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开始我就没有上过班了，在头三年里，只有一些零星的稿费收入，以及刚刚迈过六位数的存款。不过，父母有退休金，不必靠我赡养，我又没有孩子，经济负担比较轻。除此以外，我当时的女友，也是现在的妻子，与我有相对一致的人生观，不讲究物质上的享受，从没向我提出过经济方面的要求。我们的生活很节俭，房子租金是每月一千八，已经住了三年多，平常自己买菜做饭，一年见几次朋友，每次花销几十块。
2023年，因为《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出版，我的经济情况有很大改观，但开销方面仍维持原来水平。妻子有时会调侃我：“你现在都是‘名人’了，我这个‘名人’太太得到了什么好处？”我就提醒她：“今年我们都吃过几次虾了呀！”——前几年因为拮据，我舍不得买虾，而且因为老买打折的冻肉，不幸翻过几次船，被她引为笑柄。
今年我又出版了两本书，因为之前那本反响还行，出版商对我更有信心了。不过我自己清楚，第一本书的题材自带社会关注度，不是我写得多么好，而是类似的作品太少。为了配合宣发，今年我先后去了西安、苏州、兰州、杭州、南京、深圳和四趟北京，以及在成都本地参加了几场活动。
妻子常对我外出表示羡慕，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羡慕，而是在借机向我表明：你现在可快活了，成天可以免费旅游。可是实际上，那对我来说只是出差，每次行程都很紧凑，从没试过在完成任务后多作逗留，更没有趁机游玩——不是没有这种条件，而是没有游玩的心情。我发现自己每次出行只能设立一个目标，要不就是工作，要不就是游玩，但不能随时切换两种状态。
很大程度上，我认同钱锺书的观点：“如果你吃到一只鸡蛋，觉得好吃，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事实上，我这辈子从没以读者的身份参加过任何新书分享会，我第一次踏足这种现场活动，就是在《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北京分享会。天知道那天我有多么紧张和无助，不但完全缺乏经验，连想依样画葫芦也办不到，因为我还没有见过“葫芦”。后来那场活动不出意外地成为一段我不愿回想的难堪经历。
不过哪怕再笨的人，反复地做同一件事，终究还是能摸到一点窍门。后来我渐渐总结了一些经验，在公开场合的口头表达水平和胆量都有所提高；甚至有几次，对自己的表现还比较满意。但总的来说，和读者在线下见面，或在线上以视频、语音等形式，作即时的口头分享和交流，对我来说都绝不是一种享受。我经常在事后为自己不如意的表现感到懊恼和羞愧，有时甚至无法释怀。我只有安慰自己：谁都想优雅地挣钱，但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为卖书而出丑并不丢脸，何况这要比送快递轻松多了。这本书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能多挣些钱的机会，我想尽量把握。但我也不是什么钱都挣，至今为止找到我的和写作无关的商业合作，我全部都婉拒了。
从前，我只能在互联网上维持一点尊严，在网下就是个被人看不起的Loser；四十岁了还在送快递，尽管有赖社会的进步，多数人对我还是客客气气，但那并不是真的尊重，而只是人们在物质水平提高后对体面的需求。说到底，谁会关心像我这种人的内心感受和想法？可是忽然之间，因为出版了一本书，我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关心和重视，甚至有不少年轻读者向我请教人生规划的问题，可这恰恰是我完全无知的领域。
假如今天我做成的事情，是通过深思熟虑地规划、锲而不舍地争取、艰苦卓绝地拼搏和百折不挠地坚持而获得的，那么我愿意把这些经验和读者分享。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容易放弃的人，我不具有大多数积极上进的品质，说好听点是随遇而安，说不好听就是得过且过——我可以坦然接受自己一事无成。
如今我觉得，不应强调我在写作上有多年积累，我写得太随性，并没有多刻苦，只是很多比我有才华且刻苦的作者没有交上我交上的好运。对我的“成功”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写作水平——虽然水平也很重要——而是机会幸运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颜回短暂的一生并无功业建树，孔子却自称“弗如也”。我一直都相信，一个人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其内在，其次才是他做成了什么。幸运永远是稀有的，否则就不叫做幸运了。我知道还有许多值得尊重的人，因为没有获得运气的眷顾，毕生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命运的赏惩竟如此随意，仿佛在奚落人们对公正和严谨的渴求。绝大多数金子都没有机会发光，只是生生世世地深埋在地底。我不认为命运有多公平，尤其是在自己成为幸运儿后。名誉的分配机制如此马虎和草率，名不副实的人必定比比皆是，所谓的名誉不过是虚妄之物。
