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史称“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自从汉高祖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以宗室女嫁与匈奴冒顿单于为阏氏以后，和亲便成为历代中原王朝处理族际关系、治理边疆事务的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一，更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和路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与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继承并延续了历史上的和亲传统，但在频次和形式、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超前代，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由此结成的“甥舅之谊”不仅有效巩固了唐朝“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而且作为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和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机组成部分，维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形势下，和亲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阐发。目前学界有关唐朝和亲政策以及唐朝与回鹘和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内容涉及和亲的类型、特点、功能和影响以及过程等，但鲜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和多语种碑铭等史料，对唐朝与回鹘“甥舅之谊”关系的建立、发展及其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的意义加以探究。与以往中原王朝的主动与主导有所不同，唐朝与回鹘和亲始于回鹘公主嫁入唐王宗室。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回鹘葛勒可汗（毗伽阙可汗）遣使助唐平定叛乱，收复长安、洛阳。此后，唐肃宗遂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建议。757年，唐肃宗遣宗室成员李承寀等“使于回鹘，以修好征兵”，怀仁可汗不仅接受唐朝册封，而且“以女嫁于承寀”，并“遣首领来朝，请和亲”，“封回纥公主为毗伽公主”以示友好，从而开创了唐朝与回鹘和亲的先河。758年，葛勒可汗遣使请婚，唐肃宗感念回鹘出兵平叛有功，许以次女宁国公主出嫁，并以荣王之女李琬以媵的身份陪嫁（回鹘号为“小宁国公主”），遂“将成万里之婚，冀定四方之业”。唐朝以皇女出嫁回鹘可汗的特殊意义，从护送宁国公主入回鹘的唐宗室亲王李瑀与葛勒可汗的对话中可见一斑：“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将女嫁与可汗结姻好。比者中国与外蕃亲，皆宗室子女，名为公主。今宁国公主，天子真女，又有才貌，万里嫁与可汗”。以往中原王朝与其他民族政权和亲“皆以宗室女为公主”，此次唐“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礼至重”。唐朝以“天子真女”和亲产生了巨大反响，史称回鹘众酋长听闻此消息雀跃欢呼，齐说“唐国天子贵重，将真女来”。在宁国公主出嫁的同时，唐肃宗还应毗伽阙可汗之请，以仆固怀恩女嫁与毗伽阙可汗少子；后者在毗伽阙可汗死后继立，称“登里可汗”，并立仆固怀恩女为可敦（又称“登里可敦”），唐朝则册封其为“娑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768年，登里可敦去世；次年，登里可汗再次请婚，唐代宗遂封自己收养在宫中的仆固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出嫁回鹘，唐朝与回鹘的和亲关系得以延续。常衮所撰《册崇徽公主文》云：“我有亲邻，夙称雄贵，分救灾患，助平寇虞。固可申以婚姻，厚其宠渥。况有诚请，爰从饰配，是用封曰崇徽公主，出嫁回纥可汗，册曰可敦。”由此可见，基于“分救灾患，助平寇虞”的功绩以及持续和亲所结成的关系，回鹘已被视为唐朝的“亲邻”。787年十二月，回鹘顿莫贺可汗遣聿支达干来贡方物，且请和亲。唐肃宗“诏咸安公主下嫁”。顿莫贺可汗言辞恭谨：“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咸安公主和亲奠基于两国共抗吐蕃的政治基石上，双方出于共同的政治需要，而和亲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联姻”，但和亲所缔结的“甥舅”与“半子”关系，使得回鹘认为自己与唐朝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兄弟政治联盟；双方因和亲而亲如一家，从而结成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理念得到了提升与加强，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故“九姓回鹘可汗碑”也写道：“皇帝与回纥约，长为兄弟之邦，永为舅甥之国”。咸安公主去世后，回鹘又多次遣使请婚。821年五月，唐穆宗“封第十妹为太和公主”，嫁与回鹘崇德可汗，“出降回鹘为可敦”。太和公主在回鹘前后生活了23年，经历了汗国最为动荡的时代，直至回鹘汗国灭亡才辗转回到中原。唐朝与回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亲关系就此告一段落。安史之乱虽然给唐朝与回鹘和亲提供了看似偶然的契机，但这种偶然的背后却存在一定的历史必然，一方面是历代和亲传统的连续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的直接结果。