权摆脱制裁的支援被提供给叙利亚政府。另一方面，外国参与者鼓励反对派拿起武器，土耳其与卡塔尔和沙特一起，为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武器和支持。同样，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从2012年开始秘密协助反政府武装，并在一年后开始公开提供武器。这些外部参与者都鼓励国内参与者寻求极端要求，并助力将这场争端升级为内战，却从未督促其叙利亚盟友做出妥协。

这些行动受到地区和国际体系多极化的推动和塑造。在此阶段，冲突主要由两个国内参与者——叙利亚反对派和阿萨德政权构成。需要注意的是，它们的外部盟友和敌人并非在两极化的地区/全球体系中行动，因此也未将这两个国内参与者视为两个统一国际集团中的一部分。相反，这一更加流动的体系中有着多个对立关系。例如，俄罗斯和伊朗让阿萨德继续掌权的目标一致，但在最初的几年中理由不同。伊朗意在保持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压力，而俄罗斯与以色列关系密切，并将保护阿萨德视为遏制美国的手段。这种外部参与者的独立性受到多极化体系的激励，德黑兰和莫斯科并非处于一个双极格局中，相反，它们面临的是一个多极格局中的多个参与者，而且它们对彼此的威胁认知各不相同。彼时的阿萨德政权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反对派的国际支持来源各不相同，而不同反对派之间的对抗进而影响了国际干涉者，尤其是土耳其和卡塔尔对沙特的判断。由于外部干涉进行的一切都是单独进行的干预，这为国内参与者提供了多种武器和支持来源，促使战争升级。

印证以上论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的阿拉伯和平计划是如何失败的。阿萨德在俄罗斯和伊朗的立场分歧下选择了破坏该计划并继续进行镇压。相比之下，如果此时存在一个统一的伊朗-俄罗斯集团敦促他遵守该计划，可能会让他三思，但现实中这种体制的流动性使他得以升级冲突。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反对派的暴力升级中。一方面反对派同阿萨德政府一样，对和平计划较为消极。另一方面，负责发起计划的阿拉伯联盟时任主席国卡塔尔和另外一个主要任务资金提供国沙特都对和平计划兴趣不大，并把它视为对阿萨德进行军事干预的垫脚石。因此在计划崩溃不久后，多哈和利雅得都公开呼吁为反对派提供武器。

以上论述并不是剥夺国内参与者的能动性，而是为了强调多极体系对外部参与者的影响。国内参与者（政府/反对派）的极端行为在外部决策的影响下加剧，并从外部参与者获得资金和武器，从而压制国内和平活动人士。显然，国内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促使局势滑向战争，但重要的是，涉及的外国势力决策受到了多极体系的影响。

多极化塑造叙利亚战争

战争爆发后的性质同样受到多极性所促进的行为的影响。本文特别关注两个方面：政治和武装反对派的分裂，以及美国对干预阿萨德政府的不情愿。首先，外部势力的介入极大地加剧了反对派内部的分歧。多个由不同外部地区大国所支持的反对派政治组织争夺影响力，例如，于2011年8月成立的叙利亚全国过渡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很快出现了派系分歧，就算在2013年反对派重新组建为叙利亚反对派联盟（Syrian Opposition Coalition, SOC），联盟本身失去了公信力，最终被视为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傀儡。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武装反对派中，反政府武装组织之间本身存在意识形态和个人差异，但外国势力加剧了这些差异。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 FSA）的松散组成和外国支持来源印证了这点，外国对多个组织而不是单一实体的支持削弱了反对派的力量，更有甚者，各反政府武装组织经常发现是在争夺外国资金、武器和战斗人员，而不是合作。有时，支持者之间的外部对抗甚至导致战场上的失败（例如，2014年的亚布劳德战役）。

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行为深受国际体系流动性的影响，这使得他们在叙利亚问题上各自为政，支持分裂反对派的敌对团体。多极化下“注意力分散”的特征在此处得到体现，叙利亚只是多个国家参与地区竞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重视程度、距离、投资水平不尽相同。远在埃及的新穆斯林兄弟会政府及其相关政变是卡塔尔、土耳其和沙特围绕关切的焦点。沙特和卡塔尔最终将其他冲突置于优先地位，而不是所有国家团结在一个阵营中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这影响了战争的后期阶段，并进一步削弱了叙利亚反对派。