几年前人们对我喊“小哥过来一下”，现在却礼貌地招呼“胡老师这边请”——对于这种变化，我虽不至于感到羞愧，但也没有觉得荣幸，而只是感叹世事无常。因为对我人格起塑造作用的，不是最近两三年的顺利和满足，而是过往十几年的不堪和窘迫。我对人生有些消极的观念和想法，并没因过上了“好日子”而改变。有两种矛盾的意志同时作用在我身上：一种是对现实的深刻敌意和对社会的本能疏离，另一种是当必须与人打交道时，内心难遏的想要迎合和满足对方的冲动。正因为难遏而要遏制，有时难免用力过猛，突兀而粗粝，冒犯到别人，自己也愧疚，总之横竖心里都不舒服。
从去年至今，我参加了一些活动，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不过总的来说，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我发现自己确实不喜欢社交，也不想和更多人建立交情。我克服不了人际交往带来的障碍和焦虑，有时只为回复一条简单的信息，也要经历内心的煎熬，反复纠结于措辞的语气和分寸。而拒绝别人的请求对我来说更是难事，有几次因为对方实在太热情和执着，我只能说服自己去参与不感兴趣且费力的活动——生命本该用来虚度，我却半推半就地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
今年开始我拒绝了不少活动邀请，有些是自己拒绝的，有些是编辑帮忙的。去年因为频繁外出，从酒店捎回来的牙刷已够我用两三年。不久前一个朋友问我，现在你不想去参加这些活动，等将来没有机会去了，会不会又反过来想去参加？我说，那只有等到将来才知道了。其实我心里很确定：不会。
假如挣到足够的钱，我想过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我身上原本就不强的社交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已变得越发稀淡，现在更喜欢安静地独处。不过，我已经不是单身，不能想去哪就去哪，隐居倒是没问题，毕竟还可以隐于市，但妻子明确反对与世隔绝，她放不下便利的菜场、公园、图书馆以及三甲医院……或许我们将为此展开漫长的拉锯和博弈。
坦白说，像我这样的人，本来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我看了一些网上的评论，发现不少喜欢我的人，其实误解了我和我的经历。我不是一个社会观察者，对社会问题兴趣不大；也不是一个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奋斗者，最后实现了理想。我只是一个长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内心拧巴且疲惫的自省者。作为幸存者偏差里的那个幸运儿，我无法认同“通过写作改变命运”这样的叙事。但读者怎么看我、媒体怎么报道我，并不全由我控制。在私下的交流里，有读者对我感到惊讶，他们从我书中获得了积极的力量，却不料我本人是那么消极。
今年还发生了一件悲痛的事情，这一年也将因此永久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以七十七岁之龄辞世。这对我们来说已有心理准备，2016年母亲查出卵巢癌，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主治医师告诉我们，癌症已发展到第三期，即使做了切除手术并化疗，预计在两三年后也会复发。而母亲又活了八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已经是赚到了。
我母亲出生在上海，六岁那年随养父母移居广州。小时候，一方面没有兄弟姐妹，在广州也没有亲戚；另一方面她的相貌、口音、穿着和生活习惯等，都和本地孩子有较大差别。为了不被小朋友们取笑、孤立和排挤，她从小就形成了讨好型人格，对外人的看法非常敏感，既不敢得罪人，也害怕犯错。这些特征不仅能从她身上直接观察到，也在她讲述的过往经历中处处体现。
我外公曾在卢沟桥事变后，受救亡抗日的爱国热情驱使，在上海加入了当时抗日的国民党。但他并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参加过国共内战。到了文革时期，因为这段“黑历史”，他被揪出来批斗，并关进了牛棚。外婆身体不好，一辈子没有工作，作为家庭支柱的外公被打倒后，母女俩难免感到无助和惶恐。母亲和我说过一件往事，有天她到一个原本要好的同学家玩耍，同学突然在家长面前用手指着她，凶狠地宣布和她绝交，还朝她扔了一块抹布。
受到粗暴狂热的社会氛围惊吓，母亲也被迫宣布和外公断绝父女关系。同时为了洗刷出身的“污点”，她化身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毫无保留地信仰红色思想，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做到忠诚无私和表里如一，以换取极度缺乏的安全感。后来下乡到了海南的农场，同学们都一心盼着回城，母亲却觉得待在农场比回城更安全。毕竟下乡是相对公平的“全员劳改”，而城里的斗争却是斗你的成分，是你无法改变的东西。