唐太宗李世民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以及包括和亲在内的实践活动，以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打破了华夷壁垒，促进了各民族大融合，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效维护了“大一统”的秩序，李世民也因之被各族奉为“天可汗”。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不如前，回鹘此时军力强盛，但其不仅没有乘虚而入，反而在李承寀前来“修好征兵”时将可汗亲女儿嫁给他，还把出兵赴难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葛勒可汗太子叶护说：“国家有难，远来相助，何暇食为。”可见当时回鹘与唐朝通过和亲结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因如此，迎娶咸安公主为可敦的顿莫贺可汗称“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此后，回鹘对唐或称兄弟，或称子婿，久叙“甥舅”之好。这表明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具有政治联姻性质的和亲，形成了血脉相连的朴素、自在的共同体意识。唐朝与回鹘和亲后，彼此以亲戚相称。顿莫贺可汗时期，回鹘自称“婿”或“子”，双方正式建立“翁婿关系”。856年唐宣宗所作“遣使册回鹘可汗诏”始有“甥舅”之词：“自尔以降，谊为舅甥，岁有通和，情无诡诈。”在此后唐朝给回鹘的诏书中，“甥舅”称谓遂成定制：“回鹘天睦可汗书，头云皇帝舅敬问回鹘天睦可汗外甥，尾云想宜知悉，时候卿比平安好，将相及部族男女兼存问之。（原注）下同前使印。如册可汗即首云敕某王子外甥，尾云问部族男女等”。直到宋代，西迁后的回鹘与中原王朝仍然以“甥舅”相称，延续着“甥舅之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婚姻和家庭原本就具有定国安邦的重大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礼记·昏义》云：“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唐朝与回鹘和亲“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可谓“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稳固的“甥舅”关系，“实资辅佐之功，广我怀柔之道”，不仅为唐朝北疆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丰富了唐朝治理国家的经验，而且有力维护了“大一统”的稳定和发展；客观上也加强了周边族群对唐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了唐朝与回鹘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稳定而持续的社会基础。以和亲所结成的“甥舅之谊”为基础，唐朝与回鹘进一步通过共构政治格局、共塑经济秩序、共享社会文化等路径，强化了回鹘对中原王朝的认同，促进了中原与边疆的一体化进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在和亲之前，唐朝与回鹘已经通过册封结成了稳定的臣属关系，以唐朝为中心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和天下秩序基本形成。所谓册封，即“加以侯王之号，申之封拜之宠，备物典册，以极其名数；持节封建，以震乎威灵。至于告终称嗣，抚封世及，必俟文告之命，乃定君臣之位”。天宝初年，回鹘叶护骨力裴罗遣使入贡，赐爵奉义王[2]6856。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言状，唐朝遂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此后，回鹘历任可汗皆受唐朝册封。回鹘以“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主动要求在回鹘辖地设官建置，接受唐廷管辖，表明其对“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认同。安史之乱爆发后，回鹘多次出兵助唐平叛，直接参与到“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维护中。758年宁国公主出嫁时，磨延啜受唐朝册命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延续了回鹘历任可汗由唐朝册封任命的传统。此后每当唐朝有难，回鹘就主动出兵“助国讨逆”，史称其“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和亲与册封相辅相成，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此后，崇徽公主嫁给登里可汗，咸安公主先后嫁给天亲可汗、忠贞可汗、奉诚可汗及怀信可汗，太和公主嫁给崇德可汗，以上回鹘可汗均接受唐朝的册封。据统计，在回鹘汗国近200年的时间里，其13位可汗中有12位接受了唐朝的册封，甚至在840年回鹘汗国灭亡、西迁以后，受唐朝册封的成例仍在延续。856年二月，唐宣宗获悉“特勒（即庞特勤）已自称可汗，居甘州”，立即派出使者前往慰谕，“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称臣奉贡，北边无警……已庞历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命”。册封庞特勤为“嗢禄登里罗汩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并“须布中外，咸使闻知，表朕中怀，不问夷夏”。此次册封虽受阻未能实现，但甘州回鹘政权不仅得到唐朝的认可，还被认为是漠北回鹘的连续。早年双方以和亲为纽带建立的“甥舅”关系得到延续，即使面临动荡复杂局势的挑战，依然顽强维系着“大一统”政治格局。