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 微软人工智能CEO，曾与戴密斯·哈萨比斯等联合创办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后任谷歌公司人工智能产品与政策副总裁。
迈克尔·巴斯卡尔（Michael Bhaskar） 作家、数字出版人、咨询顾问和企业家，曾为《卫报》《金融时报》《连线》等撰稿。
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浪潮都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影响，预计未来仍会如此。最近的一次技术浪潮以大型计算机、台式计算机、 电脑软件、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为标志，为社会带来了难以 估量的利益。它为现代经济带来了新工具，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并改变了我们获取知识、娱乐和相互沟通的方式。以社交媒体为例，尽管现在有很多关于其负面影响的悲观言论，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为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众多积极影响。不过，在过去 10 年里，人们也越发认识到技术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它们为政治极化和制度脆弱性的形成和加剧创造了条件。
《浪潮将至：技术、权力与未来的冲击》
[英] 穆斯塔法·苏莱曼 / 迈克尔·巴斯卡尔 著
贾海波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10月
大家都知道，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轻易地触发我们的本能情绪反应，我们会因感知到威胁信息而大量分泌肾上腺素。人们的情绪尤其是愤怒情绪越强烈，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就越高。一 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元分析通过近 500 项研究结果发现，数字媒体使用的增加与人们对政治的不信任、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仇恨情绪的加剧以及政治极化的上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尽管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但这一综述确实呈现了新技术“对民主制度构成严重威胁的明确证据”。
技术已经逐渐侵蚀了民族国家原本稳固的主权边界，它开启了人口、信息、思想、经验、商品、资本和财富的全球化流动，并不断推动这一趋势。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技术在地缘政治战略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几乎渗入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的技术浪潮到来之前，技术已经是世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它也导致了全球民族国家体系的稳定性日益下降。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高度的全球化、广泛的应用范围以及巨大的吸引力，使得任何简单的遏制方案都难以成功。技术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为数十亿人所依赖，它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核心角色，也是国家难以掌控的一股强大力量。如今，那些已经因先前技术浪潮冲击而动荡不安的社会，又将面临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等新技术的挑战。这个世界尚未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做好准备。在现有压力下，它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我经常听到一种观点，说技术是“价值中立”的，其政治性仅源于其使用方式。这种观点过于简化，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技术并没有直接“导致”现代国家的诞生，或创造出现代国家（或任何其他政治结构）。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技术所释放的力量绝不是中立的。
正如技术史学家兰登·温纳所言：“技术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它已成为人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过程及变迁都已深深融入人类意识、社会和政治之中。”换言之，技术本身具有政治属性。
然而，不仅我们的领导者，连技术开发者本身都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技术微妙的政治化影响无处不在，但常常被人们忽视。我们必须正视它。社交媒体就是最新的例证，它提醒我们，技术与政治组织是密不可分的；国家和技术之间紧密相连。这一点对于即将到来的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并不会简单地将人们推向某个预定的方向。认识到技术能为人们提供某些能力，或者观察到技术如何引导我们达到某些特定结果，这也并非一种天真的技术决定论。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是决定历史进程和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它绝不是唯一的因素，也从未以机械的或固有的可预测的方式发挥作用。技术并不直接引发特定的行为或结果，但它所创造的环境和条件确实会增加或减少某些发展的可能性。
战争、和平、商业、政治秩序和文化，这些元素始终相互交织，并与技术紧密相连。技术是思想，体现在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中，对人、社会结构、环境及人类社会的所有一切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现代技术与国家的发展相辅相成，两者之间不断互动。想象一下，技术是如何助力国家核心机能的运转，以及如何协助构建起国家认同和行政管理的宏大框架的。文字最初是作为管理和记账的工具而诞生的，用于记录债务、遗产、法律条文、税务信息、合同内容和所有权等。而时钟的发明则引入了统一的时间概念，起初仅在特定场所如修道院使用，但到了中世纪晚期，机械钟在商业城市中广泛流行，最终在各个国家普及，从而帮助构建起更大、更统一的社会单元。印刷术则让众多方言规范为国家语言，进一步在国家层面塑造了“想象的共同体”，即国家背后的统一民族群体。与相对不稳定的口头传统相比，印刷文字实现了知识的准确记载，使法律条文和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广播和电视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创造了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共同体验的时刻，例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或世界杯等活动。