父亲所在的部队当时正好在海南军垦，经政委牵线和母亲结识并交往。父亲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出身，十几岁就离乡参军，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和他结合，母亲一劳永逸地“洗白”了自己的身份。1973年我姐出生，被送回广州，由我外婆抚养。1976年落实回城政策，母亲终于回到广州，此时外公已被放出来。1978年父亲借助婚姻关系也复员到了广州，我们一家六口生活在一起。
八十年代母亲终于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不用再成天担惊受怕了。童年时我崇拜她，她凡事讲道理，仿佛没有私心，克己奉公，表里如一，在家里关起门说的话，全部可以打开门原原本本地对外人说。此外她好像没有个人的偏好，一切以客观理性为准绳，经常主动地自我检讨，节制且禁欲地对待生活。总之，她的处世为人和生活作风高度符合当时社会宣传的标准。和她相比，我看到别的家长总有一些私心杂念，比如漠视规则、蛮不讲理、贪婪自私、不守信用等。母亲的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奠定了我蒙昧时期的价值观，即使日后我的心智和认知水平超过了母亲，并且认识到她身上的观念因何形成，但就感情和意气而言，那些观念就像血脉一样令我感到亲切。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九十年代，社会的价值导向发生扭转，从前批判的事情这时却要推行，甚至中学课本里还在批判的事情社会上已经在推行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每天都在发生，规则和制度远远落后于新现象、新形势，于是大家就 “摸着石头过河”。母亲尝试理解这些变化，但始终无所适从、不知所措；特殊年代的恐惧记忆令她愈发谨小慎微，担心变革只是暂时的，将来会遭到翻盘和清算。可倒霉的是，她任职的船厂原本属救助打捞局，是个事业单位，这时却改制成企业单位，实行自负盈亏。面对尚未明朗的前景，厂长想把一些商单收入从账面抹去，不上缴国库，而母亲是会计，这个重任自然落到了她头上。
厂长的做法并不罕见，当年社会正经历激烈变革，很多单位一夜间倒闭，工人全部下岗失业。为了安全起见，他想设立小钱柜，起到类似水库的作用，涝时储水旱时排水。但规则和制度没有照顾到工厂的难处，做假账是违法的，母亲不敢配合。可是厂长的诉求也不是要中饱私囊，至少名义上是为了全厂的利益，母亲相当于站到了全厂职工的对立面。我记得在好几年里，母亲陷于两难境地，过得非常痛苦，乃至精神衰弱，有时我和她面对面说话，她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后来，厂长招来一个应届大学生，原本财务室有一个出纳和两个会计，母亲的资历最老，是三人里的小主管。大学生来了之后，厂长就让他顶了母亲的位子，母亲不做的假账就让他做。于是接下来的几年，母亲只能尴尬地面对同事的异样眼光和背后指点。不过厂长后来还是坐牢了，可能他还有些别的经济问题。
父亲在1989年经历过一场失败手术，1996年办理了病退，因为闲居在家，和外公日渐滋生龃龉。他俩的性格、观念、出身、经历和生活习惯等都充满了差别和矛盾，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再加上单位发生的事，令她几乎要崩溃。后来听我姐说，当时她甚至想过自杀，但这些母亲从没对我说过，大概因为我还小，她只能向已出嫁的姐倾诉。我姐说，那几年母亲的精神不正常，“当时她都有抑郁症了”。
2002年，五十五岁的母亲终于熬到退休，这对她来说是如释重负，或许一辈子都没有这么轻松过。可是我也不是个让她省心的儿子，1999年从中专毕业后，我基本每半年换一份工作，这些工作跨度很大，换得马虎随意，看不出有什么方向或积累。
2004年，在没有提前知会的情况下，我以画漫画为理由，跑到北京待了半年。在这半年当中，我几次因身无分文而打电话向她求助。这时她肯定已意识到，我和大多数本本分分的同龄人不同，只是她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2006年，父亲中风住院，康复后身体大不如前。母亲本性不像父亲般孤僻，她向往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比如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甚至到国外去走走看看，但为了照顾父亲，她放弃了许多个人的愿望。
2009年，我结束了一段痛苦的从商经历，从南宁回到广州，接下来近两年没去上班，关在房间里“搞写作”。为此她忧心忡忡，却又对我脱轨的人生束手无策。
2012年我去了云南，然后又到上海打工，再回到云南开店，2016年返回广州。在这几年里，我和母亲在电话里吵过几架，关系一度变得紧张，常常几个月不联系。我们争吵的内容不着边际，归根结底是由于我懦弱、无能、窝囊又任性，在社会里到处碰壁，事事不顺，心里有怨气，发泄在她身上。
她查出癌症的时候，我已经返回广州几个月，但没有告诉她，她以为我还在云南。接到这个消息的我震惊、悔恨、自责、惶恐，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像法官的有罪判决一般把我钉在耻辱和绝望的牢狱。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恨母亲，就有多么爱母亲，恨和爱并不能彼此抵销，甚至经常互为因果——我恨她恰是因为曾经向她索求关爱却得不到回应。然而我又是那么像她，仿佛是她在这个世上的延续，就连她也说过几次，我实在太像她了——我不知道她这么说的时候，是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什么往事。