毋庸讳言，对唐朝无论是请愿册封还是求取和亲，回鹘自然都有自己的政治动机与利益的考量，其中就包括慕汉和借威等，但这些因素无论在主观和客观层面都不会影响回鹘的向心力，相反还由于这种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关系的建立，促使其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维系中。早在贞观年间，唐廷设置六府七州管辖漠北诸地，施行羁縻政策时，回鹘等周边民族政权就已“钦风慕化而至”，皆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并表示“生荒陋地，归身圣化，天至尊赐官爵，与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世为唐臣”。为了加强与唐朝的朝贡关系和友好往来，回鹘诸族主动提出开辟一条由漠北南下谒见“天可汗”的驿路。以上言行和举措表明，当时诸族皆因“慕汉”而尊奉唐朝皇帝为“天下共主”，并通过“借威”而参与到以唐朝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维系中，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在“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维系过程中，唐朝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唐朝以其巨大的影响力辐射周边诸族群政权，如果没有受到唐朝册封，其统治者都很难得到本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甚至在回鹘西迁后，唐朝担心甘州回鹘“尚恐未为诸蕃所信，犹疑新造之邦”，于是遣使者再叙和亲之谊，对庞特勤进行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周边各族地方政权首领，将其纳入“大一统”政治体系中；各民族首领也希望通过得到唐廷的册封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进而扩大政治影响力。故而唐玄宗认为，册封是“万邦述职，无隔华夷，五等疏封，式固藩屏”的良策，并与和亲一起成为巩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重要路径。对于回鹘而言，接受唐朝的册封即意味着成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一员，要忠实履行“助国讨伐”的责任和义务。和亲关系的建立与“甥舅之谊”的结成，不仅进一步夯实了政治共同体的社会基础，更意味着回鹘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家庭的一员。回鹘也从被动应唐朝征招平叛转变为主动“请以兵从度讨伐”，其共同意识得到了质的提升。史称回鹘“可汗累代以来，推诚向国。往者中原有难，助剪群凶”，且“回纥于国家有救难之勋，而又不曾侵夺分寸土地”。对于唐朝而言，“四方万国，惟回鹘于唐最亲，奉职尤谨”；回鹘“蒙犯不以辞其劳，急难无以逾其分”。唐朝与回鹘在维系和巩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同时，也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和亲不仅是政治联姻，而且还是各民族经济往来的重要路径，具有互市和赐予（包括嫁奁）的经济功能，在共塑互利互补的经济秩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基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具有极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中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完整经济秩序，从而构建了牢固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以往唐朝与回鹘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与回赐或边界互市的方式进行。和亲之后，“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如此大宗的绢马贸易缘于“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以至于后人称“互市者，和亲之别名也”。正是在和亲的直接推动下，唐朝与回鹘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唐朝与回鹘之间的历次和亲几乎都伴随大量的物质交流和大规模的经济往来。如宁国公主出嫁时，送亲的唐宗室、汉中郡王李瑀等人携带了大量的缯彩、衣物和金银器皿，并被回鹘可汗全部赐予各级衙官和酋长；李瑀等人回归时，回鹘可汗给唐朝“献马五百匹、貂裘、白氎”。崇徽公主出嫁时，尽管唐朝的财政已经十分拮据，但唐代宗仍然赠予其两万段缯彩，并开始向公卿的骡子、骆驼征税加以弥补。咸安公主出嫁时，唐代宗除了赠予大量绢帛外，还在麟德殿接见回鹘求婚者，不仅准其互市，而且可以将五万匹马价绢带回。咸安公主去世后，回鹘多次遣使携带财物入唐要求和亲，唐穆宗最终同意以太和公主出嫁，回鹘可汗派人携带千余匹驼马入唐迎接，实际上是借助和亲开展不等价的绢马贸易，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需要指出的是，除绢马外，茶叶也是唐朝与回鹘和亲、互市、朝贡贸易的重要物品，如《封氏闻见记》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除了通过和亲实现规模化的绢马贸易，共塑互利互补的经济秩序外，唐朝的和亲公主还在解决双方经济交往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随着双方绢马贸易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唐朝发现回鹘马匹“马皆病弱不可用”，而回鹘则开始抱怨唐绢质量差、尺寸短。当时已经出嫁回鹘的咸安公主主动出面斡旋，后唐廷特下诏令提高唐绢的质量，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维护了双方正常的经济交往与政治关系。