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法国著名社会学大师。（视觉中国 图）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喻国明因为社交媒体流传的一则消息，被推上风口浪尖。
消息称，喻国明教授在41年间共发表1226篇论文，仅2024年就已经发表48篇论文，平均每年29.9篇，是“全球产量最高学者”。如此惊人的发表数字自然引来了舆论的喧嚣，其中一类最尖锐的批评，则是质问他是否“学阀”，借自己的地位挤占青年学者的发表空间。
喻国明本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质疑，表示“论文产量最高”一事完全是子虚乌有。针对直指他为“学阀”的言论，喻国明回击称，他既无任何行政职务，也没有任何对于学术期刊编辑的控制力，根本不可能“把持、垄断和控制”教育界和学术界。
实际上，在今天的知识界，“学阀”一词成为了众所周知，但又无处显形的热词。学阀的存在，揭开了一直以理想主义标榜的学术界真实情况的一角。学术圈的故事在无数研究生与青年学者中隐秘流传，官方也屡屡发文称要“反对学阀作风”“反对圈子文化”，但即使发生公开举报等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学术界的真实游戏规也始终难以被探知全貌。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1984年发表了《学术人》（Homo Academicus），书中针对法国学术界进行了深入且开拓性的剖析，揭示出被大众认为是象牙塔的学术圈，实际上是充满了斗争的权力竞技场，学术圈的各类角色都在为获得认可与个人利益而斗争，“学阀”自然也是其中的重要行动者。
四十年之后的今天，《学术人》的全新中文译本面世，重读四十年前布迪厄对法国学术界的尖刻评论，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和反思。
这或许印证了那句老话：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争名夺利是常态而非病态
或许大众会认为，学术界内的斗争是一种亟须纠正的异常现象，由一部分心怀恶意的人败坏了风气，一旦有外部力量进行清理与整顿，学术界就能够恢复理想主义的良好氛围。
布迪厄在一开始就明确反驳了这种观点，他指出，这种天真的观点夸大了个别人物与群体的重要性，以八卦文学式的逻辑取代了对整个学术界宏观的科学分析逻辑。
他用贯穿他学术生涯的关键概念“场域”开始了他的分析。所谓场域，指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它由一群在该领域内互动的社会行动者构成，这些行动者争夺不同的资本，并根据特定的规则和逻辑做出行动。
在他眼里，学术场域和其他任何场域一样，人们会为了各种游戏规则的制定而斗争，在这个场域中，人们竭力争夺与积累不同类型的资本，以获得不同利益。因此“争名夺利”并非学术界的病态，而恰恰是学术场域运作的常态。
但有趣的是，学术场域的运作又有自己的逻辑。学术圈的“名”与“利”并非是某种客观存在的财富，而是学者们彼此的认可与评价。毕竟，学者的研究是否有价值，尤其在纯理论的学科中，只能依靠同行的评审与评价。这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每个人都要依赖彼此。哪怕是在这个场域中最底层、最缺乏资本的行动者们，都要认可这场游戏的规则，游戏才能维持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性”被奉为某种重要的标准。布迪厄进一步宣称，科学性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力量，但当某种表述被公认具有科学性，它就被认为是“真实的”，并且蕴含着让整个社会都顺服的力量。因此，不仅学术同行会参与，政治场域的掌权者同样会参与这场学术场域的游戏，无论是通过利用科学达成自己的目的，还是反击这一表述，以捍卫自己的利益。
这在现实中的例子俯拾皆是，在医学领域，脑白质切除术或许是最知名的例子之一。
脑白质切除术曾经被认为治疗精神疾病最有效的手术，在1930年代发明之后迅速成为全球治疗精神病的主流方式，发明者葡萄牙神经学家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兹（António Egas Moniz ）还获得了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该手术由于对患者的性格和智力功能造成了严重影响而臭名昭著。
据统计，仅在美国就有超过四万人接受了这一手术，其中，同性恋者成为主要的受害者之一。在当时的美国，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因此为了“治愈”同性恋，许多精神病院内的同性恋者“接受”了该手术。有媒体指出，作为脑白质手术最坚定的拥护者，美国神经学家沃尔特·弗里曼 (Walter Freeman)的病人中有40%的同性恋男性。
很快，医学界发现，脑白质切除术患者不仅出现了颅内出血、癫痫、脑囊肿等症状，他们对现实的反应也变得迟缓、冷漠。最积极的抵制者来自苏联，精神病学家、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瓦西里·吉利亚罗夫斯基 (Vasily Gilyarovsky) 批评脑白质切除术违背了人道主义原则，“会将疯子变成白痴”，并指出这是“美国精神病学家狭隘的机械主义观点导致的，脑白质切除术就是从美国进入苏联的”。
1950年，《真理报》也公开刊文表示，“资产阶级医学无能为力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精神病学中广泛使用的治疗精神疾病的‘新方法’——脑白质切除术……我们这些受过伟大人道主义教育的医生是不会接受像白质切除术这样的‘治疗方法’的。”
随后，苏联正式禁止了脑白质切除术，成为全球首个禁止该手术的国家。而美国最后一例脑白质切除术在1967年施行，但西欧地区一直到1980年代依然有实行该手术的记录。
当某一科学论述被“公认”为正确时，其塑造世界的能力可见一斑，但场域中的其他行动者同样会予以还击。在布迪厄眼中，这种对论述科学性的争夺，会在学术场域永无止境地进行。