其实我一直清楚她爱我，后来也明白为什么她不像很多家长那样偏护和关爱我，因为她无法给我她从未体验过的爱。她一生都缺乏安全感，不敢暴露任何私心，极其害怕受到指摘。她曾为自保切断过亲缘，此后她无法毫无保留地信任亲情，包括信任我。有时我感觉她对我的态度，就像我是社会安插到她身边的监视者。在她住院做化疗的几个月，我每天去医院看望她、陪伴她，至少那时候她是欣慰的。面对死亡，她或许有过不甘，但从未流露过惧怕。毕竟她的人生并不幸福，她不像幸福的人那么舍不得死。
2017年，因为再次经商失利，积蓄几乎清空的我去了顺德做物流理货。2018年，又离开广东到北京，和现在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并从事快递工作。就在这两年里，父亲的身体情况开始恶化。有一天晚上，他起夜时摔倒，母亲起床扶他，却怎么也扶不起来，只好打120求助。发生这件事后，他俩选择住进了老人院。
2022年10月，七十九岁的父亲辞世。他的离去让母亲得到了迟来的解放，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她让我和我姐分别陪她去了东北、华东、西南和西北多地旅游。我们还一起去了海南的昌江黎族自治县，找到当年她和父亲待过的农场原址。这时母亲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因为长期服用靶向药，她的双腿浮肿无力，走几百米就要坐下来休息。
大约从去年底开始，母亲感到下半身持续疼痛，这是癌症晚期的症状，除了吃止痛药别无他法。她一直想要安乐死，但我们无力帮她实现，她也考虑过自杀，但被我和我姐劝阻。
病痛远比死亡可怕，看着母亲受折磨，我内心除了痛苦还感到憎恨——我恨这个病，也恨带来疾病的生命，以及孕育生命的这个世界。母亲原本抗拒住院，说时间到了就死，没有必要干预。可是死亡不是人的仆役，不能像出租车一样招之即来。熬到今年1月22日，她终于还是住了院。
1月29日我回到广州，第二天她就要出院，说不想在医院里过年，我只好为她办理出院手续。到了2月6日，她连从床上坐起来都办不到，只能叫救护车送回医院。春节我们就在病房里度过，点外卖，看春晚。
我和妻子在2021年搬到了成都，她是成都人，丈人年迈独居，须有人就近照应。那时他突然腰痛，于是2月16日，我告别母亲返回成都，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
老人都不喜欢住院，丈人也一样，总想在家调养，静待身体康复，于是拖到2月21日，我们才把他送到体院附属医院，诊断结果为腰椎骨折。医生建议做手术，把填充物注入脊骨，可丈人已八十三岁高寿，医院要求家属二十四小时陪护。于是我和妻子轮班，每天她守白天，我守晚上。
手术很成功，3月5日丈人出院，但生活仍无法完全自理，我和妻子继续轮流照顾。与此同时，我姐在广州不断催我回去。母亲的情况令人忧心，出院已经不可能了。
虽然丈人没有完全康复，但母亲的情况更危急，3月18日我赶回广州，她已经陷入昏迷。据我姐说，几天前母亲自己拔掉吊针，拒绝再输球蛋白和人血白蛋白。在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她向主治医师明确表达了放弃的意愿。护工告诉我们，母亲很坚忍，从头到尾没有喊过一句痛，不像别的癌症晚期病人。
3月20日下午2时30分，母亲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遵照她生前的意愿，遗体捐献给红十字会，作医疗教学和研究用途。
我对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其中有爱也有恨。我当然知道恨不好，但和爱一样，恨也不是理性思考后做出的选择，而是自然萌生的感情，我只能面对它、引导它，想办法化解它，在行为层面尽量减少它的影响，但不可能阻止它出现。过往属于我们的共同经历和回忆，以及所有秘密，如今只剩下我独自背负。一想到她已不在这个世上，我就感到难过和憎恨。奇怪的是，我不憎恨死，不觉得是死夺走了母亲。可能因为我清楚，生和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你不可能只要其中一面。但生总是先于死，它让我们无可避免地经受所有痛苦，再亮出自己的另外一面，所以它要负主要责任。假如在出生之前，我就具备今天的意识，并且允许我选择，那我一定选择不出生。可是当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已经被生下来了，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只有思考如何面对生，而不是该不该生。有时候我觉得，生命就像一块滚落山坡的石头，伴随着碰撞和痛苦，必定将瓦解和消失。可是它又携带着巨大的惯性，比如种种欲望、牵挂和执念，除非施加极强的反向力，否则很难主动地中止。所幸死从不缺席，它比生更公平和仁慈，最终将抚平所有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