白居易对此曾有诗云：“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值。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阙将军呼万岁，捧授金银与缣采。”可见和亲不仅深化了双方的经济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共构“大一统”政治格局、共塑互利互补经济秩序的同时，和亲还在促进文化交流、共享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之一。史称回鹘与唐朝和亲，“唐赐遗甚厚”。唐朝和亲公主除了给回鹘地区带去丝织品、金银器皿等各种物质文化成果外，还输入了典籍文物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咸安公主出嫁时，“诏使者合阙达干见公主于麟德殿，使中谒者齐公主画图赐可汗”。太和公主出嫁时，“领国信十二车使回鹘”。宁国公主带来大量“国信缯彩衣服金银器皿，可汗尽分与衙官、酋长等”。伴随着和亲活动的深入，中原各类文化成果源源不断地输入回鹘，对包括回鹘在内的漠北游牧区域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回鹘人原“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宁国公主和亲后，葛勒可汗特意仿照长安城建筑风格，为其建造“富贵城”。此后，回鹘可汗为迎娶和亲公主又先后修建了公主城、可敦城等，促进了漠北草原城镇体系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回鹘传统生活方式。回鹘的政治中心因之由随牧迁徙的“牙帐”，逐渐转变为固定的城镇。“九姓回鹘可汗碑”（粟特文部分）记载：“他建造了……宫殿。”从游牧走向定居或半定居是回鹘社会的一大进步，而“九姓回鹘可汗碑”这种碑铭形式在回鹘的出现，本身就反映出汉地制度文化的影响；用汉文、粟特文、突厥文三种文字刻写则体现出文化的兼收并蓄，这一切无疑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唐朝与回鹘的和亲还促进了服饰文化的共享。史称会昌年间，在振武城的回鹘人“皆衣朱碧，类华人服饰”。毗伽阙可汗头戴胡帽，身穿赭黄袍。当时漠北回鹘贵族妇女中还兴起“粉黛文绣之饰”，效仿中原女性妆容，用纹绣品作装饰。至于生活在中原的回鹘人，唐廷更是“饰宗女以配之，立宫室以居之。其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碁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回鹘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厌金革之强，慕朝廷之礼，频袭冠带，思睹汉仪”，反映出汉族服饰文化的巨大影响。同时，回鹘独特的民族文化为唐朝多元的服饰文化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回鹘装”衣冠纹饰绮丽，冠服华美，耳饰和颈饰样式非常独特，深受唐朝社会上层女子喜爱，此风气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如五代后蜀花蕊夫人便有“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的诗句。唐朝和亲公主至回鹘后大多“从其国俗”。回鹘人的婚姻制度为“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种收继婚俗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和纲常伦理浸染的唐朝和亲公主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太和公主初入回鹘时，即按风俗身着胡服与崇德可汗完婚。可汗死后，公主依照收继婚俗，先后嫁于夫弟昭礼可汗、夫侄彰信可汗和盍馺特勒可汗。咸安公主在回鹘生活的21年间，历嫁天亲可汗、忠贞可汗、奉诚可汗、怀信可汗。依照回鹘丧葬风俗，可汗逝世，可敦须为可汗殉葬，宁国公主当时不从，并云：“我中国法，婿死，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回鹘官员对此也加以包容和理解，最终宁国公主无须殉葬，但要“依回鹘法，剺面大哭”。双方在妥协与包容之间最终达成文化习俗的调适和共享。唐朝与回鹘虽然在社会形态、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以和亲为纽带建立的亲密关系，无疑创造了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和相对宽容的交融平台。唐朝与回鹘通过共构“大一统”政治格局，达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以共塑互利互补的经济秩序，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通过共享社会文化等路径，增进了包括回鹘在内的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有效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历史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的记录，是先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和结晶，它昭示着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光明与希望，是最厚重、最深沉的共同记忆。历史记忆由于常强调一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故在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延续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唐朝与回鹘和亲及其所缔结的“甥舅之谊”的历史记忆就是如此。