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了,先生活|鲁迅一代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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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崭新的一年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你年初的迷茫解决了吗?


这届年轻人的困境已经被讨论了太多次,找工作艰难,维持工作困难,离开工作生活就难;没时间恋爱,没时间关照自己的精神生活;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各种具体的苦闷向上升腾,最终成为一种笼罩着我们的巨大的虚无感。

  

这些迷茫并不是我们独有的。把时钟回拨一百年,那些曾经掀起革命热潮、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们也一样迷茫、虚无不知所措过。我们想象中拥有蓬勃生命力的五四青年们,其实也经历过和我们一样的困局:毕业即失业,试图脱离原生家庭却无法经济独立,恋爱与婚姻受挫,工作了却和想象的不一样、陷入事业困境。而他们的选择是——先跃入生活中,用积极的行动对抗一切。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首届得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在最新作品《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以两条脉络、三次世代更替、四个内部分化,简洁有力地阐释了晚清至五四一代先贤的百年精神历程。沿着他们一条条的人生线索,我们可寻味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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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他们也曾虚无过

从 1915 年到 1925 年,是广义上的五四时期。在这十年当中,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何以发生?到五四后期,为什么知识分子告别了启蒙,一步步走向了“主义”和“组织”,最后终结了五四时期,开始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国民大革命?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有多种角度和途径,然而,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角度来说,有一个之前的研究相对忽略了的问题,即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虚无与苦闷。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摆脱虚无主义的精神困境,五四知识分子先是投身于爱国的行动,运动落潮之后,新的苦闷随之而来,而对“主义”的信仰和从个人走向“组织”,成为五四知识分子重新寻找救国路径和个人生命意义的不二法门。

虚无主义是五四时期特有的精神现象,蒋梦麟注意到,五四时期的青年心理,“事事要问做什么,就是对于事事怀疑”。《学生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今后应该怎样做学生》,虽然发表于1927年,但其中流露的情绪与感叹其实从五四时代就开始了:“旧道德破产了,新道德并不曾建设;旧文化鄙弃了,新文化也不能取以自代。在这彷徨歧途中的学生,好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只无舵孤舟,随风飘荡。……前途茫茫,伊于胡底?今后的学生,实在不容易做啊!

清末民初思想界争论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很少有人讨论人生观的问题,但到了五四时期,由于人们对社会现状普遍失望,而政治失序的背后,是深层的心灵秩序之迷失,于是人生观的问题就成了大问题。对这一问题最为敏感的,莫过于“五四”的青年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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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

冰心在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中,借主人公彬君之口说:“从来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在1919年前后,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问题小说”,冰心、庐隐和叶圣陶是“问题小说家”的中坚,特别是冰心,以此而爆得大名,她的几篇引起注意的小说描写的都是青年们内心的苦闷和忧郁。

五四青年的这种烦恼、惆怅和虚无的心绪,朱自清是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的:“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五四是一个怀疑的时代,怀疑到终极,是为了获得新的信仰。但当以怀疑的态度拷问一切新知识的时候,反而陷入了更深、更迷茫的精神迷宫,而无法落实内心的安身立命所在。于是,既自信又怀疑,就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症候。


他们如何超越?

面对内心的虚无主义,五四知识分子又如何试图超克呢?钱永祥提出,在一个祛魅的世俗化时代,当传统的绝对价值衰落之后,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态度:“纵欲”与“虚无”。所谓“纵欲”,乃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的幻觉,对于人类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而所谓“虚无”,乃是当纵欲的亢奋高潮过后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瞬间崩解,沦为对一切价值的麻木形态。纵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敢在废墟中有所坚持。 

细细观察一下五四时代,亦是如此。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说过一段话 :“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 ;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地走着,看沿途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鲁迅也是避世的。在教育部当一个小官员,晚上抄碑拓,聊以度日。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曾经“精神纵欲”过,自比尼采式的“摩罗战士”,相信启蒙的力量,可以拯救众生堕落的灵魂。但他以满腔心血编的《新生》杂志,却受到了冷遇,印了一千五百本,只卖出去一百本。

他发现自己在茫茫人海之中,只是“一小撮”:“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就是为什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鲁迅反而意兴阑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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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就是所谓的黑暗与虚无的“实有”。世界的本质就是“无”,人的生命本质亦是如此。黑暗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的环境,而是内在于宇宙与人心之中。然而,鲁迅有一句名言:“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虚妄,无论对于宇宙还是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然而,人的终极性意义,不是屈从于命本身,而是反抗宿命,他说,“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


五四的老一代启蒙者,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都是“精神的纵欲”者,对各自的未来充满了乌托邦的憧憬,但鲁迅怀疑基于理性的盲目乐观,更拒斥传教士般对未来天国的虔诚。鲁迅在情感与理性之外,突出的是意志的力量,这种破坏性的战斗意志,是一种悟透了终极的虚妄,但依然积极能动的另类虚无主义,也就是基于虚无的反抗。

鲁迅说过一段话:“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一种马克斯·韦伯说的“责任伦理”。在一个祛魅的时代,各种古老的神魅与眼花缭乱的主义已经失去了光彩,价值的冲突使得不再有绝对的存在,不再有信仰。当信徒所依恃的“信念伦理”陨落之际,另一种对现在担当、对此刻负责的“责任伦理”成了严肃生活的价值尺度。而鲁迅,似乎是以这样一种新的伦理价值重新衡量人世、要求自己。


以行动对抗虚无

在 19 世纪的俄国,有两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怀疑的、思考的,如赫尔岑、屠格涅夫,第二代是果决的、行动的,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面对大时代中价值的巨大转换与暂时出现的信仰虚空,上一代人要想明白了再行动,但年轻一代,则直接付诸行动,在行动中暂时克服虚无,获得饱满的精神价值。

在五四时期,也是如此。1919 年五四运动的突然爆发,就有这样的心理背景。在运动之前,学生们还在争论各种各样新的思潮,还在为何为新的信仰而苦恼,运动一来,雷霆万钧之下,走向社会的直接行动振奋了爱国学生的精神,之前的颓废、彷徨一扫而去,行动就是目的,行动就是一切,整个学生界风气为之一变。

罗家伦说 :“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当京城一波又一波的学生上街,又被军警抓进牢房,而更多的学生前赴后继的时候,这种具有强烈宗教情感的牺牲精神,不仅激励了全国的年轻人,也让成年的商人和市民也站出来,介入了抗议巴黎和会的群众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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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欲与虚无,是五四时期上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他们基本都是观念性人物,然而,年轻一代的五四知识分子,却要直接诉诸行动,行动,似乎是暂时超克虚无、获得人生意义的最方便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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