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褚艳红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5期
从海外中国学的方法理路来讲，以理论建构见长的部分西方中国学正陷入中国论述解释力缺乏的困境。以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为例，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史学思潮从社会史到计量史学，再到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中国史研究成为杂糅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实验场。欧美史学理论的迭代转变影响着其中国研究模式的推陈出新，其建构的中国形象亦在虚实、真假之间纠葛不清，尤其体现在后现代史学影响下的欧美中国学作品中。比如，美国“新清史”研究将“帝国主义论”、边疆假说与后殖民主义等西方理论嫁接到中国研究中，得出了瓦解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谬论。世界中国学范式的革新，正是期冀从理论和事实层面回应海外中国学研究，解构西方中国学话语的必然规定性。
以海外中国学的观点而言，当下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叙事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失当。部分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出现偏谬，如因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产生的理性主义傲慢，对包括中医在内的诸多中华传统文化产生错误认知。由于史料滥用等因素，海外对中国问题的各种研究，陷入了自我言说的有限逻辑，造成论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海外部分关于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妇女史的研究等。如若国内学界紧跟西方的学术错解展开研究，无疑是对真实历史的不尊重。国外研究的种种偏误提示我们，亟需加入中国学者视角，对相关具体问题予以清晰恰当的诠释。就海外中国学的意识形态性而论，某种程度上，西方思维框架导致其研究陷入“汉学主义”误区。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因近现代中西历史的分流，西方中心论逐渐盛行，最终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叙事模式。例如，近现代西方传教士的汉学著作中充斥着“文明”与“野蛮”、“自我”和“他者”的表述，这种带有偏见的话语至今仍或隐或现地存于大量西方中国学论著中，成为其中国论述潜在的思维预设。若不对海外汉学的这种以文化无意识为典型特征的意识形态性进行批判研究，势必导致学术的自我殖民。
由此可见，部分西方中国学在理论架构、研究论调、价值判断上与中国历史难以契合，与中国当代发展亦有较大差距。如果理论研究中充斥着相对主义的主观执念和猜想假设，无视相对完整的来自中国的材料、实践、方法和智识，关于“中国”的基于学术理性的真切认知将无法达成。因而，建构中国研究的新型范式，就成为世界中国学的天然使命。世界中国学即以“中国研究”为导向，旨在以本土学术参与中国研究的世界对话，突破西方认知迷思和知识传统，形成关于中国研究的更完整、合乎人类情理的思维结构，实现在世界范围内就“中国研究”开展对话。
（原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学”》，摘自《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