840年，漠北的回鹘汗国灭亡，回鹘部众分三支西迁，分别在河西走廊和西域陆续建立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喀喇汗等地方政权。五代至两宋时期，这三个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在地理上被西夏、吐蕃所阻隔，但他们对中原王朝仍皆以“外甥”自居。回鹘与唐朝和亲的历史记忆及“甥舅之谊”深深地铭刻于西迁回鹘部众的心中，成为维系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纽带。981年，自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阿厮兰汗”的高昌回鹘首领主动向宋朝贡，“遣都督麦索温来献”。983年，高昌回鹘“塔坦国遣使唐特墨与高昌国使安骨卢俱入贡。骨卢复道夏州以还”。次年五月，高昌回鹘与波斯外道来宋朝贡。由此可见，迁居西域的高昌回鹘不仅延续了漠北时期遣使中原朝贡的传统，而且其首领还在自己的称号（回鹘语“阿厮兰汗”、汉语“狮子王”）前特意加上“外生”（外甥）二字，意在追溯和强调“甥舅之谊”的同时，还将宋朝视为唐朝的正统继承者，以此表示对“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持续认同。甘州回鹘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亦以“甥舅”相称，史称“当五代之际，有居甘州、西州者尝见中国，而甘州回鹘数至，犹呼中国为舅，中国答以诏书亦呼为甥”。北宋建立的第二年即961年，甘州回鹘主动向宋朝贡“橐驼、名马、珊瑚、琥珀”。1015年，甘州回鹘可汗向宋廷上表自称“忠顺保德甘州回鹘外甥可汗王臣夜落纥（隔）”，称宋真宗为“皇帝阿舅”。1023年，仁宗册封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为“归忠保顺可汗王”。此后，在往来书信中，双方均以“甥舅”相称，如“皇帝舅问甘州回纥外甥归忠保顺可汗王夜落隔”。此后，甘州回鹘始终与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借助“甥舅之谊”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从而在与西夏对抗的气势上占据上风。1081年，喀喇汗派遣使者出使北宋，上表称宋神宗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喀喇汗之所以称宋朝皇帝为“阿舅”，缘于“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基于唐朝与回鹘和亲的历史记忆以及“甥舅之谊”的持续影响力，喀喇汗王朝与宋朝保持密切交往，朝贡贸易频繁，“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意即“东方与中国之王”，以此强调对“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持续认同。由此可见，“甥舅之谊”并未因回鹘的分裂与迁徙或中原地区的改朝换代而中断，反而内化为彼此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情感纽带，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连续性。唐朝与回鹘和亲及其“甥舅之谊”的记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延续，其内涵和功能不断拓展、深化和重构，并在族群交流与对话中形塑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符号，和亲本身还蕴含着民族心理认同和历史记忆构建，淬炼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价值信条和理想信念，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唐朝与回鹘和亲及其“甥舅之谊”历史记忆的演进，不仅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生动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精神的历史过程，更塑造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和发展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作为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与发展的重要路径，和亲不仅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还是中华文明“尚和合，求大同”价值理念的体现与实践。“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千百年来，“和合”思想广泛应用于社会实践的各方面，维系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赓续。和亲的核心之一便是“和合”，唐朝与回鹘和亲显现出鲜明的“和合”特征。回鹘遣使请婚是为政治关系之“和”，接受册封、助唐平叛则为政治之“合”；两者相互联姻是为族际关系之“和”，结成“甥舅之谊”则为族际血缘与亲缘之“合”；彼此互市贸易是为经济关系之“和”，互利互补、共塑经济秩序则为经济之“合”；族际文化交流是为文化关系之“和”，文化交融与共享社会文化则为文化之“合”。通过“和合”，和亲在推进各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由“多元”凝聚为“一体”。在历史演进中，各民族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牢不可破的共同体意识，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唐朝与回鹘和亲是中国古代传统“和合”思想的实践范例，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员会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