一场学术研讨会正在进行。文图无关。（视觉中国 图）
遵从游戏规则的核心因素在于期待
如何让论述更有科学性？布迪厄认为，最具决定性作用的，是论述的修辞与表达风格。即使研究再精深，如果它有个人化、文学化的笔调，反而会损害它的科学性。科学研究必须遵从学界所默认的实验流程、行文笔调、脚注、参考文献、文章架构等规范，一种制度化的科学实践模式就此形成。
显然，那些最擅长遵从这些规范，从而表现出科学性的人，往往是科研机构的掌权者。他们最清楚这一套游戏规则，从而——用布迪厄不无挖苦的话说——“确保了那些大型科学官僚机构的掌权者能获得与其实际科学贡献完全不成比例的声望”。
或许有人很快将“学阀”的称号锚定在这些掌权者的身上，但学术场域的游戏规则远比这些复杂得多。布迪厄明确地指出，对学术界最糟糕的解读，就是认为“学阀”们的行动是一种集体性、有意识、有组织、有策略的产物，是为了捍卫本群体的集体利益，但这并不符合他们的统计数据与调查结果。
实际上，“学阀”所包含的师生关系，内在于学术场域中。布迪厄认为，这种师生关系本质上就是“老板”与他们的“客户/拥护者”的关系。如今有许多研究生将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某种意义上也呼应了布迪厄的论断。
“学阀”老板们参加各种委员会、理事会与评委会，积累社会资本，为学生们提供资金，以及职业生涯上的保护与促进；作为代价，他自己完全不研究，并且也无法真正在智识上指导学生。
而学生就是他们的投资，学生们未来的成就将为他们进一步积累资本（社会资本、货币资本与学术界中的声望资本），并且通过复杂的、多元化的交换网络扩大影响力：Y教授推荐了X教授之后，X教授会提醒自己学门成员为Y教授的新书撰写书评，资本的积累会不断延伸出学院，直到产业界等各种界别……正如布迪厄所说，“权力的逐步累积也会滋生出更多的权力”。
值得强调的是，这场游戏并非单方面的强制，或者说，老板们是学生主动选择的。例如在博士导师的选择上，学生对导师的期待不一定是智识上的指引，也不一定是技术上的建议，而是希望对方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保护，实际上这正遵从了学界的规则。
他们对这套游戏规则的遵从是为了什么？最核心的因素在于期待。老板们保证年轻学者们能够拥有一切，只要他们顺从地等待，并服膺这一整套秩序，他们就能成为独当一面的教授。老板们需要一方面管理这些学生们，不让他们过早独立或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又要推举他们，为他们的职业生涯铺好路，让他们不至于失望。
在2024年7月面世的《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施爱东教授对中国学术圈的观察，也与布迪厄的分析遥相呼应。施爱东指出，一些导师强迫学生完成课题，学生一旦毕业，要么远离学界，要么叛出师门，完全无法为导师进行更多的资本积累。而当导师退休后，失去学术权力与声望的加持，无法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提供助益时，学派也会自动消亡。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学阀”现象，实际上根植于学术场域的游戏规则之中。而那些被谴责的“学阀”，反而是无法精巧地适应这套游戏规则的导师，是让学生拒绝再遵从这套秩序的失败者。
在自由之中承担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布迪厄反复强调，所有这些行动都并非导师与学生精心谋划、仔细考量的策略性行动，而是“习性/惯习”（habitus）的产物。惯习同样是贯穿布迪厄学术生涯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被社会环境与家庭背景潜移默化地塑造，最后形成的认知与行为模式，个人在其中是完全无意识的。它最终会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想法/行为”。
无论是学生还是导师，他们都被投入到学术场域中，根据各自的成长背景，学习这一套游戏规则。他们甚至会在没有任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按照不言而喻的游戏规则行事，并且在不适应这套规则时，认为是由于自身的不足而落败，而不是转而反叛学术场域。
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被导师或学校压榨的学生，很少会奋起反抗导师与学校，更多是选择默默退出甚至自杀——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们真心相信是由于自身的不足，才无法继续在学术场域生存。
正如布迪厄所说，“教育体制会让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不对排斥的原则提出任何异议。”
1984年，作为刚获得法国社科界最高荣誉——就任法兰西公学院社会学教席——的学术巨擘，布迪厄算得上是功成名就，但他在《学术人》中却对当时的学术界进行了激烈且彻底的批判，可以说是毁灭自己赖以成名的根基。
对此他略带不安地借用了中国思想家李贽的著作《焚书》作为第一章的标题，并称这本书“带有某种公开忏悔的性质”。他选择勇敢地、孤注一掷地解剖学术界，一方面是为了回应1968年“五月风暴”对法国知识界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正预示着他在随后的1990年代走出学术界，向公共知识分子角色转型。
也就是说，他逐渐摆脱早年反对社会学者应该介入现实政治的立场，开始相信社会学的洞见能够提供某种自由的可能性，甚至扮演解放英雄的角色。
实际上，在第一章“一本焚书？”中，布迪厄就已经宣示了本书的目的：
“对支配着知识分子世界的机制的进一步认识……应该教会每个个体，如何在自由之中承担责任，如何坚定地拒绝一切最微小的松懈与软弱，它们使个体的全部力量屈从于社会的必然性；
如何在自我和他者身上，与机会主义式的冷漠或不抱任何期望的盲从主义作斗争，否则他们就会给予社会世界它所要求的东西：对一切微不足道的小事的顺从奉承和屈从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