美国决定不直接干预阿萨德的决定同样受到多极化形势的极大影响。虽然从2011年起，美国政府就呼吁阿萨德下台。美国显然具备军事实力，通过武力迫使叙利亚实现政权更迭。然而，美国始终没有像2003年干预伊拉克一样，对叙利亚进行直接干预。多极性的状况在塑造这些决策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多极性“对反制联盟的恐惧迫使谨慎行事”的特征使美国没有像打击伊斯兰国或者卡扎菲一样干涉叙利亚。阿萨德既不是非国家行为体，也不是国际社会的弃子，叙利亚政府军有着俄罗斯这一强大的外部盟友。在与俄罗斯和叙利亚相关的谈判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对伊拉克的干涉中伊朗支持的叛乱分子造成重大伤亡的经验让白宫变得谨慎，并无法接受直接干涉叙利亚带来的国内代价。“注意力分散”也同样影响了美国的决策，在多极化格局下，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塔尔图斯的军港等地缘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非常克制和谨慎，将各个参与国视为独立个体，并把其他政治争端置于叙利亚问题之上考量。

多极化与战争的“终结”

上述分析印证了体系现实主义有关多极化使得战争更有可能发生的论点。同一理论流派进一步认为多极化体系使得战争的结束更加困难，这是源于多极化会抑制潜在的中介人在内战早期进行干预以防止升级的空间。这一观点似乎在叙利亚战争的早期得到体现，然而，后来战争向政府军倾斜，如今正逐渐接近尾声。本文认为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由外部因素，即俄罗斯从2015年起的大规模军事干预导致的。同时，俄罗斯的干预和随后阿萨德政权名誉在部分区域和全球的恢复（rehabilitation）是由区域和全球多极秩序所决定。多极秩序似乎也有助于战争的结束，这引发了有关极性和内战关系之间的讨论。

在俄罗斯大规模干预叙利亚之前，该地区冲突趋向平衡，并处于一种“平衡干预（balanced-intervention）”状态：叙利亚政府军、伊斯兰国、库尔德武装等各方都受到了外部的大量支持和足够生存的资源，但互相抵消，不足以获胜。直到2015年俄罗斯选择“决定性干预（decisive intervention）”，帮助亲阿萨德势力在2018年底将叛军赶出了除伊德利卜外的所有省份，并重新控制了伊斯兰国占领的地区，这有效解决了冲突的主要导火索（casus belli）。

本文认为，区域和全球体系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俄罗斯的行为。首先，军事上单极/双极的缺失减少了俄罗斯的对手（美国）反制升级甚至直接对抗的风险。美国作为衰落的霸主，其多极格局下干预的风险相对单极时增加，而俄罗斯的力量则有所下降。在多极格局中，俄罗斯与美国不是挑战霸权和霸权的结构，而是在多极的地区/全球体系中同等或近乎同等的参与者关系。

其次，由于外交方面不存在霸权集团，俄罗斯得以将土耳其从本就存在分歧的反阿萨德阵营中拉出。库尔德武装对土耳其边境的威胁迫使安卡拉以其加入俄罗斯主导的阿斯塔纳和平进程（Astana peace process）为条件，换来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部分地区的占领。重要的是，这并不类似于两极格局中的立场改变，土耳其仍在北约，并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地区性强国得以在多极化的体系下根据其需求选择盟友。

多极的地区/全球体系也使阿萨德政权更容易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因为它激励地区大国从敌对转向重新接触。相较于双极/单极地区秩序中，中等强国被激励着追随（bandwagon）赞助人，多极体系下大国的敦促很难获得同样权威。中等大国在追随路线、获得可能的商业机会之间自我抉择，像印度、巴西和南非这样的非西方大国在叙利亚内战期间拒绝与叙政府切断关系，也促使原先的反阿萨德势力做出改善关系的决定。

Countervailing

反制

Catalyst

催化剂

Rehabilitation

恢复（名誉）

casus belli

导火索

校对 | 于依言 孙溶锴

审核 | 施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