武器也属于技术，它们对国家权力至关重要。实际上，国家理论学者普遍认为，战争本身是国家形成的基础。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曾指出：“战争缔造国家，而国家又发动战争。”同样，冲突一直是推动技术革新的重要力量，从古代的战车和铠甲到现代的雷达和精确制导武器中的先进芯片，无不体现了这一点。13世纪火药传入欧洲后，彻底改变了中世纪的城堡防御方式。曾经坚不可摧的城堡在炮火之下成了脆弱的活靶子。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进攻能力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有能力购买、建造、维护、移动和部署昂贵大炮的一方就占据了战场上的优势。多年来，国家将越来越多的致命武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强调对合理使用武力的绝对控制权。
简言之，技术与政治秩序之间紧密相连。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带来重大的政治影响。正如大炮和印刷术曾经颠覆了社会格局一样，我们也应该相信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等能够引发同样的变革。
请稍做停留，设想这样一个世界：能够用简单明了的英语进行“编程”、拥有人类般灵活度的机器人，其价格竟与微波炉不相上下。在这样的设定下，你能想象到这项珍贵技术将应用于哪些领域吗？又或者，这样的技术工具将在多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使用呢？在疗养院，是需要真人来照顾你年迈的母亲，还是一个机器人就足以胜任？在餐厅，你的点餐方式是否会改变，将食物送至你桌上的会是谁？在出现劫持事件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执法行动又将如何展开？在丰收的季节，谁来负责采摘果园的果实？
当不再需要派遣人类参与危险的战斗任务时，军事策划者的工作方式将如何转变？孩子们在接受足球训练时，运动场地又将迎来怎样的新面貌？你的窗户清洁工将以何种新形象出现？所有这些机器人硬件和相关知识产权又将归属于谁，由谁来控制它们，以及在出现问题时，有哪些保障措施？想象这些场景，你会发现那是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自20 世纪初以来，现代的自由民主工业化民族国家已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它们是19 世纪众多政治冲突中毫无疑问的“胜利者”。这些国家承载着多项至关重要的职能，而今人们已将这些功能视为理所当然。这些功能包括提供安全保障、通过高度集权的中央机构确保对管辖范围内的全面控制，同时实现各种权力间的合理制衡与分离、通过再分配与健全的经济管理机制来提供充分的社会福利、建立稳定的技术创新与管理框架，并为全球化构建完备的社会经济法律体系。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探讨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将如何对这些国家及其职能构成巨大威胁。
在我看来，未来趋势将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并可能产生一系列中间结果。一方面，某些自由民主国家的内部社会结构会继续削弱，最终演变为“僵尸政府”。这些国家虽然还保留着自由民主和传统民族国家的外壳，但其核心功能将逐渐丧失，基本服务的质量持续下滑，政治体制也将变得不稳定。在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状况会持续恶化，功能也越发紊乱。另一方面，若不经思考地全盘接受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的某些要素，可能会导致国家控制力过度扩张，进而催生出比历史上最极端的极权政府还要强大的超级权力体。威权政体同样有可能陷入僵尸政府的状态，但它们也有可能选择加强权力控制，充分利用技术的强化效应，从而演变为纯粹的技术独裁政体。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原本维系国家稳定的平衡都将被打破，使国家陷入混乱。
无论是国家体系的崩溃，还是威权政体的兴起，都是灾难性的情况。这不仅对这些国家和社会本身构成灾难，对技术的治理同样是巨大的打击。我们绝不希望盲目无能的官僚机构、民粹主义的投机者或权力无边的独裁者控制那些强大的新技术。上述两个发展方向无一能帮助我们遏制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
事实上，这两个方向都潜藏着巨大的危险。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我们需要自信、灵活且内部团结的国家。它们能够对人民负责，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能够平衡各方利益和激励措施，并且能够迅速、果断地采取立法措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还能进行紧密的国际协调。国家的领导者必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采取大胆的行动，并愿意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为了有效地应对历史上最具深远影响和变革性的技术事件，我们需要成熟、稳定且值得信赖的政府发挥其最佳作用。只有真正高效运作的国家机制才能确保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实现其巨大的潜在利益。这是一项极难实现的任务。
前文所描绘的经济实惠且广泛应用的机器人，以及本书第二部分所探讨的众多其他变革性技术，在未来20 年内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更早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预见到这些技术和工具对经济、民族国家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产生的深远影响。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大契约已不再稳固，随着新技术浪潮的汹涌来袭，一系列新的压力因素将真正动摇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