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经济学和经济实践中，刺激经济有三种模式。继续刺激企业和家庭增加债务扩大投资与消费之路越走越窄，2025年我们该如何刺激消费？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不应该是增加个人养老金投入，应该是直接发钱，或者通过降低养老金费率来提高劳动力工资。
一、经济学和经济实践中，刺激经济有三种模式。
根据经济学原理，亦即各国成功的或失败的操作经验，在因为个人收入增长乏力、家庭消费低迷，导致供给过剩、经济疲软、财政收入下滑时期，不同的经济体有三种不同的刺激经济的模式。
第一种是直接发钱。
大家都看到了，疫情期间因为其对企业和市场的冲击，很多企业供应链中断，个人收入下降，威胁到经济循环的最后一环，即消费。大多数国家与地区思路，便是财政直接发钱，一视同仁。这种方式对冲疫情下的经济中断，效果大家有目共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2020-2021通胀上升，意味着需求旺盛，通胀率便是最好的成绩单。
美国因为这一措施提高了家庭消费能力，扛住了美联储2022年3月开始的这一轮加息缩表的货币紧缩政策，成功打破了加息将导致经济硬着陆的魔咒。
第二种是通过减税鼓励企业提高劳动力工资。
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机构不能直接命令企业增加工资，这属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也属于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范畴。但可以通过降低税收和行政收费，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鼓励和引导企业增加工资。
企业在不增加负担、不影响投资利润的前提下增加工资，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热情，还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最终受益的，还是企业。所以，这种方式往往能够得到企业的支持和响应。
日本今年初通过减税鼓励企业春季加薪，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连续两个季度家庭消费超过预期，GDP实现了久违的环比增长，日本股市今年来也屡创新高。
第三种是通过货币宽松直接刺激投资和消费。
在行政机构掌握了多数经济要素的经济体中，遇到经济低迷，他们习惯于利用自己对经济要素的绝对掌控力，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降低利率，通过较低的借贷成本引诱企业和家庭借钱增加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行政机构直接下场，利用大幅度增加公共债务，自己或通过国企投资新的项目来扩大产能，从而达到增加GDP的目的。
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和消费，在企业和家庭杠杆率较低时，特别有效。前三十多年，我们的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增长，这一招功不可没。但当杠杆率过高，债务成本超过了收入能够承担的水平时，继续增加债务不仅不能带来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反而将刺激债务气球的破裂。因而这一招的效果存在杠杆率天花板。
比如我国家庭债务，从2003年的1.57万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79.9万亿元，20年增长了49.9倍，年均递增21.7%，而这段时间个人可支配收入年均仅递增11.3%。我们的家庭债务收入比，从2003年的24.3%，飙升到2023年的144.7%。所以，2024年央行多次降息，居民新增贷款不增反降。1-10月居民新增贷款2.11万亿元，同比下降54.6%。
作为比较，美国这20年，家庭债务年均增长1.7%，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4.7%。其家庭债务收入比从2003年的106.7%，降低到2023年的106.7%。
企业也如此。我国非金融企业社会融资余额从2003年的13.71万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230.45万亿元，年均增长9.9%，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的37.5%飙升到182.9%。
所以，我们看到了，1-10月企业新增社会融资15.27万亿元，同比减少21.6%。
二、继续刺激企业和家庭增加债务扩大投资与消费之路越走越窄，2025年我们该如何刺激消费？
12月12日，财政部、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是什么？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制度。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每年缴费上限为12000元，缴纳的资金由个人自主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封闭运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缴存个人养老金，也有税收抵免，但这个减免与个人收入负相关。即对收入低于起征线的大多数人，没有减免。收入越高，减免越多。比如对于那些原本适用20%、45%等更高税率的高收入群体来说，优惠最多。
三郎认为，在需要增加个人收入、刺激家庭消费时，这样的举措会限制家庭消费。
在一期的网络谈话节目中，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表示，目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只有1亿左右。在7.4亿就业人口中仅占13.5%。虽然个人养老金每年缴费上限为12000元，如果都按上限计算，一年可达1.2万亿，占2023年47亿社会商品零售额的2.6%。
就此一招，最多能减少2.6%的即期消费。按中位数计算，也会减少1.3%的消费。在2024年前10月社会商品零售额仅增长2.8%的当下，减少1.3%的消费，这样的决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不言而喻。
此时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来鼓励他们缴纳个人养老金，不仅减少了即期消费，还推高了未来的原本差距很大的养老金不公。
三、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不应该是增加个人养老金投入，应该是降低养老金费率。
毫无疑问，现阶段的经济政策要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还必须将财政支出，从流向固定资产投资和补贴企业，转到提高劳动者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上来。我们要改变在四十年前供给严重不足时建立起来的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刺激手段，必须按照经济结构的发展和经济矛盾的转化及时调整。用供给不足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刺激政策来解决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问题，是非常荒谬的。
而目前可选的积极财政政策，一是直接发钱，二是降低税率或费率来鼓励企业提高工资。
在社会呼吁直接发钱时，各地都选择了发放消费券。是我们没有能力直接发钱吗？
三郎一直反对有门槛的利用财政资金发放消费券的做法。因为这样做有三个问题。
一是用公共资金补贴高收入者，不合理。
各地的消费券都限定在买房、买车、买大件消费品或外出就餐上。而有能力消费这些项目的，都属于中高收入人群。用属于大众的公共收入补贴中高收入者，不仅对低收入人群不公平，还有违公共财政支付的道德约束。
二是将扭曲经济结构。
因为这种消费券只能用于部分产品消费，将向这部分行业发出错误的市场需求信号，从而扭曲经济结构。
三是存在灰色空间。有范围选择，需要企业与财政结算，便存在运作空间。这不宜深说，点到为止。
我们有能力停止发放消费券而直接发钱吗？
当然有。目前财政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大约在30万亿左右。我们在其中拿出一半，即14万亿出来，即可向全国14亿人每人普发1万元，按2023年的基准计算，可增加29.8%的社会商品零售额。降低一半标准即7万亿，也可向全国14亿人每人普发5000元，可增加14.9%的社会商品零售额。
所以，直接发钱，不存在有没有能力的问题，有没有资金来源的问题。这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态度问题，是政策选择问题。
我们有没有空间来降低税率或费率，鼓励企业提高工资？
当然有。如何提高劳动力工资？在企业利润持续下降时，空洞的号召没有任何作用。虽然税务部门认为我们的税率已经较低，下行空间有限。但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不同的税收口径基础上的错误认知。
IMF、世界银行、西方国家，以及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标准的财政收入口径都包括：税收收入，社保税收入，医保税收入，政府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而在我们的财税部门，一直将社保、医保、基金排除在税收和财政收入统计口径之外。我们如果合并社保、医保到财政收入和税收之中，我们会惊讶地发现，2023年我们的实际财政总收入达到了39.79万亿元，占GDP的31.6%，比美国的30.3%还要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中国的社保、医保费在GDP中占8.2%，美国的社保、医保又称为工资税，仅占6.5%。
考虑到我们比美国低很多的社保和医保水平，实际上我们在税费方面，有很大的下调空间，假设我们将社保、医保费占GDP的比例降低3个百分点至5.2%，并将这部分由企业转化为增加劳动力工资，可增加全国劳动者工资3.78万亿元。按2023年的基准计算，可增加8%的社会商品零售额。
降低社保、医保费占GDP的比例会影响未来的养老金水平吗？
如果不采取对冲措施，肯定会。但我们的行政机构掌握了大多数社会资源，有足够的渠道和能力来对冲3.78万亿社保、医保基金收入缺口。可采取的对策有：
第一、重启行政机构改革，裁减30%的政府雇员，压缩30%的行政开支。大约可节约财政支出4.5万亿元。
第二、增加国有资本运营收入。我们的国有企业总资产大约占到全国企业总资产的80%以上，但他们缴纳的税收收入仅占40%。去年缴纳的国有资本运营收入仅6744亿元。有较大的增加国有资本运营收入的空间。
第三、出售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
将直接与民营企业竞争的国有企业逐步出售，20年出清，每年国有资产出售收入将超过10万亿。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